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万里在宋代诗歌发展中的地位及影响

杨万里在宋代诗坛的地位超过陆游,这是南宋人的看法.严羽评宋代诗体时认为,南宋独有“杨诚斋体”.全面看,陆游成就大于诚斋,但杨万里诗歌艺术创造性更高.该文详论了杨万里对刘克庄、张镃、姜夔、永嘉四灵以及江湖派的影响,认真评析了诚斋对金元诗坛、明清诗坛的影响;也仔细分析了历代对杨万里诗歌的反面批评.     

杨万里“诚斋体”的理学意蕴

杨万里是南宋时期著名的诗人、理学家。他在转益多师的过程中，形成了“活泼自然、饶有谐趣”的诚斋体。诚斋体自然而然的受到了理学的影响，是杨万里诗学与理学的完美契合。诚斋体的形成与理学中所提倡的“活处观理”“格物致知”的治学方法有密切地联系。     

杨万里诗歌创作进阶与“诚斋体”的成型

一般认为,杨万里的诗风有4次发展变化,通过文本细读与数据统计可以发现:"诚斋体"的成型与诗人的创作进阶并不同步;《朝天续集》时期创作变化的实质是将七律改造成流转圆活的风格;求"变"伴随着杨万里的全部创作历程。就"诚斋体"而言,从个体诗风特质萌芽到定型的过程是诗人寻找新的语言、新的审美范畴,逐渐摆脱成法和定式,自然而然地对古典诗歌既有的单元化秩序进行解构的过程。不过以"趣"为审美核心范畴使"诚斋体"存在着与生俱来的局限性。     

学诗须透脱信手自孤高——杨万里诗歌创作美学原则

杨万里是南宋著名的文学家,他与陆游等被称为南宋中兴四大诗人。其诗歌创作风格多样,尤以别具一格的“诚斋体”为人所崇重。全面考察杨万里的创作,不难发现他有着系统的美学原则,而这些美学原则正成就了“诚斋体”的独特风格。     

师法自然的自由创作——对“诚斋体”之“自然”特质的深层阐析

以江西派为代表的宋诗着力表现人文意象和主观世界,改变了唐诗的审美范式.南宋杨万里则把诗笔重新转向自然,并重视在创作中保持和表现性灵本真;他摒弃写作成法、惯用语言及传统意象固有内涵,用自己的语言和方式表达对自然的直接印象,描画和传递各种未经人道、难以言传的新鲜情景与趣味.“诚斋体”打破成法的自由创作精神引领了南宋中后期的诗歌新变潮流     

杨万里学杜及“诚斋体”的宗唐倾向

杨万里的诗歌创作受到杜诗的影响,他较多地使用杜诗典故,集杜为诗,作诗以杜诗为韵,还学习了杜诗的一些句法。但杨万里学杜成就并不高。杨万里的"诚斋体"有着轻巧灵快的写作方式和机智活泼的艺术风格,有明显的宗唐倾向,他同其后的永嘉四灵等一道,代表了南宋诗歌在一定程度上向唐诗的复归。     

诚斋山水景物诗简论

杨万里为南宋诗坛重要人物,其一生转益多师,在诗歌创作与理论构建上均有令世人瞩目之佳绩,晚年其诗以“活法”之悟,被称为“诚斋体”。作为其诗歌重要组成部分的山水景物诗以人化自然世界的建构、童心童趣的展露与语言的传神而成为＂诚斋体＂风格的突出代表。     

古典诗歌审美传统的大突破——论“诚斋体”的变雅为俗

＂俗＂是＂诚斋体＂审美特质构成的重要因素。＂诚斋体＂诗歌语言白俗,因为杨万里大量使用白话口语入诗,并且接受民歌句法影响;诗歌题材常俗,以日常情景为主,显示出对重大庄严题材的回避倾向;诗歌情趣谐俗,不同于诗歌传统的典重高雅。＂诚斋体＂的大＂俗＂之美突破了古典诗歌的审美传统,故始终难于定论。     

论杨万里对江西诗派内部“变调”理论的融通与超越

在历经三百多年的宋诗史上,江西诗派统治诗坛的时间长达近百年。在如此强大的诗学传统面前,南宋中兴诗人杨万里却本着求新求变的创作精神,开创了新的诗歌审美范式——"诚斋体",打破了江西诗派笼罩宋代诗坛的格局,最终超越了宋诗以才学、文字、议论为诗的诗学传统,而他早年对江西诗派内部"变调"理论的融通则是其超越江西诗法的关键环节。     

经典生成与阐释范式的流变——以清代对杨万里诗歌的接受为中心

伴随着宋诗逐步确立为与唐诗并列的诗歌经典范型的过程,宋代诗人杨万里方得以进入清人的批评视野。随着清朝不同时期诗歌观念与阐释范式的流变,持不同立场的批评者或给“诚斋体”诗贴上宋诗糟粕的标签,或推重其为性灵诗、白话诗的经典。正是在以唐音宋调为标准范式的古典诗歌审美标准凝定以后,“诚斋体”的特质及其创变性得以凸显。     

明代西湖全景图的谱系

南宋以降,方志中开始出现表现西湖风光的全景地图。明代志书中的西湖全景图数量增加,无论是方志还是专志都保留了多个版本的全景图。南宋西湖全景图对明代的全景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宋到明,记述西湖的志书在流传中互相借鉴,形成西湖全景图的诸多相似特征。与此同时,西湖全景图在流传过程中不断演变,因文字记述不同,侧重点不同,开始出现示意图与胜景图的分途。     

宋代京畿制度变迁论略

宋代京畿制度复杂多变。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称开封府界,仁宗皇、至和之际曾一度改为京畿路,徽宗朝时而置京畿路、时而恢复开封府界;南宋以临安府所辖9县为京畿。北宋对京畿管理体制出现了开封府界路级特区,南宋以临安府长官充任浙西路安抚使兼兵马钤辖,管理京畿、京师和朝廷事务,已形成了路总管府的管理体制。这一体制对元朝"大都路总管府"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名儒草堂诗余》看江西词派

《名儒草堂诗余》作者大都为南宋遗民 ,集中作品既继承了辛派词人慷慨悲烈、豪宕恢宏的气度 ,又延续了南宋末年词人善用咏物的方式传递内心情绪的手法 ,表情极为深挚。宋元时期特殊的社会状况赋予了词集鲜明的政治指向性和浓郁的地域风格 ,由此得以另立江西一派。与同时代的“浙派词人”相比 ,强烈的兔葵燕麦之感、悲愤激楚之音溢于言表 ,内容形式与艺术风格别具特色 ,在词坛留下可书的一笔。     

时代.人.风格———杨维桢与赵孟頫书法论析简

赵孟频生活在南宋末元初,是著名的书画家。杨维桢生活在元末明初,是著名的文学家和书法家。文章对他们的为人为官、书法风格及在书法史上的意义和影响作了比较分析,展示了他们两人不同的人生道路和不同的书法艺术。     

北宋杂剧与南宋杂剧是不同的杂剧形式

研究者一般地认定两宋杂剧是同一种戏剧形式。实际上北宋杂剧与南宋杂剧是两种不同的杂剧形式,因为在运用致语口号、演出形式、演出角色、演出结构、艺术社会地位五方面,南宋杂剧区别于北宋杂剧。从艺术形态发展史的历时性的角度来看,北宋杂剧到南宋杂剧的变化过程,实际上是杂剧形式从简单到复杂的演变与进化过程。     

杨万里“诗非文比也,必诗人为之”诗学理论的内涵解构

“以文为诗”是宋诗的主流创作思想,而南宋中兴诗人杨万里却提出“诗非文也,必诗人为之”的创作理念,从而打破了宋诗的总体创作格局。这一诗学思想是宋诗演进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它的提出具有两方面动因：其一是对宋诗“以文为诗”观念的反拨;其二是对理学家文学观念的修正。正是二者的合力作用,扭转了宋诗的发展方向,杨万里也因此成为两宋诗风变异的转关人物。     

宋朝乡村催税人的演变——兼论明代粮长的起源

明代粮长起源于宋朝的催税人,北宋前期为由乡村上户充当的里正衙前,中期改为户长,后期为甲头或大保长。南宋前后和各地实行不同制度,同时出现了税长和苗长,是为明代粮长的滥觞。     

略论岳飞与南宋及金朝政局变化的利害关系

岳飞与南宋及金朝的政治关系比较复杂,南宋初期,由于宋金战争的客观需要,武将地位上升,结果与北宋所推行的文人政治策略发生严重冲突。这种冲突必然会使宋高宗与岳飞的关系处于若即若离的窘态之中,一方面,宋高宗的“艮岳”情结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他抗金的勇气;另一方面,随着宋金战局的变化,金朝一改与南宋的正面冲突战略,而为利用南宋文人的政治力量来分化和瓦解其日益强大的武将势力,此时宋高宗的抗金态度也开始转向消极。于是,岳飞便成了当时南宋文人与武将之间争夺权力的一个政治牺牲品。     

从绍兴四年朝臣奏疏看南宋朝廷的对敌之策

绍兴四年是南宋朝廷初步扭转时局的一年,朝廷经历了伪齐与金人联兵南犯的大事件,最终以胜利而告终。在此前后,南宋朝臣频上奏疏,从军事、政治等方面全面分析敌我形势,为朝廷确立＂先擒刘豫,则金人自定＂、＂和议乃权时之宜,以济艰难＂的对伪齐、对金的不同策略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析蒙古灭宋战略的阶段性及特征

南宋的灭亡,主要原因固然是南宋统治者的腐朽无能所造成,但蒙古成功地运用高超的军事方略也是不容置疑的一个因素。蒙古征服南宋的过程,与蒙古帝国三位统治者窝阔台、蒙哥、忽必烈的战略有着密切关系。三者都采取了蒙古民族传统的先实施包围,再重点进攻的战略,但由于个人才能、历史条件和环境的不同,又决定了他们在灭宋的战略过程中各有自己的特征,阶段性尤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