基于模糊贴近度的产业集群模式选择——以合肥市为例

从长三角地区产业集群的发展情况来看,大致可以概括为三种集群发展模式：市场主导型、政府扶持型和强势政府型。分别选取温州、苏州和无锡作为这三种集群发展模式的代表,与合肥市作基于模糊贴近度的比较分析,通过计算结果发现,温州、无锡和合肥的贴近度较高,从而在合肥的产业集群发展模式选择上可借鉴温州模式和新苏南模式,并结合合肥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要进一步完善政府的服务职能,在明确界定产权的基础上,实施产业配套发展。     

中国产业集群的发展研究

产业集群的形成是一定区域的历史与现实、内在与外在、主观与客观、市场与政府等一系列相互交错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主导因素与驱动力量不同,集群的生成路径与发展模式各异。尽管产业集群有多种发展模式,但从产业集群的发展过程分析,市场力量和政府政策是其发展的关键因素。我国产业集群的发展受一般规律影响的同时,也有自己的特点。文章分析了我国产业集群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并提出了应对措施。     

基于产业集群的湖南城镇化发展模式研究

城市是产业积聚的直接结果,产业集群则是城市产生和发展的有效组织形式.本文以动力机制为标准将湖南产业集群分为原发型、嵌入型和政府主导型三类,进而探讨基于不同类型产业集群的三种城镇化模式.     

河南省物流产业集群模式及策略研究

近年来,河南省物流业呈现良好发展态势,但总体上还处于起步阶段,应以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为主,合理规划物流网络,发展区位物流产业集群,建立和完善法律法规,优化物流市场环境,引导发展第三方物流,注重物流集群思想普及和物流人才培养,积极促进河南省物流产业集群发展。     

长三角船舶产业集群发展模式与发展战略研究

中国船舶工业已经进入产业发展与产业集群密切相关阶段,对长三角船舶产业集群发展模式与发展战略研究是制定长三角船舶产业发展规划和区域协同发展战略的需要。本文通过对长三角船舶产业集群发展模式的研究,指出上海船舶产业集群属于政府推动型、江苏属于政府市场共同推动型、浙江属于市场自发成型。同时依据产业集群发展理论,对长三角造船业产业集群发展战略、长三角船舶产业集群错位竞争战略和长三角船舶配套业集群发展战略进行了研究。     

基于集群的产业共性技术创新载体：官产学研联盟

产业共性技术是产业集群技术升级和结构升级的基础,产业共性技术的特点决定了它的创新需要官、产、学、研之间的合作,官产学研联盟是产业共性技术合作创新的组织载体。官、产、学、研是不同的利益主体,它们之间利益的交集和优势的互补是形成战略联盟的前提和基础,它们之间的非线性相互作用形成了官产学研联盟的合作创新机制。官产学研联盟的合作创新模式主要有地方政府主导型、行业协会主导型、龙头企业主导型,合作创新模式的选择主要取决于集群结构和创新项目。     

产业集群形成模式探析——以青岛电子家电业为例

探索产业集群形成的模式,分析产业集群的发生条件与决定因素,对于创造产业集群的区域环境,利用产业集群优势提升城市经济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产业集群形成一般有三种模式,即市场创造模式、外商直接投资形成模式和内源型品牌企业带动模式。政府在内源型名牌企业带动产业集群模式形成中,发挥重要的推动和创造公平竞争环境的作用。企业正确的战略选择则是产业集群形成的关键和决定性因素。     

我国沿海地区农地规模经营模式比较

本文通过对我国沿海地区农地规模经营的几个典型模式的比较分析得出,根据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我国沿海地区农地规模经营可以分为政府或集体组织主导型模式、市场主导型模式以及政府与市场互补型模式。通过对不同模式的土地集中机制、规模经营主体、土地利用结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土地利用效率以及农民利益保障等方面的比较,可以看出,市场主导型模式是我国土地规模经营的长期必然选择。同时在农村实行土地规模经营还要同农村经济发展的多方面相结合,保证规模经营的长期稳定发展。     

政府在产业集群中的作用

产业集群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一个趋势,在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中,政府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在产业集群中应发挥的作用有:服务作用、设计规划作用、协调作用和引导作用。而且,在产业集群发展的不同阶段,政府的作用方式和重点不一样。     

现代旅游产业发展中的政府角色定位研究

实施政府主导型旅游发展战略是我国旅游发展的必然选择。但面对迅速发展的世界旅游市场和我国加入WTO之后的机遇和挑战,政府的主导行为日益显出其弊端。文章分析了政府主导型战略的产生以及在我国产生的必然性,对实施政府主导型旅游战略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合理界定了政府在现代旅游产业发展中的角色。     

产业结构调整、城镇化发展与政府政策

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及城镇化发展是在政府作用下发生的。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分权决定了地方政府根据各地方不同的资源禀赋采取不同的经济支持计划,导致了不同时期产业结构及城镇化发展的差异。研究表明,随着与中央政府关系的调整,在以1978年及1994年改革为分界点的不同时期,地方政府适应性地采取了不同政策,导致我国产业结构及城镇化水平发生了相应的变动。以三次产业产值比重及就业比重作为经济结构的度量指标,对1952年—2012年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验证了理论假说。因此,中央政府应当及时进行深入的财政体制改革,调整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使其政策有益于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及城镇化健康发展。     

当代西方主流会计模式比较及启示

按照各国产权基础、经济决策类型和宏观调控方式的差异,将西方主要国家的会计模式划分为社会市场经济的会计模式、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会计模式和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会计模式3种.通过对西方主流会计模式的比较和分析,可以得到一些有益于我国会计模式发展研究的启示.     

论政府的经济职能

政府的经济职能随经济社会发展而变化,不同时期不同经济体制下政府的经济职能不同,本文论述了政府经济职能的演变过程,分析了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与我国政府经济职能的差异性,最后从理论上阐明了当前我国政府在经济发展、环境保护中应发挥的经济职能。     

我国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主要模式研究——兼论福建省引导基金模式选择

引导基金可以通过杠杆作用撬动社会资金,共同投资高科技企业,从而帮助解决产业升级过程当中的资金瓶颈问题。比较分析当前我国引导基金的几类主流模式,并根据福建省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的特点,提出引导基金应主要参照地方政府与国开行共同设立的模式,在引导基金的建立过程当中,可以采用非法人制的组织形式。     

山东省林业产业集群发展模式及对策研究

林业产业集群是一个由生产要素系统、服务要素系统和环境要素系统组成的相互依赖、竞争与合作、共生共存的组织生态系统。其竞争优势来自于集群内部各要素主体间互动所产生的集聚效应、学习与创新效应、协同效应、网络效应等,发展林业产业集群是提高山东省林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山东省林业产业集群发展模式包括自然资源主导、龙头企业带动、工业园区依托、专业市场牵引、多种经营主导和森林旅游引导等多种类型。因为山东省各地资源特色不同,产业发展水平各异,在林业产业集群的培育中,要结合本地实际选择不同的发展模式及发展对策。     

公共物品属性下的我国个人信用体系研究

我国个人信用缺失的根本问题在于个人信用体系尚未建立。通过对我国个人信用体系的发展现状进行分析研究,结合对个人信用体系的公共物品属性的分析,得出我国个人信用体系的构建要采取政府主导、市场推动的模式,并提出通过政府的强制性制度变迁重建我国的个人信用体系。     

论政府诚信

政府诚信在社会诚信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由于我国目前正处于比较敏感的社会转型时期,政府守信尤显重要,政府行为如果失信于民,往往会导致政府权威性的丧失,乃至整个社会的失信。文章在分析政府诚信法理基础和我国政府诚信方面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我国政府诚信的具体路径:落实宪政理念,严格依法行政;转换政府职能,培养和壮大市民社会;建立政府信息公开制度。     

珠三角民营企业产业演进与集群化成长的机制研究

珠三角民营企业产业演进建立在高度发达的产业配套基础上,地方产业政策应该与集群内企业不同成长阶段特征相匹配,明确的主导产业政策能够为企业集群化成长提供稳定的制度保证和政策激励。随着民营企业的集群化成长,企业对本地政府服务的依赖性逐渐降低,而许多政府职能将逐渐被中介服务组织替代,各个企业成长阶段的机构融资环境都一般,融资服务已经不足以支持民营企业集群化成长的需要。     

中外互联网治理模式的演化路径

由于互联网发展水平及国家治理理念等方面的差异,当今世界各国的互联网治理模式也各有不同。尽管如此,在时间维度上,不同国家互联网治理模式的演化路径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复合和统分协和的特点,具体表现为：从非政府化的治理转向政府管控,再向多主体协同的治理模式转变;同时,不同时期各国采用的政策工具又有所不同,特别是在政府主导的互联网治理阶段,形成了以中国为代表的行政管理导向和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导向两种主要的实践路径。     

我国人大决策权的变迁与 决策权的制约监督

我国党和国家并行治理的“政治双轨制”在国家重大政策决策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决策模 式:党委创议-人大审议。这一决策模式在我国不同时期又有所差异,这一模式变迁的过程反映了当代 中国执政党与国家关系的变化。变迁过程既是观念的变革,体现了执政党领导人对民主政治的理解与对 党政关系认识的不断深化|也是制度的演进,使党中央、全国人大在重大事项决策权运行过程中的分工定 位渐趋明晰和稳定。历史的比较研究表明,我国社会发展状况与人大在这一决策模式中的地位存在明显 的正相关性。“党委创议-人大审议”决策模式确立了人大在国家重大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决策监督地位, 为党和国家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和法制化提供了制度保障。我国应进一步优化重大事项决策权的结构, 尤其要健全和完善人大决策审议权,在党委的创议权与人大的审议权之间建立有效的制约与协调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