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事物的方式:欧美人类学语境中的电影研究取向

电影作为一种视觉文化,已成为人类学者对于大众文化的研究文本.当代人类学语境中的电影研究,已成为人类学者观察社会的文化视窗.电影研究进入人类学研究视域,带来了电影研究方法论的变化.人类学者将电影视作文化系统中的文化符号与视觉表征,并采取不同研究取向展开影像研究.当代人类学电影研究已出现符号学取向、民族志取向、感知人类学取向及新艺术史取向,他们从各个不同取向的影像中观看社会的文化意义与社会结构.     

看事物的方式:欧美人类学语境中的电影研究取向

电影作为一种视觉文化,已成为人类学者对于大众文化的研究文本.当代人类学语境中的电影研究,已成为人类学者观察社会的文化视窗.电影研究进入人类学研究视域,带来了电影研究方法论的变化.人类学者将电影视作文化系统中的文化符号与视觉表征,并采取不同研究取向展开影像研究.当代人类学电影研究已出现符号学取向、民族志取向、感知人类学取向及新艺术史取向,他们从各个不同取向的影像中观看社会的文化意义与社会结构.     

“在场”与“生成” ———反思“实验的民族志”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与理论假设被重新审视,“民族志现实主义”的合理性从根本上受到质疑,“实验的民族志”成为人类学研究的新趋势：民族志既不是纯粹的关于“他者”文化的记录,也不是纯粹的关于民族志研究者的“个体”心理的呈现,而是一种关于“他者”的社会与文化现实的文本,“反思”已经成为“实验的民族志”的一个重要的构成要素。而反思“实验的民族志”使得民族志的书写更加开放,从而提供了更多交流的可能性。     

马克思主义实践论视域下人类学的 知识生产与文化实践

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自始至终就是一个实践的过程,人类在实践中生产知识、创造文化。传统人类学以遥远的与“欧洲中心文化”具有明显差异性“非西方”的“原始社会”或“土著民族或族群”社会文化研究而著称。伴随研究范式和理论格局的拓新,人类学研究的“田野”不再是纯粹“远方”的“他者社会”,“田野空间”亦从地理空间范畴延伸到文本空间、口述传统及网络虚拟社会空间等非地理空间范畴,人类学者不断游走于“自我”与“他者”之间的文化丛林中观他以视自我,运用田野工作和民族志书写来进行着自己的知识生产、文化实践和理论建构。与此同时,人类学者对传统田野工作与民族志书写的真实性、客观性、权威性与科学性进行反思与批判,推动着文化人类学理论范式和工作方式与时俱进,凸显时代特性。     

视觉人类学视域下的新世纪中国影像民族志文化书写

近半个世纪以来,为化解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类学民族志所遭遇的“表述危机”应运而生的视觉人类学获得长足发展,作为视觉人类学研究手段和书写文本的影像民族志明确表征民族志书写的“视觉化转向”,成为人类学领域最不可忽视的存在。新世纪中国影像民族志在视觉人类学视域下获得了更为深广的书写品格。文化视野进一步拓展,由“远方”走向“庭前”,关注身边的文化事象,及时承接“回归生活世界”的学术转向;在文化使命上由“文化抢险”和“抢救旧文化遗存”逐渐转向文化书写和文化建构,承担起关照当代民族文化视角,审视文化变迁的轨迹和脉络的功能;在文化表达方面展开人文关怀,对当代多元民族文化的表达和对情感唤起等方面显示出不凡的表现。新世纪中国影像民族志以明晰且具民族化的叙述方式和影像风格,为世界人类学研究提供独特的“中国样本”,为世界影像民族志提供美学范式。     

音乐人类学研究的民族志方法探索

音乐人类学民族志是音乐人类学家对“民族志”这一研究方法的跨学科应用。研究者运用民族志方法研究音乐人类学大致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20多年来,许多音乐人类学家纷纷把民族志研究方法应用于音乐人类学的研究,音乐人类学民族志研究逐渐成熟起来。音乐人类学民族志研究包括确定音乐人类学民族志研究对象、作为搜集资料方法的“参与观察”、作为研究成果的音乐人类学民族志报告的撰写等。     

人类学诗论

人类学诗是人类学者以诗歌表达自己的文化与他文化并置,从而达到跨文化展示与沟通的叙述方式。人类学诗已成为民族志新写法,这是人类学诗的基点,也是人类学诗论的基点。     

田野中的故事与故事中的田野 ———读《在印度部落中生活———一位人类学家的自传》

20世纪20年代,马林诺夫斯基开创了现代人类学的田野工作方法,并确立了民族志方法的三大原则[1]4,马氏的田野工作法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被人类学者视为圭臬.     

论民族志研究方法及其在商务实践中的运用

经典的民族志与人类学的传统密不可分,目前,民族志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正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工商管理世界。人类学民族志与工商管理民族志的主要区别在于对研究对象的选择。人类学家的民族志研究传统上以奇异的文化为对象,而工商管理民族志研究的重点则在于工商组织及其经营领域。这一人类学方法也区别于其他定性和定性的研究。民族志方法应用于对企业文化、消费行为、区域、民族群体及其对工商业务的影响等方面,具有其他研究方法难以替代的价值和作用,为解释人们的反应以及影响他们行为的原因提供一个更好的路径,从而从中揭示了那些不容易看明白的非正式的社会结构以及紧张的行为模式。     

人类学表述危机与"深描式"影像民族志

1970年代以来,人类学从实证到阐释、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范式变迁,不但改变了当代民族志写作的基本面貌,也为影像民族志从人类学学科边缘向核心领域的推进提供了新的、有效的理论支撑.以格尔茨的"深描"理论为框架,视觉人类学界倡导以"语境强化"为表征的"深描式"影像民族志,在1970年代,由美国人类学者拿破仑·查格侬和蒂莫西·阿什进行的亚诺玛莫人系列纪录片,便是这一学术嬗变时期的代表性影像民族志,甚至成为1980年代以来民族志"写文化"转型的先声.     

文化与文本的复象:格尔茨与民族志“诗学”形态的发生

民族志诗学作为文学与人类学相交叉的理论研究形态,其关注的重点之一就是人类学研究中的诗性要素。自现代人类学研究以来,民族志研究的诗学倾向肇始于克利福德·格尔茨,其文学性首要体现于民族志文本的书写体制之中。它作为田野经验的文本化呈现,既包含着“在场”与“离场”的交错杂糅,也关涉着“观察”与“理解”“表述”与“阐释”之间的缝合。格尔茨认为,从事人类学的文化研究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将“文化”视为“文本”所进行的一种“诗学”或“文学批评”向度上的阅读、分析与反思;而人类学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作为“人学”的文学。在此,民族志作为一种召唤与回忆的拟像之物,通过具身化的方式而对文化的“他者性”勾勒一种复象的真实。     

文化的解释:民族“志”的书写问题

民族志是人类学家通过田野考察后用于书写“异文化”的主要文体,也是现代多元社会中传播不同民族形象的主要媒介.20世纪30年代后,功能主义学派的兴起使得文化研究转向了在社会现实中的功能研究.虽然各自的理论稍有区别,但马林诺夫斯基和德拉克里夫·布朗分别以自己的经典民族志支持了这一观点:他们都对以往文化研究中那种企图追踪、重塑文化历史的真实性产生质疑,而认为人类学的研究应该集中在对现存文化和社会的分析说明.到了格尔兹以后,则又出现了对民族志写作的符号学转向.     

瑶族人类学研究的学术传统与延续

现代人类学学科意义上的瑶族研究走过了90年的历程。以中山大学师生瑶族研究的学术史为主线进行梳理,可发现人类学研究瑶族的学术传统是运用田野调查方法,民族志写作聚焦瑶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关注瑶族区域的社会发展变迁。在新时代,瑶族研究应接续人类学者优良的学术传统,立足田野,扎根中国大地,把脉瑶族群众的主要矛盾,进行跨学科跨领域研究,加强与境内外人类学的对话,为正在进行的乡村振兴战略服务。     

马克思主义工业民族志的经典发凡与现实关怀

无论是叙事方法还是分类框架，当代马克思主义工业民族志，都易追溯至《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与《资本论》第一卷这两部有关“工”的发凡经典之中去。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田野实证精神比“科学民族志”时代还早了半个多世纪。两位经典作家均以英国作为典型案例，绕道英国反观德国、法国，进而放眼全球。他们在将工人作为调查对象的同时，也视其为文本的阅读对象，以及公共干预的对象。对于当代有关“工”的民族志研究来说，可以从这两部经典著作及其研究谱系中的叙事体例、分类方法以及总体关怀中获得借鉴。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工业民族志的本土化，应以人民为中心，兼顾本土文化传统、城乡工业多元形态以及数字社会时代的现代性特征，研究中国式工业现代化的整体过程和现实状况，进而创新新时代的人类学与政治经济学。这种在21世纪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新任务，应是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新担当。     

民族志书写的创变走向与图景

笔者以民族志发展的三个时代为视点，在业余民族志、现代民族志、后现代民族志的演进序列里考察民族志书写的转向，体认民族志文本从“整体描写”到“深描”乃至“对话”与“多声道”修辞的追求和实践，以此透射人类学文化书写追求多元、双向、互动、开放的撰写取向，呈现民族志书写的实质性的和自觉的多元视角的实践图景。     

影像民族志:人类学知识生产过程与实践

影视方法正在更加广泛而深入地运用于人类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研究。影像民族志不仅仅是纪录、描述文化的载体,也是人类理解世界的重要方式之一。本文从方法论角度讨论了影像民族志在表达异质性文化方面的独特价值,且进一步阐释了影视或者影像民族志方法在传达默会知识、促进跨文化理解,以及在人类学展开非语言社会行为研究、促进知识的分享和进行社会干预等诸多方面的重要价值与实践。同时,本文也指出影像民族志也只有回应人类学理论发展、参与人类学知识生产,才能制作出真正的"影像民族志"。     

视觉人类学与视觉文化研究

在人类对世界的感知中,视觉信息占了很大比重。古往今来各民族丰富的视觉文化,为视觉人类学考察提供了广阔的“田野”;人类学自身的跨学科优势,也为视觉人类学研究给予了深厚的学理支持。视觉人类学不仅可以与人类学母体的主要分支学科有机结合,对文物、艺术史、民间艺术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开研究,也可以对语言人类学中的可视性符号、体质（医学）人类学中的“内景反观”异视现象进行探讨;而视觉人类学以影视拍摄为主要方法的影视民族志表达,已经成为人类学书写的一个重要方面。21世纪以来网络和数字媒体开启的视觉新时代,为视觉人类学的学科建设,拓展了更大的空间。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人类学界的中国西南研究

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开放以来,美国人类学的中国研究出现了以华北、东南汉区社会为研究主题和以西南少数民族为研究对象的二种倾向,中国西南族群文化的探索也开始在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中崭露头角。本文简要回顾了80年代以来美国人类学者们在中国西南所从事的研究,并将其归纳为三种类型,即概念之争、书写政治与文化展示研究。本文概述了各类型的基本特点,并对改革开放以来美国人类学在中国西南研究的进程进行了反思。     

论跨文化构建历史人类学

人类学是一门多学科、跨学科交叉的综合性学科,它以人类社会生产实践活动研究为对象,以探讨人类历史文化的普遍性和多样性为目的,运用跨文化（Intercultural）之历史深度描述方法界定历史人类学,具有重要的实践理论意义。跨文化（Intercultural）是指文化的“内在性”、“涵化性”和“互动性”,即通过跨族群文化互动构建历史人类学理论,它与历史认识论、方法论和本体论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根据历史民族志和历史人类学的学科特点,跨文化理论方法已经成为研究历史人类学的主要理论方法。     

民族志动画中的跨越“在场”与记忆“再现”——基于湘西苗族仙娘仪式影像的实践反思

文化记忆是一个民族凝聚群体、实现文化认同的重要内核,其中族群仪式作为一种具体的文化行为深嵌于特定的社会情景场域,对集体记忆和文化记忆的构筑起到关键作用,一直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议题。民族志动画通过一套特别的视觉媒介符号体系进行知识生产与意义呈现,在表达回忆、经历等抽象经验方面可跨越“在场”时空屏障,为新时代的影视人类学提供新的范式实验和新的模态可能。基于湘西苗族仙娘仪式影像实践,通过与文化持有者开展互为主体性合作和反身性对话,可生成饱含原住民真切情感的民族志动画影像文本,在影像志的“抒写”中实现仪式记忆的“再现”与族群文化记忆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