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庄－明遗民诗学理论的杰出代表

归庄作为明遗民中的志士,其诗学思想可作为明遗民诗学理论的代表.他发展了"发愤著书"的传统思想,突出强调亡国时代的"大不幸";主张以人存诗,人品胜于诗品,特别推重遗民气节;他对诗歌创作的"兴会"、"江山之助"的阐释,也带有鲜明的遗民色彩.以归庄为代表的明遗民诗学理论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真诗"的探寻:清初明遗民诗论

针对墐钱木偶盛行的诗坛现状,清初遗民诗人接续前人的求索精神,重提"真诗".真诗的要义,从诗人主观方面来说,就是诗要有"真性情",要"有诸己而后出",在这方面,他们不仅继承明末公安、竞陵派的合理成分,也弥补二者的严重不足,不仅正确地找到真性情之源,也辨证地提出既发愤抒情又苦吟锤炼的性情表现观;从客观方面来说,就是诗要发挥和承担当代史的功能和责任,在传统的"以诗证史"之外,创造性地提出"以诗补史"、"以诗正史"、"以心为史"等新说.清初明遗民诗论多方面发展前人,扳正时弊,突破官方诗教的羁縻,既是解读曾经极盛的遗民诗的一个内在因素,自身也是一笔重要理论遗产.     

论归庄诗的主题取向与审美情趣

清初遗民诗人中，归庄以其孤傲苍凉的呐喊，为我们留下了一位不合作者在天崩地解的特殊时代，在孤独凄凉的人生境遇中顽强拼搏的心灵轨迹。归庄诗风以明亡为界，前后两期变化明显；前期淡雅明快，后期意辞酸苦。而诗人独特审美情趣的形成，又与一定的诗学渊源有着密切的联系。     

清初关中遗民诗人孙枝蔚的交游与创作

清初关中遗民诗群中存诗量最大的诗人是孙枝蔚,但由于历史所造成的误解,许多人将他从遗民的行列中拉出来了。其实,孙枝蔚不仅是遗民,而且创作了大量极具认识价值的遗民诗,其创作风格也体现出关中遗民诗群创作的总体特征。     

清初山左遗民诗人黄培及其诗歌创作

黄培是清初山左即墨遗民诗人,他的诗歌贯注着浓郁的怀明反清的精神,充满富有个性色彩的峭劲不平之气,其慷慨悲壮,大胆直切,在清初山东遗民诗界独树一帜,其宗唐学杜的创作则体现了山左遗民诗人共同的诗学风尚。     

唱和诗：清初甬上遗民诗人社会空间的文学标记——李邺嗣唱和诗创作及其理论探析

李邺嗣是明末清初浙东学派的重要人物和著名遗民诗人,与黄宗羲亦师亦友,交往密切。特殊的时代和丰富的诗歌唱和活动,使李邺嗣对唱和诗的功能有深刻的认识,他强调诗歌唱和的重要性,以“由是知古今诗家,故未有单行者也”为立足点,使诗歌唱和成为甬上遗民诗人构建自我生存空间和获得精神欢娱的独特方式。他提倡的“群”与“和”的诗歌理念,不仅是其唱和诗创作实践的心灵指导,也是他作为遗民诗人社会生存方式的文学表现     

清初"江左三大家"降臣诗群探论

清初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抟成一个降臣诗群。"江左"诗群的文学业绩,与表现时代强音的遗民诗人相交汇,奏响了清初诗歌的"主旋律",带动文坛风气的转变,是明清诗派消长、风会转移的一大关键,并影响着清代诗歌的走向和进程,为清诗超元越明、取得斐然成绩奠定基石。     

余怀对杜甫诗歌的接受研究

作为经历明清鼎革的文人,余怀的诗歌带有鲜明的故国之思和哀婉沉痛的风格。其诗取法杜甫,有明显的杜诗特色。本文从三方面论析余怀诗歌对杜甫诗歌的接受：诗歌内容上,对杜甫诗句、意象和诗歌内容的吸收;诗歌风格上,取法杜诗沉郁顿挫、清丽澹远、萧散自然的风格;艺术创作手法上,对杜甫律诗、纪游形式、炼句的继承。最后,结合余怀本人经历、交友情况及时代背景,探讨余怀宗法杜诗的原因。     

清初泰州"淘上诗社"遗民诗群考论

以吴嘉纪为主体的淘上诗社,是清初泰州遗民诗群中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文学团体。借助于对地方文献的深入挖掘,可以对该诗群的形成背景、主要成员、形成与消亡的时间、诗学渊源、家族特征与独特诗风进行详细考证与论述。在此基础上,能进一步分析出该布衣遗民诗群的独特地域文化意义和文学价值。     

论船山诗的文化构成与创作特征

作为清初湖南遗民社会精神领袖的王夫之,其诗作同样代表着清初湖南遗民待群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本文主要着眼于船山诗文化构成的分析,对船山的心路历程、诗文化熏沐,船山诗的主题取向、诗学与诗艺之关系诸问题作了初步探讨,较为明晰地揭示了船山作为诗人的方方面面及船山诗的总体特征。     

论爱国诗人汪元量及其诗歌

宋诗有三百年的发展历史,有的学者曾经把它分为五个阶段,即所谓“五变”:杨刘西崑体、殴苏梅王、黄山谷及江西诗派、南宋四大家、遗民诗。在这五个阶段中,对遗民诗的研究比较冷落,长期来不为学术界所重视。事实上,遗民诗是宋诗发展中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阶段,它以自己独具的特色在中国诗歌史上闪烁着光芒。当宋亡之际,南中国的广大诗人慷慨悲歌,表现了强     

遗民群体与清初白居易诗的流行

清初诗坛对白居易诗不乏批评,但推崇之论亦不时可见,其中,遗民诗人的论调尤堪注意。他们倾慕白氏闲适恬淡的人生境界,注目于白诗面向现实的写作旨趣与自然淡朴的诗风,对其创新精神以及以苦吟为诗的创作态度,也时有好评和效仿;在此基础上,他们树立白诗为师法典范。遗民诗人对白诗的推举,建立在彼此嘤鸣的基础上,其中的佼佼者如方文,复以自身的创作实绩以及请人作《四壬子图》等方式,影响到若干诗人尤其是新朝官员,从而形成力量的叠加,进一步推动白诗的流行。考察相关论说,不仅可以窥见白诗在清初传播的全貌,亦有助于认识遗民群体心态的演变以及清初诗学思想的多元趋向。     

“诗”与“散文”的“纯粹分界”——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中的“诗”与“散文”观（三）

穆木天1926年以法国文学为参照的文学批评体系是通过《法国文学的特质》建构起来的。针对＂五四＂以来新诗观念上＂诗＂与＂散文＂的混淆,他提出＂纯粹诗歌＂,主张新诗的象征主义发展,追寻＂诗＂与＂散文＂的＂纯粹分界＂。与周作人、梁宗岱以及法国诗人瓦雷里的象征主义诗学不同,穆木天的象征主义是通过＂个人生命＂与＂国民生命＂的＂交响＂和＂暗示＂即＂诗性境界＂实现的,他揭示了＂诗＂与＂散文＂在建构基础和方式上的根本不同,为中国新诗的独立发展开拓出一条新的道路。     

从逐花、惜花中看时代生平对归庄心灵的投影

归庄,一个令人“避影下之”“以高士推”的遗民,爱花成癣,如醉如狂,是否与其耿介狂狷的君子风貌不符？事实上,矛盾处也正是其合理处。花,既是归庄屡举不第的寄托,又是其对盛世繁华的追恋,更是其因国破家亡的移情。     

“归奇顾怪”——归庄与顾炎武交游考

归庄和顾炎武同为昆山人,交往长达四十年,有“归奇顾怪”之称,又均是复社及“惊隐诗社”的成员。考察二人之间的交游,将有利于研究清初遗民文学的创作。     

由“饮”意象解读洛夫“新古典诗”

洛夫的＂新古典诗＂是对传统中国古诗意境的颠覆与再造,其中对＂饮＂意象的书写,从逸兴、爱欲、怀思等角度作出有别于传统的诠释,传达了现代人迥异于古人的生命体验,也表现了台湾诗人对文化身份的寻找,延续洛夫诗作＂孤绝＂与＂创造＂的两大主题。     

诗史与叙事：论明末清初诗史观的自觉

明末清初是中国古代叙事诗创作的高峰,而叙事诗的兴起与明末清初＂诗史观＂的自觉有重要关系。正是诗人对＂诗史＂自觉的体认,历史意识的增强,以诗史思维贯穿诗歌创作,＂诗史＂创作才成为诗坛主流风尚。自觉的诗史观源自史家之笔与诗人之诗的联合,被称作＂诗史＂的诗人一般都具有史家的身份。＂诗史相通＂的观念也成为诗人的共识,他们多采用＂诗序结合＂、＂以人存史＂的纪史方式来加强诗歌叙事功能。诗史观的自觉对清诗＂叙事性＂特色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爱情与艺术人生的思索——狄金森《我的生命——一把上膛的枪》主题论析

以《我的生命——一把上膛的枪》这部狄金森较具争议的诗歌作品的文本为据,从意象分析入手,联系诗人的生活及其创作体验,对该诗多重的思想主题作一评析。指出诗中的核心意象＂枪＂是诗人爱情与艺术人生的隐喻,它折射了狄金森的婚恋观及其对女性包括她本人从事文艺创作之困境的思索。对狄金森而言,爱意味着孤独,而文艺创作则是一种＂殉美＂体验,一种应该远离世俗物质诱惑的精神活动。     

《桃花源记并诗》的“志怪”笔法与“田园”意象

陶渊明《桃花源记并诗》既有真实而浓郁的田园风情,又弥漫着一种虚无飘渺的神怪色彩,既有志怪故事的叙事特征,又有文人诗的补充和点缀,作为六朝文人志怪书的集大成之作与其他田园诗相映生辉,诠释着诗人＂任真＂、＂自然＂的生活现实和生命境界。     

浅析钱澄之诗歌中的民族情结

钱澄之是明末清初的遗民诗人,他的诗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那个急剧动荡的社会现实,表现了对清廷统治造成民不聊生的不满,缅怀故国之思,体现了诗人不肯臣肥于清朝的民族气节,充满了高度的爱国主义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