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贷长投、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创新绩效——基于创业板上市公司经验数据

以2010—2019年创业板上市公司财务数据为样本,研究短贷长投、信息披露质量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短贷长投降低了企业创新绩效,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与企业创新绩效呈正相关。当企业存在短贷长投行为时,高质量信息披露可以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扩大企业融资渠道、减少企业债务等途径,缓解短贷长投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的负面影响。相较于国有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非国有企业和非东部地区企业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对短贷长投与创新绩效的调节作用会更明显。     

中资大型银行投贷联动模式的探索

长期以来科创企业面临着“融资难”的问题,另外,金融新常态使银行传统盈利方式也受到挑战。于是,投贷联动作为解决这两大难题的一种创新金融模式应运而生。目前,投贷联动业务的模式主要有集团内部联动模式和外部机构“联盟式”联动模式两大类。中资大型银行可通过创建产业投资平台,利用政府资金和政策的引导,开拓银行内外资源优势,从而有效协调各机构联动,持续在科创企业的整个生命周期中提供相应投贷联动服务和完善投贷退出机制;同时,要理性开展投贷联动,科学隔离投贷风险,有效整合资源,客观评估优势。     

投贷联动: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商业银行业务创新与实践

在"供给侧"改革背景下,投贷联动已成为金融市场优化资金供给的重要突破口之一.一方面,投贷联动能够优化和创新传统贷款模式,拓宽小微企业融资渠道;另一方面,投贷联动能够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并优化金融资源配置.通过对比分析发达国家投贷联动的经验和成功模式,能够为我国提供有益的参考.投贷联动要求商业银行进入风险投资领域,但是其贷款的本质属性及风险防控等基本要求没有改变,因此投贷联动监管应注意防范金融风险的交叉传染,维护贷款的安全稳定.     

中国股市走势与经济发展同向异动分析

中国股市与改革同步发展,与国民经济保持同向运行,但运行节奏明显异动于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的轨道,常以疯牛猛熊的方式演绎自己的个性。原因是中国股市受到政策调控和过度投机的影响。要解决中国股市的异动问题,必须促进股市由政策市向功能市转化,要使股市定位由单纯地为国企改革服务转向为全国经济服务,还要大力培育投资基金促使股市由过渡投机市向理性投资市转化。     

互联网金融与企业出口扩张：基于P2P网贷模式的研究

在互联网金融等数字金融模式的发展下,P2P网络信贷成为了企业解决自身融资约束,降低出口门槛的一种新途径,但P2P网贷平台早期存在监管不严的问题,导致大量网贷平台出现危机,对企业融资产生了不利影响。基于此,立足于P2P网贷视角,研究P2P网贷危机对企业出口的作用,通过P2P网贷危机来总结未来数字金融模式发展的有效路径。理论方面,将P2P网贷危机纳入企业异质性的出口模型中,发现P2P网贷危机通过提高企业融资约束来降低企业的出口。研究发现,P2P网贷危机将显著抑制企业的出口,恶化了企业的出口贸易边际和量价结构。渠道检验表明,融资约束是P2P网贷危机抑制企业出口的重要渠道。意味着引导现有数字金融模式的合规发展,降低企业融资约束,是未来数字金融发展推动企业出口增长的重要方式。     

管理者能力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数字经济时代下的企业管理者对于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为分析对象,实证检验管理者能力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和机制。实证结果发现,企业管理者能力越强,则能够显著驱动数字化转型水平的提升,上述结论在经过稳健性与内生性处理后依旧保持不变;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管理者能力越强,能够对非国有企业和战略性新兴企业,以及处于成长期、成熟期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产生显著裨益;机制检验显示,企业管理者能力越强,能够有效降低企业的非效率投资水平,增强研发投入强度并实现企业内部预期的改善,这些变化都能够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充足动力。特别地,企业管理者能力的影响能够突破特定企业的边界,进而向外部企业产生积极影响,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更多的经验借鉴和驱动力。     

并购重组业绩承诺与企业高质量发展

为探究业绩承诺对企业高质量发展产生的影响,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8-2021年的样本数据进行检验。研究发现,业绩承诺对企业高质量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非效率投资和财务困境对业绩承诺与企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起到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还发现,民营企业、股权激励较低和公司年龄较大的样本公司中,业绩承诺对企业高质量发展产生负面的影响更为显著;产品市场竞争促进业绩承诺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负向关系;年报问询函监管抑制业绩承诺与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负向关系。文章的研究结论为如何推动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相应的经验证据与参考。     

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与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

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顶梁柱”和“压舱石”,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非国有股东通过参股国有企业和委派高层管理者参与国有企业治理,缓解了我国国有企业长期存在的“所有者缺位”及“内部人控制”问题,提升了国有企业发展水平。本文选取2010—2020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探究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对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分析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在此影响中是否存在中介作用。实证结果表明,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促进了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在此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研究结果为国有企业引入非国有股东提供了管理实践启示。     

“海归”高管与企业技术创新

近年来,有学者尝试沿袭高阶梯队理论逻辑,探讨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海外经历与企业创新决策之间的关系。但是,“海归”高管如何对企业创新产生积极作用却鲜有相关实证研究。尤其是在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下,企业作为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众多积极主体之一,“海归”高管的双重社会资本优势如何在创新激励中发挥作用,其人力资本价值走向引领创新驱动发展的投放方式,值得深入研究。文章基于高阶梯队和社会资本理论,从企业技术创新的研究视角探讨了高管“海归”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和机理,检验了企业产权性质对二者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以及资源松弛状态在二者关系间的中介作用。在“海归”高管与人力资本优势、与企业创新投资等理论分析基础上,提出三个研究假设：与本土高管相比较,关于企业的研发投入,“海归”高管的意愿性更强;与国有企业相比较,民营企业中“海归”高管对研发投入的积极作用表现更明显;资源松弛在“海归”高管和企业创新之间存在中介效应,“海归”高管增加了企业资源松弛度,进而提升研发投资水平。通过WIND数据库和CSMAR数据库,获取2008年至2016年期间深交所和上交所的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并设定5个研究模型分别用以度量“海归”高管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检验“企业产权性质”对“海归”高管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检验“企业资源松弛度”在“海归”高管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海归”高管与企业技术创新水平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且效果十分显著。企业聘用“海归”高管后,R&D投入显著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显著增强;与国有企业相比较,民营企业中“海归”高管的积极研发投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效应更明显;“海归”高管通过增加企业资源松弛这一中介路径推动提升R&D投资水平,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进一步回归分析表明雇佣“海归”高管的企业,其企业技术创新水平显著高于没有“海归”高管就职的企业,企业“海归”高管在高管团队中所占比例越大,越能够推动企业技术创新。研究还发现,相较于“海归”高管早期在海外求学的经历,其海外工作的经历对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效果更明显。研究结论从企业创新的视角揭示了“海归”高管的创新驱动引领作为独特的人力资本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并从企业自底向上的维度提出了我国积极引进海外人才的发展策略。     

环境规制与股权资本成本——基于企业行为中介效应的分析

环境规制促使企业以新的、环境友好的生产技术与经营方式带动可持续发展,分析这一过程中重污染企业资本成本的变化有助于科学地处置环境规制问题。根据2012-2017年A股非金融行业公司的样本,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进行研究,结果显示:重污染企业的资本成本高于非重污染企业;针对地区环境建设的“服务型”规制与针对企业行为的“约束型”规制对重污染企业的资本成本有差异化影响。进一步研究证实,企业行为在环境规制与资本成本之间起到中介作用。虽然外部的、来自于政府的“服务型”规制分担了企业的环境压力,降低了重污染企业资本成本,但提升了资本成本的“约束型”规制切实有助于企业增加资本性支出以向清洁生产转型;同时,加强法规与技术标准对重污染企业的约束,可以减少规制俘获行为。因此政府应将不同类型的规制手段组合,在加强“约束型”规制激励企业进行技术设备升级的同时,通过“服务型”规制给重污染企业缓冲,以增强规制的科学性与可持续性。     

财政补贴、经济增长目标与企业创新——来自政府工作报告的经验证据

选取中国2011-2019年A股上市企业与城市层面匹配的数据,基于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得出财政创新补贴显著驱动了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通过手工整理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政府工作报告,基于调节效应模型得出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的提高弱化了该正向促进作用,且对企业实质性创新具有负向调节作用而对非实质性创新不具有影响。地方经济增长目标负向调节作用因企业股权性质、行业差异和所在地区差异而具有异质性。机制研究发现,研发人员数量在财政创新补贴与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效应中存在正向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的负向调节作用在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后不具有显著作用。鉴于此,应改善政府绩效考核方法,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与政绩考核相结合,充分发挥政府政策的导向作用,引导微观主体合理配置资源,同时在总量上加大财政创新补贴力度,重视研发创新人员的核心引领作用,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合力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