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恨歌》:传统女性性别身份的消解与重构

在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中,王琦瑶一生的悲欢离合,是对女儿→妻子→母亲三种身份有序演变,这一传统女性范型的温和解构与颠覆.女儿身份的模糊和妻子身份的缺失是作家的性别策略,以彰显主人公在性别关系中的主体位置,置换了男性作家笔下的两性主从关系;薇薇的出场又给作家提供了消解和重构传统母亲角色的书写空间,并进一步解构男权文化想象中的母女关系.王安忆采用的是宽容的"两性共建"策略,这也是《长恨歌》在1990年代女性写作潮流中的独到之处.     

李玉电影中的女性主义立场及其不彻底性刍议

“女性主义电影就是包含女性主义立场的电影创作、批评及理论建构.”[1]1女性主义电影理论批评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以英国电影学者劳拉·穆尔维(Laura Mulvey) 1975年发表的论文《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2]影响最大,它以符号学和精神分析为基础,为女性主义提供了严谨的理论框架.[1]3-4 李玉是21世纪以来出现的新生代女导演,是中国大陆目前最知名的年轻女导演之一.她执导过的影片包括《今年夏天》(2001)、《红颜》(2004)、《苹果》(2006)、《观音山》(2010)和《二次曝光》(2012).从女性主义电影理论的角度出发,以下四点可简要描述出李玉电影中的女性主义表达特点: 一、女性主体的建构及欲望表达 李玉电影中的女性大多是唯一的女主角,她们大多生活在缺乏男人的世界里,或丧偶、或离异、或自主选择单身.也就是说,李玉电影中的女性不再是影片中男性的“他者”,是男性欲望或意义的能指;相反,她们是独立的存在,通过建立女性的绝对主角身份,李玉的电影成功地建构了女性的主体地位.     

简论女性的三重身份

一个成年、正常的女性皆具有三重身份：即媳妇、妻子与母亲。这三重身份随着人生历程而变化。媳妇是纯工具性的角色，妻子具有部分的工具性，而母亲则完全无工具性。工具性是功能的体现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是随着工具性的丧失与转移而获得提升的。     

论《金色笔记》中的女性异化

资本主义制度本质上是父权制度,女性异化是资本主义父权制的必然产物,女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主要被异化成三种身份:性伴侣、母亲和妻子。《金色笔记》是多丽丝.莱辛的第二部小说,主要记录了女主人公安娜的生活经验,揭示了包括女性在内的整个社会群体的分裂。安娜的精神混乱状态是资本主义社会女性异化的最终结果,这种异化具体体现在性体验、母职和精神智力三个层面,对这三个层面的深入分析有助于探索女性的最终解放途径。     

从世俗焦虑到终极苦难的叩问——对李玉电影《观音山》文本的透视

李玉的《观音山》在中国电影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从第五代导演对历史文化进行清理和第六代导演对当下社会、政治、人情关照的视域里超拔出来,镜头从世俗的坚硬外表切入,探进生命的深渊进行超越式书写。它把电影的现实关怀拔升到叩问个体终极命运的高度,表达了生命的无常感和悲怆感,这使《观音山》在中国电影中具有超凡脱俗的品质,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思想者电影"。     

东坡词中妻子形象的文化透视

苏轼是一个兼综儒道佛的人物,他以其独特的情感与笔触,跳出了传统意义上的夫妻关系,吟唱出一曲曲心灵的悲歌,塑造了伴随他一生的三个不同寻常的女性--王弗、王闰之和王朝云.其中王弗是贤内助式的妻子形象,王闰之是贤妻良母式的妻子形象,王朝云是红颜知己式的妻子形象,从中展现了宋代的女性文化风貌.     

《劝导》对传统女性形象的颠覆

在奥斯汀生活的时代,社会对于女性角色的定位是：愚昧无知,天生在智力和能力上低于男性,无法独立,一生只能局限在家庭,做一个谦卑、顺从的妻子或母亲。作为一位女作家,奥斯汀对这样的女性定位极其不满,在小说《劝导》中创造了独立、睿智、在婚姻中不依附丈夫的克劳福德夫人和安妮等女性形象,表达了她超越时代的女性意识。     

论前现代中国女性获得权力的途径——兼论黄蜀芹执导的电影《人·鬼·情》

前现代社会里,在父权制男权话语的严密控制之下,中国女性仅能通过三条途径获得有限的权力。前两条是女性通过成为家庭妇女(妻子/母亲)或公众女性(女演员与妓女)获得家庭话语权和社会影响力,这两条途径当然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女性的从属地位与悲惨命运。第三条途径则是借助男性的性别优势,女扮男装。一方面,通过女扮男装,女性可以进入男性领域,并获得一定的公众影响力;但另一方面,女扮男装却巩固而非颠覆了男权制的性别角色,会更加导致女性自我认同的困惑。中国首部女性电影《人鬼情》,既是前现代花木兰故事的重演,同时也是对这一古代大团圆故事的消解。它表明女扮男装尽管使秋芸这样的女性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却并不能改变女性性别文化的处境、促进女性主体意识的建立。总之,在男权社会,这三条途径均未能给女性带来真正意义上的话语权。     

社会主义女性电影与电影中的女性形象——以王苹导演作品为例

作为新中国第一位电影女导演,王苹在20世纪50年代、 60年代导演的《柳堡的故事》《永不消逝的电波》《霓虹灯下的哨兵》《江山多娇》等经典作品,展现了政治社会环境变革与王苹女性主义意识表达之间的相互作用。一方面,王苹导演的社会主义电影聚焦于两性关系中“革命”与“恋爱”的兼容;另一方面,电影中的女性形象由传统的“被拯救者”成为“自救者”与“拯救者”,既彰显出革命年代女性主体能动性的表达,也融入了导演个人的意志,同时隐喻中国共产党领导妇女解放的政治期待。值得注意的是,电影中“母亲”形象从缺位到归位,从单薄到丰满的发展过程,也折射了代际关系与家国关系的变迁与重构。     

电影《孤味》:东方家庭的情感伦理反思

电影《孤味》通过一个家庭三代人之间的情感冲突,揭示中西伦理观念碰撞与融合。电影从式微父权入手,塑造父位缺席下的家庭女性群像,以家庭成员之间的体谅和解,展示了中西伦理对话与和谐共融的可能。在角色塑造上,影片弱化了男性角色,以反传统的母亲形象强调女性主体地位的回归,为女性演绎自我创造一个更广阔的舞台空间。在中西家庭文化不断相互浸润的当下,展现传统“家文化”在现代的传承与重新诠释。     

对影视剧中母女“共生”关系的审视

从心理学和社会学分析,母女之间亲密的“共生”关系,是社会关系中的一个特指,并具有深度的人性和文化内涵。“共生”导致女性在潜意识中对母亲的依赖以及个体逃离这种关系的艰难;而母亲形象由于受到几千年父权文化的建构,具有了双重的属性,在父权体制中起着辅助性的功能。让母亲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让女儿从母亲的庇护下解放出来并获得个体和精神的真正独立,是影视作品女性意识建设的新课题。母女形象;“共生”关系;父权;建构;女性意识     

高校学报女性编辑多元角色下的困境及对策

高校学报女性编辑身兼编辑、母亲、妻子、女儿、儿媳的多元角色,容易陷入身心俱疲、消极怠工、发展受挫的多重困境.作为高校学报女性编辑,首先必须在自身上加强修炼,对工作进行合理计划,确定目标;培养自信心,不断选取;学会调整心态,为心理减负.而作为学报部门及其主管单位,也应对其所遇到的困境给予关注和重视,为其工作和个人发展多创造有利条件,使其更安心地为学报编辑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     

千红一窟 无尽苍凉——张爱玲小说女性形象类型分析

张爱玲的小说写了三个类型的女性形象 ,即为人女、为人妻和为人母。无论身处什么位置 ,她们都逃脱不了压抑、扭曲、驯服甚至变态的命运。透过这些女性苍凉的人生经历 ,我们可以看到特定时代、特定阶层女性的共同悲剧 ,更可感悟到作家深刻以至尖刻文笔下内心的悲凉与无奈。     

当代中国女性的家庭角色冲突与家庭美德修养

当代中国女性普遍面临家庭角色与社会角色、家庭角色内部之间的多重角色冲突,加强家庭美德修养,承担家庭角色伦理责任,是调节其角色冲突的有效途径之一。当代中国女性家庭美德修养应基于对家庭角色关系的正确定位和自觉关怀,修好为妻、为女(媳)、为母之德和持家之道、亲邻之善。     

吕碧城女学思想述评

吕碧城是近代倡兴女学的先驱者。在维新人士提倡贤妻良母主义的时代,她站在了先进女性的行列,主张女子应打破封建束缚,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受教育权,养成独立人格,并提出了自己的女学思想,在女子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从《张家山汉简》看汉律对妇女家庭财产权的保护

张家山汉简有不少关于女性立法的内容,结合简牍和史书中所记载的律令和案例,从女性"为人女"、"为人妻"、"为人母"三个阶段探究了汉律对妇女家庭财产权的保护,并分析了其深层次原因。     

张爱玲对女性意识的启蒙

夏志清先生的一本《中国现代小说史》捧红了作家张爱玲。其实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张爱玲作为现代的女性作家就已闪耀文坛。她的独特之处在于对女性的观照有着个性化的体悟。在文学创作中更全面的表现了女性在封建宗法社会所受的深重压迫。张爱玲从女儿、妻子、母亲的女性不同身份来阐释了女性的内心压抑与伤痛。     

张艺谋电影作品的心理学解读——用艺术填补早期心理缺失

从心理学角度出发,采用人本主义、精神分析、行为主义等心理学派关于艺术创作的理论学说,以张艺谋早期创作的五部电影为对象,结合其后期作品,立足女性情结、男性情结及童年情结三个维度,通过分析电影中的人物形象及造型特征,解读张艺谋电影作品中艺术情结的成因,认为张艺谋早期缺失性体验对其艺术创作影响巨大。     

明代武官优养制度述略

档案资料记载表明代武官及其家属的优养，主要包括对老疾武官、残疾应袭舍人及故官遗母、妻、女等人的优养。明朝在前代的基础上，建立健全了武官优养体系，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也表现出明显的历史局限性，永乐元年新旧官的划分，人为地造成武官之间的不平等，导致军队内部的分化，其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