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十三行:清代封建外贸制度的牺牲品

广州十三行是清代封建外贸制度下形成的商业资本集团。他们仰仗清政府授予的某些特权,垄断广州的对外贸易,并成为清政府管理和约束外商的媒介和工具。但是,行商在实际的经营中,既得不到国家的支持,又没有法制上的保障,故经常因拖欠外商债务而被课以重罚。加之清政府的多方敲诈勒索,不少行商逃脱不了破产的命运,成为清代封建外贸制度的牺牲品。     

清代论诗诗的新貌

论诗诗发展到清代大为兴盛,清人在杜甫和元好问的基础上踵事增华,在内容和形式方面多有新创,形成了多彩多姿的风貌。前者如论诗话、论闺秀、论域外,后者如诗加注文和诗加序文。这些新拓展,对扩大论诗诗的内涵,弥补其形式上的不足,皆有重要意义。     

清代宗族族长述论

清代宗族族长及其助手由遴选法产生,与宗子制的继承大不相同,其出任与否以及能否久任,没有自主权,甚至会被免职,因而权威不会太高;族长及其助手的行事,应以族规、祖训为准则,又受族人会议的制约,权力有限,族长需要与族人会议密切结合,才能够很好地领导族人进行祭祖、修祠、修坟、修谱、处理族人纠纷等事务。宗族为光大门庭,提高社会地位,遴选有才德的族人担任族长,要求其振兴族务、遵法自律,当然不乐于恶劣族长的出现,在这种条件下,族长一般应该能够持正主理族务,而作恶多端,以至致死族人者为不常见现象;作为血缘群体的宗族,有其宗法性,族长因有专制的因素;清末,在极少数宗族中出现选举制、议会制的"族会",实行民主管理原则,是宗族组织的新形式,表明宗族制和族长性能在演变,族长的宗法成分几乎消失殆尽,惟是此类宗族极少,只能反映宗族演变的趋势。     

清代论词绝句的运用类型

清代论词绝句的运用类型主要体现在两种形式中:一是在题名中未直接标示的论词绝句;二是在题名中直接标示的论词绝句.陈聂恒、汪筠、李其永、吴孟鋗、周之琦、程恩泽、高旭等大多运用第一类型的论词绝句;而郑方坤、江昱、沈初、朱小岑、王僧保、沈道宽、宋翔凤、谭莹、冯煦、潘飞声、高旭等则主要运用后一类型的论词绝句;也有两种类型均有者,如厉鹗、高旭等.清代论词绝句的这两种形式,共构出我国古代论词绝句的主体骨架,呈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     

论清代女诗人生成的文化环境

清代女性诗歌创作十分繁盛,胡文楷在<历代妇女著作考>中称清代女性诗文集"超轶前代,数逾三千",其繁盛的原因,过去多从社会的相对稳定、经济的繁荣、教育的发展等因素进行探讨,这无疑是正确的.而从女诗人生成的文化环境这一新的视角进行阐释,或许更符合文学发展的内部规律.     

清代以前狐妻故事之流变及其文化意蕴

清代以前，狐妻故事的流变情形光怪陆离。涂山神话作为最早的原型，对故事的影响力远不及稍晚的纯狐传说，后者艳邪的理念诱发出“狐妻害夫败家”的主流情节。随着士人文化逐渐发达，文人情趣的介入更为故事增添了新的风雅元素。故事丰厚的发展实绩里蕴藏着时代性的民俗与性别文化，其得失正为后代的同类者提供了重要借鉴。     

论词绝句在清代的运用与发展

清代论词绝句的运用历程,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清代初期为论词绝句的最初凸现与内在演变时期,清代中期为论词绝句的正式称名与创作繁盛时期,清代后期为论词绝句的多维展开与深化完善时期。清代词论家们从不同的方面,将富于民族特色的论词绝句进行了不断拓展运用与深化完善。     

清代论词绝句的词史观念及价值

清代论词绝句组诗是一种特殊的词论类型.不少论词绝句组诗系统地评论历代词人,包含着对于词史及相关问题的见解,体现了论者的词史观.从词史的角度看,清人的论词绝句有词通史、唐宋词史、当代词史、地方词史、女性词史等不同内容.论词绝句特别注意在词史上曾经产生重要影响的大词人,如李白、温庭筠、李后主、苏轼、周邦彦、辛弃疾、姜夔、张炎、元好问、杨慎、朱彝尊等.清人论词绝句通过对个体词人的评论,对词史发展嬗变的关键环节发表自己的看法,体现了对词史演进历程的把握.     

清代长沙商业初探

在传统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环境下,清代长沙的商业显著发展。诞生了一批享有盛誉的特色商品。同时,在晚清社会经济转型期,长沙的商业也出现了近代化的发展,成为两湖地区、长江中游一个重要的商业区域。为湖南在中国近现代时期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清代赋论“禁体”说

在中国古代赋学理论批评史上,至清人赋论始大量出现＂禁体＂之说,内涵赋体创作的禁忌与戒律,观其思维方法,乃以反彰正,即以＂禁体＂为＂尊体＂,对赋作提出规范化要求。而考察清人赋论禁体说的由来,又源自唐宋以来的科举考赋制度,以及其＂时赋＂（考场律赋）的流行,只是清人受古文词禁的影响,对赋体的要求不仅＂以古为时＂（以古赋指导时赋）,而且＂因时为古＂（以时赋批评衡量古赋）,并树立起以翰苑馆阁赋为代表的原古、尊唐而尚时的赋学典范。     

科举考试与独尊儒术封建文化的互动关系

按照历史发展的脉络,以对不同时期科举考试产生、发展的轨迹和独尊儒术封建文化演变过程的描述为经,以对科举考试的内容和相关制度与独尊儒术封建文化内在关联的考察为纬,展现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一互动关系就是科举制度渊源并植根于独尊儒术封建文化的土壤,而料举制度的发展变化,又对独尊儒术的封建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同时发挥了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作用。     

清代则例初探

清代则例是清史研究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史料,通过与会典的对比,归纳了则例的两大突出特点,并据此指出利用则例进行清史研究时应注意的问题。     

清末民初学人"封建观"论析

黄遵宪、梁启超、严复、章太炎、孙中山代表了清末民初先进的中国人的封建观.他们论"封建",遵循概念演化的合理路线--坚持古今义的既因且革,中西义的兼容并包.如此重构再造之新名"封建",其内涵为贵族政治、领主经济,外延指殷周制度,也涵盖欧洲中世纪、日本中世及近世的同类制,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形态的共名.这种封建观较好地实现了概念演化继承性与变异性的统一,又初步达成中国传统史学概念与西方史学概念的通约与整合.然而,清民之际的论者,未能全方位考察社会形态,尤其缺乏经济的、社会结构的分析,故其"封建"观在理论上尚显单弱,不足以抗御后来兴起的强势的泛化封建观的挑战,故在20世纪30年代以降,逐渐隐退于主流之外,然其蕴藏的合理精义,值得我辈认真体味.     

绛求浙桂封建伦理道德观初探

在奴隶制向封建制的社会转型中,作为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内容之一,封建伦理道德体系的形成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绛求浙桂是这一时期西藏朗氏家族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提出了一整套与当时西藏社会转型相适应的封建伦理道德思想,促成了西藏封建伦理道德体系的形成。本文利用大量藏文文献,对绛求浙桂的封建伦理道德观进行初步研究。     

清代地方民事诉讼程序初探

在我国清代的实际审判过程中,已开始区分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但在其基本律典——《大清律例》中,对民事诉讼的规定颇为匮乏。司法实践中大量遵循的是各地州县官在纵向的传承与横向的交流中形成的诉讼惯例。清代州县官对民事案件的审理是正式的审判,在民事诉讼程序中包含起诉与受理,堂审前的准备,堂审和判决这些基本程序,相比较前期封建法制,已经具备了近代民事诉讼程序的雏形。     

论清代士人丁忧期间的学术文化活动

清代士人在参加科举或做官之后,不少人会经历父母丧亡的人生变故。由于受儒家孝文化的影响,汉代以来士人丁忧期间要居家守丧,不能考试、做官、交游、娱乐,加之受清代前期社会风气、学术潮流的影响,很多清代士人在丁忧期间集中精力从事学术研究。在礼学研究、历史考证等方面,成就尤为突出,在文学创作、讲学、课蒙、编刻书籍等方面的活动,也多与平时有所差异。     

论传媒文化在清代文化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

清代前后期传媒文化的性质不同,它在清代文化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不同。清代前中期,传媒文化发展到了中国古代传媒文化的顶峰和熟烂阶段,但在整个社会文化结构中的地位尚不显著。传媒文化在为清帝国政治大一统提供必要的信息保障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沦为思想和文化专制的工具。清末,传媒文化实现了向近代化的飞跃,其在社会文化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亦迥异于前,创造了独立于官方的强大话语体系,进而形成传媒文化与传统主流文化相并峙的局面。传媒文化打破了单纯作为载体文化的功用和范畴,直接参与到清末新文化的创造工程中,促成了文化的大众化趋势,亦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     

泛化“封建”观有悖马克思的封建论

冯天瑜认为,将周秦之际至清中叶的两千多年中国社会称之“封建社会”,曾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结论,并长期得以沿用;然而,认真研读马、恩论著,尤其是马克思晚年的民族学笔记,便会发现,这种看法其实是一种误解。将秦汉至明清称“封建社会”的泛化封建观,是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封建社会原论相悖的。陈启云认为,传统中国究竟是属于“封建型”抑或是“大一统”、“专制”、“独裁”型,如果从“范畴理论”而言,这两者是绝不相容的;但从“历史事实”而言,这两者却常常是并存的——有时是先后轮转(如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多数情况下是同时并存(如西周、战国、秦汉、隋唐、辽金元)。张国刚认为,我们在看到历史的差异性和各自特色的同时,也要认识到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同一性,所以,关于历史阶段划分,既可以用唯物史观的标准,把中国的中世纪叫做封建社会;也可以按照生产力发展水平,用上古、中古、近代来划分;还可以用时序如史前、族邦、皇权、共和等概念来划分历史阶段,使国内外学者能够在学术上做到沟通和理解。许苏民认为,冯天瑜提出的关于自秦迄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宗法地主专制社会”或“地主社会”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与经济之统一的标准,自秦迄清中国社会性质实际上是皇权官僚专制社会。     

宋代科举考试与独尊儒术封建文化的关系

宋初统治者鉴于五代时期武将权重而导致皇权频繁更迭的历史教训 ,为重振伦常纲纪 ,强化集权统治 ,采取了一系列抑武扬文的政策 ,其核心便是重文教科举 ,尊封建儒术。此间 ,一些有识之士试图通过将科考内容的革新 ,密切科举考试与儒学经义、儒家思想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关系。其结果 ,不仅促进了入仕学子们对儒家经典做深一步的阐释 ,使绵延千余年的儒学得以弘扬光大 ,客观上也为统治者进行政治、经济等各项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清代南京救生事业初探

嘉庆年间,南京出现了由民间士绅创办的救生局来负责江面救生。同治四年,在官方扶持下,士绅主持的救生局再次恢复运作。救生局组织结构上有董事、司事、红船水手、管账会计等人员构成。救生局处理工作主要包括规范江面船户运营行为、江河救生、掩埋无名的倒斃浮尸等。救生局经费主要源自洲产田产、房产经营、余银发典以及上新河木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