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宋学 焉知清学——略论清初政治论对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发扬

清初士人的政治论是清代思想文化研究者莫不关注的论题,但以往的研究,少有沿波溯流,探求清初政治论的重要思想源头.本文从公私之辩、君臣、宰相、封建、明体适用五个方面,揭示清初政治论与宋儒政治文化的紧密联系,为清代思想文化史研究开拓新的视野.     

重新认识马克思封建社会原论

将秦至清的中国社会形态称之"封建社会",曾被认作"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结论.然而,通观马克思封建社会原论,尤其是马克思晚年的民族学笔记,便会发现,马克思反对将西欧历史模式作为普世规则套用于东方国家,认为中古世界是多途演进的,决非单线直进.马克思尖锐批评滥用"封建",认为非贵族式土地所有制与封建主义不相兼容,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与封建主义不相兼容.以马克思论封建的逻辑推断,周秦以下中国社会形态不宜称封建社会.     

清人论宋词绝句脞说

论词绝句是清代新出现的词学批评形式,其中以论宋词者数量最多、价值最高.清人的论宋词绝句以品评词人、赏析名句、歌咏本事为主要内容,其中有不少观点乃发词话之先.清人以散点透视与摘句褒贬为主要评词方式,又以提点推宕的结构成功解决了论词绝句中理性议论与感性诗意间的矛盾.这些论词绝句深含清人的词学思想,不仅对我们研究宋词具有启发意义,同时也是我们剖析清代词学思想的极好史料.     

清代文论对"味"的阐说

清代文论对"味"的阐说,主要体现在两大领域:一是诗论中对"味"的阐说;二是词论中对"味"的阐说.其内容,主要表现在三个维面:或对"味"作为文学审美之本予以标举,或对"味"的审美特征与要求进行探讨,或对"味"的创造与生成予以考察.清代文论对"味"的阐说,为我们更好地把握"味"这一审美范畴提供了平台.     

清代地方乡村治理的传统特征

乡村社会是清代国家的基础。封建国家两个最主要的追求:赋税和安宁,都落实在乡村。清代乡村的治理主要依靠这样几种权力和权威:以保甲制为载体的官权、基于血缘关系的族权、以对乡村知识的垄断而形成的绅权和源于皇权的封建教化权。在上述诸权的合治下,民生低下,民权被严重压抑以至于基本不存在。这一切构成了清代乡村治理的传统特征。     

清代湖南婚姻礼仪消费及特点

清代湖南的婚姻礼仪消费表现出逾越礼制性、奢侈性和婚嫁论财性等特征。清代湖南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形成当地婚礼消费特征的物质基础,当时全国流行的奢靡风气则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封建政府重农抑商的政策则起到了导向作用。研究清代湖南婚姻消费现象,对现代社会也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三言”与庄子象思维

由于言不尽意,古人观物取"象",立"象"尽意,得意忘"象".庄子以"三言"敞开了一个无比丰富的"象"世界.寓言"藉外论之",以虚构和传说之"象"来阐发义理;重言借古喻今,通过历史人物以"象"言"道";卮言"和以天倪",以不停运转回旋之"象"来"得其环中".庄子以"象"言事,借事寄意,实为象思维之集大成者.     

钱穆、余英时对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

钱穆认为清代经史之学从宋明性理之学发展而来,他对乾嘉经学考据多有批评;余英时指出,学术思想从宋明到清代发展,是由"尊德性"向"道问学"的转变。钱穆论清代学术思想,多结合政治、社会等各方面因素综合考察;余英时则以"内在理路"的研究路径来解释清代学术思想流变。在清代学术史领域,钱穆、余英时的研究有着重要地位。     

诗钟与科举之关系及其对清代台湾文学的影响

诗钟是封建科举制度的产物,诗钟活动中的诸多环节就是参照封建科举取士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式建立起来的;它反过来又影响科举,助长了人们梦幻科场、热衷科名的社会心理与社会风气.二者相互推助,共同促进,最终影响到清代文学特别是清代台湾文学的整体风貌.清末,诗钟一经传入台湾,便得到台湾文士的热情欢迎,迅速传布全岛,占据台湾诗坛的主流地位,使得台湾诗风为之一变,从而进入了一个"击钵联吟"的创作时代,并为日据后台湾诗坛的复苏提供了契机.     

清末民初学人"封建观"论析

黄遵宪、梁启超、严复、章太炎、孙中山代表了清末民初先进的中国人的封建观.他们论"封建",遵循概念演化的合理路线--坚持古今义的既因且革,中西义的兼容并包.如此重构再造之新名"封建",其内涵为贵族政治、领主经济,外延指殷周制度,也涵盖欧洲中世纪、日本中世及近世的同类制,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形态的共名.这种封建观较好地实现了概念演化继承性与变异性的统一,又初步达成中国传统史学概念与西方史学概念的通约与整合.然而,清民之际的论者,未能全方位考察社会形态,尤其缺乏经济的、社会结构的分析,故其"封建"观在理论上尚显单弱,不足以抗御后来兴起的强势的泛化封建观的挑战,故在20世纪30年代以降,逐渐隐退于主流之外,然其蕴藏的合理精义,值得我辈认真体味.     

清代诗学理论批评视野中的诗气论

清代诗学理论批评视野中的诗气论,主要体现在三个维面:一是对"气"作为诗歌之本的标树,二是对诗气审美特征与要求的探讨,三是从创作角度对诗气的考察.上述三方面,最终展开了诗气之论,使古典诗气论在多维空间面上得到了拓展、充实、深化与完善.     

清代杜诗批评的新变——以翁方纲为中心

翁方纲是清代重要的杜诗学家,又是乾嘉年间"四大书家"之一。他深谙诗歌和书法艺术的相通之理,在书学视域下观照杜甫诗歌,首次大量借鉴书学术语批评杜诗:以自然天成、质厚古朴论杜诗的艺术风格;以向背、虚实等论杜诗的章法结构;以圆笔、勒笔、提空之笔等论杜诗的艺术技巧。这种独具特色的杜诗批评理论系统,对于清代杜诗学批评方法的创新有重要意义,体现出乾嘉年间杜诗学与书学交融的新特色。     

格调论视阈中的杜诗"正变"论——兼及对明清格调论思维模式的考察

"正变"论格调论是最为核心的理论命题,它决定着一个作家品第的高下优劣.杜诗"正变"一直是明清格调论关注的焦点,明代格调论从伸"正"诎"变"的视角出发,将杜甫置于"大家"之尴尬地位;清代格调论则从杜甫人格与诗格的多维标举中,圆满地解决了杜诗"正"与"变"的问题.杜诗"正变"具有重要的诗学要义,它体现了明清格调论不同的思维模式,反映了明清格调派唐诗观的发展演变和审美观念的时代变迁.     

清代论词绝句的运用类型

清代论词绝句的运用类型主要体现在两种形式中:一是在题名中未直接标示的论词绝句;二是在题名中直接标示的论词绝句.陈聂恒、汪筠、李其永、吴孟鋗、周之琦、程恩泽、高旭等大多运用第一类型的论词绝句;而郑方坤、江昱、沈初、朱小岑、王僧保、沈道宽、宋翔凤、谭莹、冯煦、潘飞声、高旭等则主要运用后一类型的论词绝句;也有两种类型均有者,如厉鹗、高旭等.清代论词绝句的这两种形式,共构出我国古代论词绝句的主体骨架,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     

清代礼学研究的特点

清代以来,移风易俗成为儒者的新使命。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礼学逐渐兴起,并迅速以狂飚之势披靡天下,挑战程朱理学。清代礼学的研究以考证为基础,以经世为目标,体现出考经求礼、循器明礼、以情释礼、因事研礼的特点。礼学家们藉考证以明礼意、达人情、经世用,使礼学在清代达到了一个鼎盛的局面。     

简论宋季遗民词对清代三大词派的影响

宋季遗民词将艺术手法与思想内涵完美结合,在唐宋词史上涂下浓墨重彩一笔,对清代词学亦产生重要影响。清代词坛三大主要流派即阳羡词派、浙西词派、常州词派,他们不论是理论批评上还是艺术创作上都受到过宋季遗民词的影响,但其侧重点却各不相同。清代三大词派在对宋季遗民词的接受过程中,或是注重作品的思想内容,或是倾向艺术手法的借鉴,或是推扬其思想理论,各取所需,借石攻玉,宋季遗民词对清代词学的发展建构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史学研究的重大成果——读冯天瑜教授新著《"封建"考论》

对于生活在大陆的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没有不知道和未使用过"封建"一词的,如称秦汉至明清的两千多年社会为"封建社会",称各种落后、腐朽、反动的制度、思想、习惯乃至人物为"封建专制""封建阶级""封建帝王""封建官僚""封建军阀""封建文人""封建思想""封建意识""封建迷信""封建愚昧""封建糟粕""封建头脑""封建礼教""封建婚姻""封建习俗"……然而武汉大学冯天瑜教授在其新著《"封建"考论》一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2月出版)中对此提出了质疑,他指出:"封建"本义为"封土建国""封爵建藩",古来汉字文化圈诸国如中国、朝鲜、日本、越南等都在此义上使用"封建"一词,并展开"封建论".     

诗钟与科举及其对清代台湾文学的影响

诗钟是封建科举制度的产物。诗钟活动中的诸多环节都是参照封建科举取士的一系列程式建立起来的;它反过来又影响科举,助长了人们梦幻科场、热衷科名的社会心理与社会风气。二者相互推助,共同促进,最终影响到清代文学特别是清代台湾文学的整体风貌。清代末年,诗钟一经传入台湾,便得到台湾文士的热情欢迎,迅速传布全岛,占据台湾诗坛的主流地位,使得台湾诗风为之一变,从而进入了一个"击钵联吟"的创作时代,并为日据后台湾诗坛的复苏提供了契机。     

法家学派政治心理问题研究

法家所设计和缔造的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体,从秦一直沿用到清代.历代封建王朝一面标榜儒学,一面又不得不暗中推行法家的治国之术,即所谓的"外儒内法"、"明倡儒经,暗行法术".可以说,中国两千年的封建政治思想,实质就是法家政治思想的延续和发展.政治思想是政治心理的系统化和理论化体现,本文通过对法家主要代表人物政治思想的研究,试图揭示法家政治思想提出和阐发的动机.     

试论清代杜诗未刊评点序跋的理论价值

清代杜诗未刊评点序跋是稀见的杜诗学文献,蕴含丰富的诗学理论。杜注论方面,反思"千家注杜"所存在的过度阐释与注释讹误,认为"诗有待注而豁然者,有不须注而渊然、一落注而反索然者"。编年论方面,肯定编年乃"知人论世之要诀",又认为编年"不可泥信者亦多"。渊源论方面,切论杜诗"导源风雅"、"兼收博采",又详析杜甫诗论俱本《文赋》的诗学渊源。创作论方面,强调作诗以"学"始,以"悟"终,认为"选诗与看诗异,看诗与作诗异"。鉴赏论方面,视诗歌为"灵物"、"高物"、"深物",强调"惟癖则所研入深,所领略独"。这些理论真实再现了杜诗经典化、理论化进程的原始面貌,也凸显了清代学者杜诗批阅的实践感悟与理论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