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提升文物考古工作的突破口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部门及文化部门对考古工作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重视,经过相关部门积极地开展工作,我国的文物考古工作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和突破,文物考古工作盛况空前.但是,在进行文物考古工作的同时,也对部分考古资料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损坏,影响了文物的探索研究.因此,文物考古工作必须严格按照文物考古工作标准进行开展,小心挖掘谨慎保存,保证我国文物考古工作的顺利进行.     

沙·马合木·楚剌思《编年史》

Ο.Φ.阿基穆什金在沙·马合木·楚刺思《编年史》的出版《前言》中指出:“《编年史》中的蒙古国历史资料,其实基本上也象整部著作一样,实际上至今还在研究东突厥斯坦的史学家的视野之外,同样也在研究与其相邻的中亚、吉尔吉斯和哈萨克斯坦各民族的史学家的视野之外。”①确实如此,因为这部《编年史》唯一传世的抄本②在1913年才发现于塔什干巴基-江-巴依的私人藏书中,1915年《考古爱好者突厥斯坦小组成员报道和会议记     

浅谈提升文物考古工作的突破口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部门及文化部门对考古工作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重视,经过相关部门积极地开展工作,我国的文物考古工作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和突破,文物考古工作盛况空前。但是,在进行文物考古工作的同时,也对部分考古资料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损坏,影响了文物的探索研究。因此,文物考古工作必须严格按照文物考古工作标准进行开展,小心挖掘谨慎保存,保证我国文物考古工作的顺利进行。     

并入俄国后的远东(黑龙江流域·滨海边区·库页岛)民族(17～20世纪)

17世纪,即在黑龙江沿岸地区和部分滨海边区并入俄国版图之后,在“俄罗斯新土地发现者”们的公文和记录中,逐渐出现了远东(黑龙江流域、滨海边区、库页岛等地,下同)民族的名称:久切尔人、纳特基人、阿枪人、果尔季克人、隆基人和基立亚克人等等。这就足以说明,当时这一地区的民族成分是相当复杂的。后来,通过民族学家什连克、А·М·佐洛塔廖夫、多尔基赫等人的考证判明,久切尔人、纳特基人、阿枪人、果     

中国中亚文化研究协会1988年兰州会议侧记

兰州九月,秋高气爽,全国各地的四十余名学者,聚会于皋兰山下,中国中亚文化研究协会1988年学术讨论会于9月20日在西北民族学院正式开幕.中亚学是一门国际性学科,是国外东方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我国关于中亚的历史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的《穆天子传》和《山海经》诸书,从《史记·大宛列传》到历代正史中的《西域传》,以至众多的游记、行纪,构成了中亚学研究的汉文献资料系列,一直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注意.而我国中亚学的研究,始于晚清(十九世纪初)“西北学”的兴起.但总的说来,一个多世纪的中亚学研究尚处于拓荒阶段,不免于零星,片断,深度、广度均显不足.直到近年来,特别是1979年中国中亚文化研究协会成立以后,我国的中亚学研究才有了长足发展.它与日渐活跃的敦煌吐鲁番学研究,丝绸之路与中外关系史研究,边疆史地研究,突厥学、藏学、蒙古学以及西北少数民族的研究同步前进,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一系     

苏联学者麦德维杰夫论北方女真文化

女真文化在苏联远东南部考古文化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几十年来,这一文化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苏联学者。女真考古学的不断发展和进步,必将大大地推动苏联学术界的女真学研究。要知道,女真考古同东亚通古斯满语民族的民族起源、政治历史、社会经济、国家组织、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等问题的研究是密不可分的。早在上个世纪,第一批俄国学者卡法罗夫、布塞、克罗波特金等人以及后来的苏联学者阿尔谢尼耶夫、费多罗夫等等即已进行了一系列的学术尝试,他们试图将有关的文献史料同现今苏联远东地区一些具体的中世纪考古遗存有机地结合起来。     

纪念乔·戴·克勒什的国际藏学讨论会

1976年9月24—30日,在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马特劳弗伊乌莱德市)举行了纪念著名的匈牙利东方学家和旅行家乔·戴·克勒什(约1790—1842)的国际讨论会。这次会议是由匈牙利科学院和匈牙利乔·戴·克勒什东方学家协会组织的,它实际上是研究西藏和中亚的东方学家的第一次国际集会。参加这次讨论会的有来自十四个国家(匈牙     

西藏文物考古事业的历史性转折--为西藏自治区成立40周年而作

本文从学术史的角度回顾了西藏文物考古事业发展的历程,认为西藏自治区的成立,使西藏的文物考古工作真正走上了科学发展的道路,构建起了西藏地面与地下文物的工作体系,开始形成一支专业学术队伍,在若干有关西藏古代文明的重大学术问题上,无论在工作的数量和质量上都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从此结束了旧西藏文物考古工作处于"零状态"的局面,西藏的文物考古事业正在迎来一个历史性的伟大转折.     

驻马店二里头文化探索

夏王朝是我国最早出现的奴隶制国家,约在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16世纪之间.它的建立,标志着数百万年原始社会的结束,数千年阶级社会的开始,这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由于有关夏王朝的文献资料相当匮乏,因此,考古学的作用就更加突出了.在考古学界,二里头文化乃夏文化的观点已得到认同,近年来,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逐步开展,驻马店地区也陆续发现了一批二里头文化遗址,二里头考古工作取得了令人称赞的成绩:廓清了遗址的实有范围,找到二里头文化分布的东南部边缘,出土了一大批精美文物,本文拟根据考古资料对驻马店地区的夏文化进行探索.     

牦牛青铜器与牦牛文化

1973年在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哈溪镇出土了我国第一件重达80公斤的牦牛青铜器.1990年这件牦牛青铜器被国家文物局鉴定为国宝级文物.本文以较翔实的历史资料和民族学资料为佐证,结合藏族历史、宗教文化等对这件民族文物的考古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进行了探讨和研究;揭示出青铜牦牛与藏族的图腾崇拜、历史习俗以及宗教信仰之间的渊源关系.     

约·雅·巴霍芬

约翰·雅科布·巴霍芬(1815～1887),瑞士法学家,希腊、罗马古代社会学者,人类学家。巴霍芬出生于巴塞尔一个富贵家族,该家族自18世纪初就从事丝织业,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这些财富给巴霍芬提供了进行独立研究的财政条件。1834年,他从预科毕业后,先后在巴塞尔、柏林和格丁根大学进行学习和研究。他的兴趣在古典文献和法学方面。巴霍芬在柏林时,弗雷德里希·范·     

CAD和3D打印技术在文物考古中的应用研究

如今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计算机辅助设计技术(CAD)和3D打印技术已经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技术革新和成就,而且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被广泛应用于建筑业、制造业、医疗行业等众多领域当中,并且正在向其他行业不断拓展,其中文化行业也不断普及,应用前景一片光明.但就目前CAD和3D打印技在文物考古领域应用的现状来看,仍然存在部分技术障碍,需要进一步分析和研究,从而更好地帮助文物考古术保护和修复文物,更好地实现文物的数字化处理和快速成型,更好地保护我国文物,保护我国优秀文化传统和文化物质结晶.为此,本文将重点分析和研究CAD和3D打印技术在文物考古中的应用问题.     

伊斯兰化前的中亚史研究现状(上)

语言的多样性是目前研究中亚史的最大障碍。十九世纪以来,在活跃的中亚史学界中有显著成就的都是精通多种语言的学者,其中最著名的是已故的伯希和。今年(1979年)在巴黎举行了盛大的学术讨论会以纪念他诞辰一百周年。伯希和广泛地涉猎了最重要的汉文史料,并且运用突厥文、蒙文、藏文、焉耆—龟兹文、梵文、普拉克里特文、波斯文、阿拉伯文、拉丁文等史料,写出了关于伊斯兰化以前的中亚史的大量研究著作,这些辉煌成果至今仍有价值[附记1]。堪与伯希和匹敌的著名的中亚史专家还有俄国的巴托尔德(W·W·     

郭里木吐蕃墓葬棺板画研究

目前关于吐蕃时期吐蕃人的绘画资料,存世较少,除了敦煌石窟中吐蕃人的绘画资料外,尚有断代在9世纪前后的吐蕃风格的绢画,以及遗留在中亚和青藏地区的部分岩刻画.有鉴于此,青海都兰以及海西吐蕃墓葬中的棺板画即是吐蕃时期珍贵的绘画资料.本文利用考古发掘的第一手资料,对青海郭里木吐蕃墓葬棺板画的内容和题材进行了详细考证.证明这一时期的吐蕃绘画风格深受中原地区和中亚、西亚地区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风格,在整个藏族绘画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西藏史前时代的重大考古发现 曲贡遗址管见

<正>1984年11月的一天，西藏自治区文管会的考古学者更堆，正在位于拉萨西郊的曲贡村进行文物普查工作。在村边一处台地，细心的更堆发现了一些陶器和石器的残片，多年的职业训练让他立即意识到这里很可能是一处早期人类生活的遗址所在地。1989年夏天，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边疆考古中心主任的王仁湘进藏考察，更堆将几年前的这一重要发现告诉了他。1990年，考古队进入现场，对这处深埋在高原腹地的史前遗址展开首次考古发掘，由此揭开了曲贡遗址的神秘面纱，一举成为西藏史前时代的重大考古发现。     

古水水电站西藏境内淹没区考古调查简报

文章介绍了2006年由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组成的联合考古工作队对古水水电站西藏境内淹没区进行的考古调查工作情况,工作队在芒康县木许、纳西、曲孜卡3乡的澜沧江流域共调查了11处文物点,这些文物点既有史前聚落遗址、吐蕃部落时期的石棺墓,也有吐蕃政权时期的石刻造像及其之后的藏传佛教寺院等.文章对此次调查中发现、确认的吐蕃政权及其之前的文物点作了重点介绍,这些文物点不仅对藏东地区古代文明的历史进程,而且对川、滇、藏各民族的古代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交流的研究,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实物资料.     

《苏联蒙古学(1917——1987)》

1919年出版的В·Л·科特维奇(КотвцчВ·Л)撰写的关于同厄鲁特人关系的俄国档案文献,是苏维埃时期发表的关于蒙古近代史研究中的早期著作之一.作者在他的文章中指出,研究蒙古史,特别是研究厄鲁特人史,必须比较完整地使用俄国档案文献,以便同中国、满州和蒙古的史料进行比较分析.他还认为,如果不利用俄国档案文献资料,就不可能描绘出蒙古人历史发展的正确蓝图.同时,В·Л·科特维奇这一结论,在苏联学者的后来著作中,特别是在И·Я·兹拉特金(И·Я·Златкин)的著名著作《准噶尔汗国史》一书中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关于这本著作,在下文中继续讨论.     

浅析中国台湾热兰遮城出土的陶瓷器背后的17世纪中西方贸易

2003年,台南市政府委托台湾国立成功大学对台南安平古堡进行了一次考古发掘,此次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的中外陶瓷器,来源涵盖了欧洲、东亚以及东南亚三个地区。本文通过此次出土的陶瓷器,简单探究中国台湾在荷西时代、明郑时代作为中外贸易中转站的角色和地位。     

从考古文物看大理国时期经济发展状况

随着我国考古事业不断发展,对于大理国时期云南地区的经济发展状态,有了更加详实的推测,并在原有历史史料证据基础上,得到了考古资料的证实.根据历史史料和考古文物发现分析,大理国时期云南地区经济发展较为迅速,相比南诏时期,在农业、商业、手工业等方面,得到了有效的提高和发展.另外,在洱海、滇池等政治、经济中心区域,少数技术可与同期中原地区发展水平相媲美,甚至犹有过之,彰显了古代云南先民的智慧.     

论广西文物保护技术的发展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广西文物工作者经过五十多年的考古发掘和文物调查,出土和征集了大量文物,确定了许多文物点和保护单位,取得了可喜成绩。广西在文物保护技术方面做了一定工作,但与全国先进省市相比,保护技术发展水平明显滞后。要使广西文物保护技术在二十一世纪初达到全国先进水平,就要正视广西文物保护技术现状,找出存在问题和潜在优势,采取有效措施,使广西文物保护技术得到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