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背景下城乡公共服务融合发展水平评价分析

公共服务关乎民生、连接民心,是民生福祉的直接体现。公共服务融合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内容,而目前我国城乡公共服务的巨大差异已经成为我国城乡融合发展的阻碍。为进一步明确我国当前城乡公共服务融合水平,通过构建城乡公共服务融合发展指标体系,基于熵权法测度了全国城乡公共服务融合发展水平和各个维度的发展差异。研究表明：2010—2020年间,我国城乡公共服务融合程度以2014年为拐点,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其中城乡基础设施融合发展水平上升最快,城乡教育融合发展水平上升最慢;各省份城乡公共服务融合发展水平空间差异较大,上海最高,山西最低;各地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与城镇化水平存在不同程度的不一致性。     

基于熵权层次分析方法的乡村振兴评价——以L地区为例

运用乡村多功能发展理论,构建了包含40个二级指标的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层次分析法,对一级、二级指标进行客观确权,从县域、区域和乡域、镇域不同范围和维度对L地区乡村振兴的发展水平进行了定量测算和评价。结论反映了L地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推进中的短板与不足,针对结论给出了相关建议。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旅游同质化问题解构与评价体系构建

同质化问题是制约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旅游良性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通过文献梳理理清乡村旅游同质化问题的症结,将乡村旅游中的"乡村"解构为空间性、意象性与产品性三重特性,并从这三重特性中蕴含的同质化表现解构乡村旅游同质化的内涵,即乡村旅游发展的过程是逐步走向空间资本化、产品符号化和意象均质化的过程;揭示并阐明了乡村旅游同质化的本质是在消费主义背景下向城市的不断趋近和统一的过程,其中,空间的资本化归因于旅游场所的景区化和空间意义的流动化,产品的符号化产生于规划设计的符号化和旅游活动的展演化,意象的均质化来源于旅游宣传的均质化和游客预期的刻板化.依据对乡村旅游同质化内涵的解构和解读,构建了乡村旅游同质化程度的评价指标体系,用于评估、判定和比较某些地区乡村旅游案例的同质化水平.     

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评价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构建科学的乡村治理现代化评价体系并对不同类型村庄进行评价比较分析,可为各地合理规划乡村治理现代化分类推进路径提供理论参考。基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法,构建了包含基础能力支撑现代化、公共服务治理现代化、公共事务治理现代化、公共安全治理现代化以及公共环境治理现代化 5个评估维度,36个具体指标的乡村治理现代化评价体系,并以 21个典型村庄为例进行了评价比较。研究结果显示,其中 12个典型村庄基本实现治理现代化,其余均处于发展阶段。分指标看,环境治理现代化与公共安全治理现代化处于较高水平,而公共服务治理现代化水平是乡村治理现代化最突出的短板,基础能力支撑现代化与公共事务治理现代化水平相当;分村庄类型看,城郊融合类与特色保护类村庄治理短板在于公共服务治理现代化,集聚提升类与拆迁撤并类村庄短板在于基础能力支撑现代化,各地未来在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需发挥优势补齐短板精准发力。     

基于熵值法的高校科技创新能力评价

从资源投入、研究成果、成果转化和技术交流4个方面构建高校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以部分“211”及省部共建的108所高校为研究样本,利用熵值法对该指标体系进行赋权,并对样本学校的科技创新能力进行评价。分析发现：资源投入和研究成果的产出是影响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的关键因素;综合科研型院校以及部属院校高级创新能力较为突出;各高校科技创新能力稳步提升并呈现区域性差异。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乡村治理研究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的重大战略决策,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实现,乡村发展已不再以满足温饱为目标。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为乡村治理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方向。当前,乡村治理依然存在诸多不足,乡村振兴任重而道远。通过探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治理的重要意义,并对当前乡村治理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深入剖析,进而提出构建乡村治理体系的具体思路,对推动乡村发展、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意义。     

山地景区旅游安全风险评价与控制

针对自然、地质及地理环境复杂的山地旅游高危景区,提出了运用风险管理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对山地景区实施全过程管理的科学理念;采用山地景区旅游安全隐患检查表分析法,穷举了山地景区旅游安全隐患,提供了直观全面的安全风险分析信息;应用山地景区旅游安全风险指数定量评价方法,建立了"科学规划设计、完善设施设备、提醒与警示、风险监测、风险管理、应急救援"的"六位一体"山地旅游安全风险控制体系。     

山区农村的生态现代化路径探讨——基于皖南山区小坑村的实践

通过对皖南山区小坑村的个案研究,分析和总结其成功实现生态现代化转型的经验：通过发展＂生态茶叶＂种植,个案社区把地区资源优势和生态优势间接转变成了经济优势,成功实现了由谋求生存而破坏环境到保护环境而发展经济的生态现代化转型;通过构建＂生态家园＂,不仅有效处理了生活垃圾,而且节约了能源,使日常生活也形成了生态循环系统;通过尝试发展＂生态旅游＂,直接把生态环境效益变成了经济效益,并开启了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     

山区乡村产业与生态协同振兴的关键领域及实现路径

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产业的振兴,而山区乡村振兴则需依靠产业与生态协同振兴才得以实现.鉴于山区乡村肩负生态环境与(民族)传统文化"双保护"和经济发展的特殊使命,以及按现阶段山区乡村发展特点因地制宜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多功能发展、文化-产业融合发展、协调发展和绿色发展为理论视角,以乡村产业与生态振兴为山区乡村振兴的"两大抓手",稳步推动山区乡村振兴的进程.为此,应以村民全面发展及生活富裕为山区乡村产业与生态协同振兴的目标导向;聚焦推进协同振兴的产业、生态、文化、人才和组织等关键领域;以乡村基层党组织嵌入为引领、以新型村级集体经济为立足点、以合理适度利用乡村资源为必要原则、以"生态+"为特色发展模式,推进山区乡村产业与生态的协同振兴.     

论农村生态经济与山区小康建设

农村生态经济怎样发展,山区小康建设如何振兴,这无疑是新的时代所赋予的新任务。实践业已证明,在面广人多且条件落后的山区农村发展生态经济是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条可行且有效之路。从农村整体协调与生态经济发展、贯彻以人为本与山区小康建设、落实科技兴农与推广机制创新三个方面进行阐述,介绍了福建省农业科学院与福建北部山区的南平市开展联合攻关的进展,以及示范推广的成效,提出了山区生态经济的发展战略与技术对策。     

社会资本、政治效能与农村环境维权

以2010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2010）的农村居民数据为样本,采用Probit、Relogit等计量模型分析社会资本中的关系资本、信任资本以及政治效能对居民环境维权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1）环境关注度、婚姻状况、自身的阶级认同和内在政治效能对农村居民的环境维权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横向关系资本、人际信任和内在政治效能对居民参与制度外维权行为影响显著,同时对中央政府的信任还强化了内在效能的促进作用,年龄的影响则显著为负。提出了加强中央政府对环境有关制度法规的宣传力度,提高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完善基层组织的治理体系等相关政策意见。     

山区乡村产业振兴与有效治理模式和路径优化——基于皖南山区乡村实践研究

乡村产业振兴对乡村治理起决定性作用,而乡村治理则是乡村产业振兴的坚实基础。由此,立足于乡村产业振兴视角,分析乡村治理的发展模式,探析在乡村产业振兴进程中的具体实现路径,对于乡村产业的发展和乡村有效治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产业振兴为着手点,通过对皖南山区乡村的治理实践模式研究,探索山区乡村有效治理的模式构建和路径优化。     

山区土地流转在城乡统筹中的实践探索

土地是城乡统筹中最复杂敏感的问题,牵涉到多方利益和矛盾。在重庆市面积高达85%的山地进行土地流转,困难是可想而知的。经过不断摸索,重庆市以梯度移民的方式,土地置换方式,退出与集中规划的方式,着力推进统筹步伐,保住粮食产量和耕地红线,为在山区进行土地流转,提供了有益的探索和深化城乡统筹的下一步思考。     

武陵山区农村民族社区发展困境与典型社区构建

武陵山区农村民族社区发展面临人居环境恶劣、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产业结构单一、公共服务水平不高、城镇化水平低、管理体制模糊等问题。因此,推动典型社区构建工程,划分社区带,实施“宜居搬迁工程”战略,调整产业结构,实现土地规模经营,增进区域协同发展,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对于促进武陵山区农村社会发展意义重大。     

山区农村小城镇现状与发展对策研究

推进民族地区小城镇建设 ,对于处在西部大开发最前缘的全国最年轻的恩施自治州来说 ,是亟待解决的重大实践问题。在温饱已经基本解决的山区农村 ,大力开展以小城镇建设为中心的农村“二次创业” ,把发展民营经济与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主战场摆在小城镇上 ,是民族经济得以迅速振兴、农村经济实现结构性转变的根本措施 ,是土苗儿女生产生活方式得到改善的根本途径 ,也是保持农村稳定和山区经济繁荣的长远大计。     

武陵山片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筹资机制研究

科学的筹资机制的建立,是武陵山片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健康运行的前提保证。而科学筹资机制的建立,必须综合考虑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财政实力、居民的收入以及养老文化的思想基础。只有通过严谨论证和切实反复的调研,才能提出的筹资原则、确定合理的标准、主体、渠道及方式。从理论上,需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走内涵式发展道路,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二是坚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筹资的强制性、经济性、适度原则。三是大力进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政策宣传,提高居民的参保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