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观的共同体意识与共同体诗学构建

尽管以“少数民族文学观”作为统摄国内非汉民族文学之全称的观念“发明”及其体制化、系统化的理论构建,直至新中国成立后才得以全面展开,但自晚清以降,传统帝国话语向现代民族国家话语转型,多民族中国的民族问题成为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关键问题,那些非汉民族的文学在上述语境中即受到重视,这为少数民族文学观新中国成立后的构建提供了极具历史承继性的中国经验。从“民族国家共同体”到“现代化国家共同体”,再到“中华民族共同体”转型的百年进程中,如何正确处理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共同性”与“差异性”、“同一性”与“多样性”关系等问题,彰显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相契合的中国文学共同体特征。由此,“少数民族文学观”开始向“多民族文学观”进行观念的迁移,共同体诗学构建问题凸显。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基

“两个结合”是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根本途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双重历史向度中加以理解。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塑造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根性和底色：“大一统”的价值观念奠定了统一安定之道;“天下为公”的价值理想确立了责任伦理之道;“尚和合”的价值追求提供了中和守正之道。这些思想观念所蕴含的共同体智慧,蕴藏着化解从多元走向一体现实困境的丰富经验,启发我们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中寻求公与私、内与外、秩序与自由的平衡,是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待深入发掘的宝贵资源。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四大关系”的处理——一种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视角的分析

新时期，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必须处理好“四大关系”，即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关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各民族意识的关系、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的关系、物质与意识的关系。处理好“四大关系”，需要遵循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思想，辩证地分析每一对关系，并依据当前中国国情探寻有效实现方式。其基本路径有：正确看待各民族间客观上尚且存在的差异性问题，推进边疆民族地区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性问题，增强各民族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性问题。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中国古代“民族”一词钩沉

“民族”是影响我国民族研究的基础型概念，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词源。中国古代“民族”一词于不同历史时期各民族的叙述有差异性，历经诸多的语境嬗变。自先秦“民族”二字联结出现，至西晋形成“民族”的名词形式，再经唐宋“民族”记述和思想理念的进一步拓展，于明清时“民族”的使用指代已呈现出泛化。中国古代的“民族”一词体现出多元内涵，这些内涵根植于中华的文化传统理念，体现了中国统一多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发展关系和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钩沉中国古代的“民族”一名也是对近代以来西方“民族”概念及其影响的回应，有助于新时代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念下，从中国的话语空间辩证认识“民族”的历史价值意蕴。     

西北民歌“花儿”助推民族共同体现代性话语建构

民族共同体现代性话语经过长期历史积淀形成并普遍存在于中华民族文艺发展过程中,集中体现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民族文艺中的不断生成发展,亦证明了民族文艺发展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意义。西北民歌“花儿”充分印证了中华民族具有的共荣观,表达了中华民族间“多与一”的辩证关系。这种通过共享互鉴到共荣进而催化民族文艺整体性中呈现丰富性的态势,成为当代民族文艺助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生动见证。     

向心思维：近现代少数民族先贤国家认同的学术脉络

近代以来,列强环视,企图以民族、宗教等问题分裂中国,民族危机加剧。各民族先贤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关头明辨大是大非,体现了维护中国疆域完整、中华民族一体的爱国情怀。从“蛮夷”与“中华”、“边缘地带”与“主流社会”、“形夷”与“心华”、“小利”与“大义”、“族类”与“共同体”五个方面切入,归纳近现代少数民族先贤爱国情怀的研究成果,进而探讨未来持续研究的传承性和发展性,以彰显近现代少数民族先贤为加强国家认同所作出的卓越贡献,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历史借鉴。     

“多元团结”到“多元一体”的转变逻辑及当代价值——基于费孝通民族研究脉络的探讨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确把握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关系是关键。本文先从费孝通和顾颉刚的学术争论谈起,梳理了费孝通从早期“国家一统多元民族”到后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主张转变的过程和逻辑。具体而言,费孝通早期认为,民族是“多元”的,但是,这种“多元”本质上是文化的“多元”,不具有政治属性。因此,他主张通过保障各民族政治平等来实现民族团结和国家一统。在将历史变迁和民族关系的视角带入后,他发现,在中国的历史变迁中,不同民族“分分合合,合之又合”,形成了一个实体的、多层次的中华民族。“多元融合成一体,一体包含多元”。费孝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并不是为了理论构建而构建的,而是基于民族关系视角对中国整体社会历史变迁的概括和凝练。此种主张转变,为我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确把握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关系提供了理论启示。     

从“身份优惠”到“精准支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野下民族高考政策的时代转向

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逐步形成了类型多样的民族高考差异性政策体系，包括加分/降分录取、优先录取、单独划线录取、定向录取、特殊班录取等。其历史合理性在于人才数量补偿、教育质量补偿、语言文化补偿和特殊奉献补偿，但政策固化不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民族教育质量提升、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少数民族大学生就业和实现民族教育的内部公平。随着民族地区教育质量的不断提高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广泛深入推广，民族高考差异性政策正在从基于“民族身份”的普遍性优惠逐渐转向基于“教育贫困”的区域化、个体化精准支持。今后应以“关系理性”正确看待民族地区高考差异性政策争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动态思维”建立民族高考差异性政策渐进调整机制，分类制定政策退出时间表；以“科学意识”完善民族地区高考治理体系，提升民族高考差异性政策支持精准度。     

中国共产党领导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逻辑演进、科学遵循、实践要求

中国共产党在一百多年的演进历程中,始终坚持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从“民族自觉”转向“民族自主”,从“民族自主”转向“民族自治”,从“民族自治”转向“民族复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出了具有中国特色、能够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自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党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坚持全面性、系统化、整体性原则,发挥政治领导、思想引领、组织保障效力,形成了内容丰富、特点鲜明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领导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不断解决问题、积累经验、形成理论、探索规律的历史。这些经验、理论、规律认识,对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深远的影响。     

“统一环”结构： 中华民族共同体认知的历史框架

[提要]增进对于中国疆域版图与生活其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性理解,并在学理上形成具有解释力的叙事,不仅有助于认识国家历史、深化国家认同,更是构成系统性地理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历史基础。文章力图通过对文明与地缘的系统性揭示来理解一个广义上的中国,并以此为前提与基础,经由“山”“水”意象及其所蕴含的具有超越性的共有精神价值的解释,来探寻“胡焕庸线”东西两侧的生态结构关系及其特征,以及这种关系本身所具有的连接性意义。在此过程中,理解并揭示一种贯穿中国边疆各区域及生活其间的各民族之间“统一环”的历史生成与延续,从而提供一种理解中国边疆-民族整合关系的思想史方案,以助力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考与实践。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日常思维向度：叙事图示、理论反思和生成路径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国各族群众的共同意识,鲜明地体现了日常思维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重要地位。中国传统共同体意识是基于“意会认知”日常思维运行的,有经验思维和礼俗性思维两种日常思维图示。自近代以来,“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这样的还原论思维依托科学合理性的统治地位,极大冲击了中华民族传统的“多元一体”辩证思维在中国人日常生活和非日常生活领域中的核心地位。以日常思维科学化为出发点,通过共同体思维的历史沉淀、日常共同体思维的非日常化和科学的共同体思维的常识化三个生成路径,深刻揭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集体无意识到集体意识再到集体潜意识、集体无意识的转变规律,以科学的日常思维铸牢各族群众固有的共同体认知心理结构和思维方式,从而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目的。     

高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融入：要义、原则与路径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线和“纲”。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在“融”上下功夫,要深刻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融入的核心要义、总原则并以此完善融入路径。从核心要义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融入要明确“一种身份”“两个特征”“三种意识”“四个共同”和“五个认同”;从总原则看,要以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为总原则,正确处理好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关系;从实施路径看,要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机融入课程建设、党建与意识形态、日常交往实践、校园文化建设等,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有形有感有效。     

以“四个共同”为核心：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

[提要]历史和实践证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不断推动我国作为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凝聚发展的重要思想基石。当前我国亟待深入开展面向全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以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全新的专题教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并不是以往民族团结教育或相关教育的重复、组合和叠加,而应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共同”理念为核心,将贯穿其中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思想作为认识基础,讲清楚内含于其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形成的整体性、中国各民族历史发展的不可分割性、中华文化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一体性、中华民族伟大精神各民族共同培育熔铸的整体性。为深入有效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教育,应尽快组织编写国家统编专题读本,并以常态化教育和专题化教育相结合的方式,面向全民分类融入基层社区教育、大中小学教育和新媒体教育。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角下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可以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功能目标、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引。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确立为根本目标,表明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对多元一体民族格局的尊重与遵循,彰显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着眼于强化中华民族整体性的功能定位,设定了以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来促进中国多民族国家建设的路径选择。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有助于构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有助于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有助于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从而达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目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理论构建的中心,也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践工作的指引。     

以人民为中心：中国共产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逻辑

在历史的脉络中,中国共产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深刻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逻辑。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蕴含着“民族”和“民主”两个要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在于通过唤醒各族民众的“人民”意识,激活“人民”的思想。这是中国共产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起点,也由此奠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从自在走向自觉的政治底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民族”与“人民”产生了深刻的意义关联,自近代以来不断高涨的民族主义思潮通过“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实践被转化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基础,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制度优势。以“人民共同体”为政治基石,充分发挥“人民”的主体优势,这既是中国共产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至关重要的政治逻辑,也是近代以来中国应对复杂国际环境的必然选择。     

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体理论与实践

中国式现代化从理念、目标到理论逻辑、实践路径都有创新和进步,丰富提升了人类的现代化理论,其重要经验之一是十分重视共同体价值与共同体建设。中国式“共同体”建设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与共同体思想中国化、时代化的卓越理念,以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创造性地在现代化实践中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国家与民族、国家与世界的关系,形成面向未来的、有利于克服现代性危机的现代化道路。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体逻辑。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现代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新时代民族事务治理以复合性治理凸显各民族共同走向现代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复合目标。     

民国中后期张廷休对中华民族整体性的探索

[提要]张廷休是民国中后期值得关注的边疆工作者，曾任教育部蒙藏教育司司长，受命筹建国立贵州大学并担任校长，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构筑和边疆教育发展等问题都有不少论述，在中国近代教育史和中华民族思想发展史上留下了不浅的历史痕迹。论证中华民族整体性，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不少学者的共同趋向。在1939年“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大讨论中，张廷休提出“苗夷汉同源论”，与顾颉刚等人具有共同的思虑，都秉持中华民族一元论的立场，力图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张廷休从地理学、人地学和文化三个维度对“边疆”的定义作了界定，认为三种“边疆”都是边疆教育的对象且有不同的内涵。他主张实施和普及边疆教育，以为“抗战建国”和“整个民族的复兴”打下基础。     

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的生成与具象传播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团结话语和政治话语的重大创新与发展,该话语的生成是现实逻辑、理论逻辑、文化基因合力作用的结果。从现实逻辑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生成是正确处理共同性与差异性的关系、抵制西方话语对中国民族政策污名化、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政策话语体系的现实需要。从理论逻辑和文化基因来看,唯物史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理论是话语生成的理论遵循、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团结理论是话语生成的理论指导、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团结文化是话语生成的文化基因。而话语生成之后,通过传播才能获得人们的认知和认同。因而,可通过修辞化、视觉化、音乐化、故事化等传播路径,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的具象传播,进而建构与增强人们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话语的认同。     

民族国家建设视域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具有共同历史文化的民族实体在近代基本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华民族成为“国家民族”,由历史文化共同体发展为政治共同体。新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政治上以各民族共同当家作主和民族区域自治为主要方式,经济上以共同富裕为目标、以扶持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为主要手段,文化上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引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传承保护各民族优秀文化为基本路径,既建设“全民一体”的中华民族,也建设内部文化结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这种路径与西方国家近现代民族国家建设路径有所不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注重把握“统”与“分”、“同”与“异”、“多元”与“一体”的关系。     

另眼相看中国传统文论——兼与《马眼中的骆驼》商榷

与西方文论相比,以“意境”、“气韵”这一类体现文学的生意和灵魂的范畴为其精髓的中国传统文论,更注重对于文学现象及其规律的整体性把握,可谓是一种“生命化批评”.这种批评风格的形成,反映出以先秦《易传》、魏晋玄学、唐宋禅学为标志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