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型行政村在西部民族地区培育的路径选择

行政村是我国行政区划体系中最基层的单位.创业型行政村为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西部民族地区农村要培育好创业型行政村就必须正确认识创业型行政村的特点和西部民族地区农村发展过程中的制约因素,要从革新农民思想观念、强化农村领导集体、培育龙头企业、提高农民创业素质、加大政府支持力度等方面选择正确的培育路径.     

以人为本——我国农村政策改革的着眼点

以人为本是时代发展的要求,也是我国农村政策改革的着眼点.当前我国农村政策中还存在着制定与执行不利的问题,需要从调动农民参与政策制定的积极性、发挥农村政策的作用等方面思考,更多地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关心农村政策问题,特别是农民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以人为本是我们作好农村各项工作的基本政策尺度.     

小康社会与少数民族地区生育政策的调整

少数民族地区人口增长快,除了经济社会发展相对缓慢、文化教育较为落后、传统婚育观念影响较深以外,生育政策的宽松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在国家颁布并开始实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各地区正在制定计划生育法实施细则时,对民族地区宽松的生育政策进行适当调整,应尽快列入民族地区计划生育工作的战略决策之中。本文就少数民族地区生育政策调整的必要性、可行性、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及主要内容进行了探索。     

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因素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国家的资金投入和政策支持使得西部民族地区在各方面都取得了较大发展.但这一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程度总体较低的局面尚没有得到彻底扭转.自然环境、国家发展政策和制度安排、文化教育落后和人才资源匮乏、制度尤其是非正式制度等方面的因素,都制约着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我国城乡失衡的政策分析与破解之道

城乡失衡有深刻的历史根源,但是,改革开放的各项农村政策没有及时调整,尤其是宏观调控政策有失偏颇,不利于农村经济的长远发展,也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文章就我国城乡失衡的政策分析,提出破解城乡失衡之道,即让公共财政阳光普照到广大农村,明确农村反贫困的政策支持力度,建立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流动和转移,以及适合我国国情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青海民族法制建设的回顾与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青海省民族法制建设取得重大成绩,制定了一批民族法规、规章和政策,建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从制度上保障了各民族实行民族平等和少数民族的区域自治权,极大地推动了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项事业的发展。然而,民族立法日显滞后的现状仍然没有改变,使青海省的民族地方立法不能很好地适应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如何加快民族法制建设步伐,已成为影响青海省少数民族地区各项事业发展的一项紧迫任务。     

论我国民族教育的特殊性及其政策支持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的国家,对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的教育一直都实行着特殊的优惠政策。民族教育的特殊性是由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特殊性所决定的,民族地区和民族的特殊性主要受到自然、历史、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从第一次全国民族教育会议到第五次全国民族教育会议,再到新制定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我国民族教育政策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特殊阶段的演变,但其中的特点却是十分明显的,即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祖国观、民族观、宗教观,把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同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有机地结合起来,制定一系列重视和支持民族教育事业的政策;另一方面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充分考虑其特点来制定相应的政策。在新的历史时期,民族教育事业发展的政策在贯彻这一成功的经验的同时,更多地应该关注民族地区学校教育内部的语言与文化等特殊性问题,进而使民族教育从数量发展模式阶段迈入质量发展模式阶段。     

进一步完善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科技政策

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来说,虽然经济社会发展较为落后,科技创新力量相对较弱,但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具有一定基础,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仍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认真实施国家科技政策,不断完善区域科技政策,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基于此,本文分析了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出台的科技政策,提出了重点部署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科技工作、完善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科技政策的具体思路。     

中国农村政策与中国农村研究:影响力考察

公共政策是基于社会现实公共问题的解决之道,近10多年的每年中央1号文件就表明中国农村问题是必须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任何一项政策的出台与实施都伴随着相应的调查研究,没有经过充分调研而出台的政策无异于空中楼阁,在实施的过程中多半会水土不服。根据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2001—2009年中国农村问题研究论文的有关数据,结合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央农村政策的发展与变化,对中国农村政策的发展、变化与农村问题研究的发展、变化的相关性及其程度进行的考察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农村政策也不断的丰富与完善,越来越多的学者投入农村研究。政府部门越来越借助学者的智力资源完善农村政策,学者也将自己的研究成果递交给政府部门作为政策实施绩效的参考,政府部门与学术机构的合作越来越紧密,而且是从起点就开始合作并贯穿整个政策实施过程。因此,农村政策的架构和学术研究的重点都呈现出一定的特点。当然,两张皮的状况也并非个别现象。     

促进农村政策有效执行的对策研究

农村政策是保证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实现农民富裕的根本措施。现阶段,我国农村政策总是难以有效执行,原因在于政策本身存在的问题、政策的执行主体、政策的目标群体、政策的执行环境这四个方面,理论界应对这四个方面进行深入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以此促进农村政策的有效执行。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试析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影响

地理空间移动是人类基本的空间行为之一.本文分析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基本类型,重点探讨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对回族的影响,对深入研究大分散状态下回族族群认同及其文化一体形成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党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贡献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巨大历史贡献,一是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二是实现了从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三是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四是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在未来仍然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坚持和加强党...     

文体学视野中散文诗的文体生成

文体革命不仅直接导致了文体的生成 ,还间接影响着文体的形态甚至文体的价值。文体革命通常不是纯粹的文体内部的变革 ,总是与人和社会休戚相关。散文诗是诗与散文异质同构的新的抒情性文体。散文诗文体从无到有 ,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追求自由的发展进程大约同步 ,是人类社会和艺术世界自由发展的结果 ,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散文诗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与人追求自由的天性和社会追求自由的本性有关 ,还与艺术自身具有的革命潜能引发的文体革命相关。因此与诗 ,特别是与抒情诗相比 ,散文诗具有更自由的文体形态和更偏向于社会价值的文体特征。研究散文诗的文体起源与价值 ,有助于理解文体革命的真正原因和意义     

论执政组织文化的内涵建设与价值提升

执政组织文化是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一种体系文化.执政组织文化鲜明的政治性和使命性的文化特质,是构成执政组织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而文化内涵是文化价值的重要变量,发展文化内涵,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是提升文化价值的关键.执政环境和执政使命变化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执政文化内涵建设,增加新的文化元素.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组织文化建设中,急需再造学习文化、发展创新文化、重塑服务文化,以进一步提升组织文化价值.增强组织文化功能.     

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的废除与邓小平

共产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起源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形成于苏共,对社会主义国家影响极大。邓小平身体力行地作出了表率,废除了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这是对毛泽东干部路线的直接承存和发展,不仅在中共历史上,而且在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史上也属首创,具有不可估量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从精神分析看“周公梦”和“蝴蝶梦”及其影响

"周公梦"和"蝴蝶梦"既是孔子和庄子曾经实际做过的梦,也是他们梦想的体现。前者渴望某种成就,后者渴望某种自由。借助精神分析的释梦理论可以挖掘出两者深层次的共通之处,都反映了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对命运的抉择。深受其影响的后世学者也常常借助梦境展现自己的梦想。他们既要为国为民奉献自己的才能、实现自身价值,又追求充分的自由,张扬个人的特性。这种融"周公梦"和"蝴蝶梦"为一体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想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丰富深化,并已渗入到中国人的文化无意识层面,成为中国传统的文化基因之一。     

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地方政府公信力探析

地方政府在中国政治系统中充当着中央政府行使职权的代理者和具体执行者的角色,在社会转型期,更多地承担着直面各种社会矛盾的重任,其公信力建设对于提高国家整体治理能力有着重大意义。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弱化不但增加了政府运作的实际成本,而且威胁到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地方政府公信力弱化的深层次原因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现有央地权力配置模式,是当前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必然结果。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是与央地规范分权同行并交织在一起的,要实现地方政府公信力的重塑就应着眼于央地规范分权,力求在共同战略目标之下构建两者的和谐支撑机制。     

贪污罪主体疑难问题探讨

文章从理论到实践探讨了贪污罪主体的演变过程,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村民小组长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企业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是否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贪污罪主体共同犯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