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乱时代的责任与道义——清代广西边疆城市社会福利事业述评

清代广西边疆城市地方官府、民间绅商和西方传教士举办利益诉求与运作方式不同的社会福利事业,对稳定城市社会秩序有一定积极作用。民间力量在社会福利事业运作管理中承担更大的权责,官方逐渐退出社会福利事业的管理领域是清代广西边疆城市社会福利事业发展的突出现象。     

清代国家力量在牧区社会的进入——以乾隆年间处理果洛地方“夹坝”案件为例

清代前期,由于果洛地方"夹坝"横行,不利于青海牧区社会的稳定,乾隆年间,清政府通过对果洛地方"夹坝"案件的治理,逐渐完成了国家力量在果洛牧区社会的进入,从而在形式上完成了对牧区社会的"统一"。在这一过程中,官府驻军、设立台站、分封土目成为清政府管理果洛牧区社会"夹坝"案件的主要形式,由此形成了"官土共治"的局面,密切了牧区社会与官府之间的关系。     

民间力量与宋代地方公共工程建设述论

宋代民间力量在开展地方公共工程建设中起着重要作用。他们一般通过两种途径发起建设工程:一是积极呼吁并自主进行建设,二是主动倡导,在官府及各方力量参与下组织兴修。这些工程主要涉及农田水利、桥梁道路、学校等与民生密切相关的地方公共设施,另外还有地方政府行政性工程。发起地方建设工程的民间力量主要是在民间拥有一定经济地位和话语权的上层人士,其中富民、官户等是农田水利工程的主要发起人,桥梁道路建设多由基层耆老、乡居士人及僧侣等发起,学校建设则以民间知识阶层为主。     

创建权之争:水利纠纷与地方社会——基于清代鄱阳湖流域的考察

清代,在鄱阳湖流域内的乌石潭陂、槎滩陂和北澳陂水利系统,地方社会围绕水利工程设施的创建权属都发生了激烈的矛盾纠纷。这种文本纠纷的发生,源于地方社会宗族观念的浓厚基础,也是地方民众争夺用水权的一种表现形式,反映了地方社会不同力量之间的权力争夺和社会秩序的变化,表现出区域类型性特征。     

明清时期度量衡管理机构考略

明代的度量衡行政管理机构,在中央为户部,在地方则为诸司府州县官府.而清代度量衡的行政管理部门也主要是户部,到清末时改为度支部,并新增度量权衡局,地方管理部门亦为诸司府州县官府.     

城市商人团体与商业秩序——以清代重庆八省客长调处商业纠纷活动为中心

八省客长是清代重庆最具影响力的移民团体兼商人团体。他们曾经参与了大量的商业纠纷调处活动。本文利用清代《巴县档案》对于此类案例进行的研究显示:清代重庆移民团体之间的合作关系,为商业纠纷调处提供了比较有效的协调与缓冲机制,清代重庆的商品经济发展也使商业纠纷调处越来越明显地体现出遵从规则、理清事非、明确责权的独特模式。但是从八省客长调处商业纠纷的具体做法来看,这一团体并没有成为独立于地方官府进行纠纷调处的公共权威,为迎合地方官府的利益诉求而牺牲公平、正义的情况时有出现。另外,本文所研究的案例也反映出:清代重庆市场已经形成了一套多元的规则体系,将国家制定法、商业惯例、契约、官府行政命令、道德观念等多种因素有机地整合于其中,但是当这一规则体系遭遇官府操控的潜规则时,却往往会被后者所干扰和侵蚀。     

中国古代基层社会权威体系及其博弈

中国古代社会在专制的大背景之下,基层社会还存在着一种特殊的治理模式,即通过国家公权力与民间权威的博弈来实现社会秩序的维系。总体来讲,中国传统社会中存在两种力量,一种自然是代表国家的官府,另一种即是民间力量,习惯上把他们称为乡土精英。国家力量对基层社会的直接控制在历代以及一代的不同时期,其范围与程度都是不断变化的,但国家公权通过对民间权威的“借用”却是始终存在的。这种间接统治的中介力量就是民间权威,其中主要是士绅和宗族。民间力量在为国家力量所用的同时,也获得权力,在家国同构的大背景下,其所引领和推行的民间规则得到了国家的承认,成为基层社会治理链条中的重要一环。     

动态的平衡:清代江南官学学田管理举措探析

清代江南官学学田的管理过程始终保持着动态的平衡,管理者的身份在不停地置换,其权限也没有严格的界定。府、县学的教谕、训导虽对学田的管理负主要职责,但在具体的经营过程中有着种种不便之处,而缺乏行政权威更导致学田屡遭租户抗佃,只得向官府求援。地方官府对官学学田的管理具有非同寻常的影响力,不但直接划拨学田,还以收取学租银的方式将官学学田的收益处分权压缩,力求在全省范围内均平学租的发放。与官府插手学田管理相伴而来的是胥吏的贪墨侵渔,这是一个无法根除的痼疾。为保证官学学田的正常运行,上至朝廷,下至地方,都制定了诸多措施,但收效甚微。     

城隍神与土地神祭祀在清代豫北地区的争夺

清代因其特有的历史背景,民间信仰体系中的神灵已是人格化了的神,而不再是尚未实现人鬼结合的神。城隍神代表清代的朝廷意志,官府往往充当朝廷在地方实行社会控制的代言者和执行者。土地神则代表地方势力,既包括基层城乡民众,又包括对中央有离心倾向的地方乡绅。国家政权与地方精英在祭祀事务上时而合作,时而斗争。总的来说,在豫北祭祀的争夺中,官方占据优势。     

清代寺庙林管理制度初探

清代寺庙林管理主体既包括国家,也包括民间组织（以佛教寺院为主）。造成这种双层管理模式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政府对许多被认为是现代国家所必须承当的林业管理事务概不承当,而都由民间的森林管理主体承担,官府则主要对毁林行为进行惩治。因此,清代寺庙林的管理是一种双层的管理结构。长期以来,国家管理机制与民间管理机制处于一种良性的互动状态。     

楚国水利设施与建设概说

楚国水利设施与建设概说○刘玉堂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农业之所以能获得长足的发展，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楚国水利设施与建设的迅速发展无疑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本文拟对楚国的水利设施和建设进行初步探讨一、堤防工程从气候的角度看，楚国地处温带东亚季风区内，...     

当文化成为一种“治理术”——从“官箴”看清代州县官员的文化职能

在清代的国家治理中,教化百姓、建设符合国家治理目标的地方文化是州县官员的职责之一。关于州县官员具体该如何对百姓进行教化、建设地方文化,在清代的官箴书中有充分的讨论。官箴书的编纂者建议,州县官员可从"去弊"与"建设"两个方面来建设地方文化,即一方面通过颁布法令、重点打击等手段来禁止影响地方社会风俗的活动;另一方面,州县官员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教育、圣谕的宣讲与传播、义学的建设与管理以及对模范人物的表彰与保护等手段对地方百姓进行教化。与当代文化事业建设不同的是,清代地方文化建设仅仅是为了提高他们眼中所谓的"愚民"对儒家社会道德伦理的认同。     

清代佛山的水事纠纷研究

佛山地处珠江三角洲的腹地,明清时期,发达的水运系统使佛山迅速崛起为全国四大镇之一.然而围绕着水资源及其利用,如堤围的修建、涌道的清浚、水环境等问题而不断发生水事纠纷.清代佛山水事纠纷的发生、审判及其结果表明,虽然地方权势已是公共事务的主导力量,但是不能由此推测佛山地方社会实现了自治化.在处理各类有关水事活动的矛盾纠纷,尤其是发生于区际之间的纠纷中,官府仍是不可或缺的力量.     

宋代非商品酒的生产和管理

两宋时期实行酒类专卖制度,其目的在于由国家最大限度的垄断酒课征收.因而宋封建国家不仅干预商品酒的生产、销售和分配诸环节,而且对非商品酒的生产和使用也实行严格的管理.本文拟就宋代非商品酒的生产和管理作一初步探索,不妥之处,敬请指正.一 官府酿造的非商品酒官府酿造非商品酒又可分为中央和地方两种情况.中央主要是专指宫廷皇室祭祀、宴飨饮用的法酒和供御酒,这些酒是由法酒库和内酒坊生产的,南宋时期则称为内酒库和甲库.地方则是由州军府一级官府按规定酿造的公使酒.下面先说中央官府酿造的非商品酒.     

论清代乡村公共秩序的形成与维护? ——以新出徽州禁约合同为视角

禁约是清代乡村社会为保护风水、山林资源、生态环境和公益设施而公同议定的带有强制性规范内容的民间自治规约。从禁约合同的议定来看,乡村公共秩序的形成主要是在宗族、乡绅、地保、文会、乡约、会社等地方权威人物或组织的倡首下,由血缘和地缘范围内的民众公同讨论、集体协商后,通过特定仪式以成文的形式公之于众。合村或合族公议的禁约规条涉及日常生活实践中的信仰、生产、生态、公益、治安等公共秩序的诸多方面。乡村公共秩序的维护主要有赖于民众的力量对违禁者实施精神或物质性的惩罚,必要时借助于官府的权威,从而在官民互动中达致一种结构上的均衡。以禁约合同为代表的自治性规约与私人契约、国家律例共同绘制出一幅清代基层社会法律秩序的整体图景,对当下的基层群众自治具有借鉴意义。     

由伐山到植树:雍乾时期"苗疆"林业政策的演变——以湘黔二省为例

清代林业政策在制定与执行过程中,深受同一时期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影响,存在阶段性差异.雍乾之际,在开辟与治理"苗疆"时,官方对待当地山林的态度也存在差异.地方官府与清廷作为不同的利益方,出于各自的施政需求,形成了不同的林业政策理念.在此过程中,地方官府作为治理"苗疆"的直接责任者,对山林的潜在威胁最为敏感,进而提出伐除山林的建议.然而,清廷则出于恢复全国经济的整体需求,要求各省落实植树造林政策.面对"苗疆"贫瘠的现实,也迫使地方官府不得不转而通过植树造林以广开利源.两种因素形成的合力,推动了"苗疆"林业政策的转变.     

清代金川战争时期巴县社会状况的考察——以巴县档案为考察中心

乾隆朝两次金川战争是清代重大的历史事件,它除了对朝廷造成重大影响之外,对于地方州县官府和民间同样也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尤其在四川各州县,金川战争造成的影响十分明显,严重影响到普通民众的生活,甚至改变了当地的社会结构。战争期间,地方州县官府和民间都深受兵燹之苦,疲于办理各项军需事务,处于较为特殊的状态。     

明清时期江南泰伯信仰的儒家化——以苏、常二府为中心的考察

信仰儒家化是明清时期民间信仰中值得关注的一类特殊现象,它是指神灵在纳入国家祀典后,其形象被改造成符合儒家道德标准的现象。江南民间对泰伯的祭祀和崇拜,最初只是最单纯的先祖崇拜,与泰伯本人的德行无关。泰伯在民间作为道德典范的神灵形象,主要是在明以后的民间信仰中,经过了儒家化的改造实现的。地方官府和地方士人是这一改造的推动力量,而地方士人又在其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清代民间纠纷调解的规则与秩序——以徽州私约为中心的解读

清代乡土社会存在着三种层次的纠纷调解,即民间调解、州县官方调处以及介于官方与民间之间的半官方性质调解.在官府的大力倡导和支持下,清代民间调解十分盛行且存在着内在的规则与秩序:参与民间纠纷调解的主体多、范围广泛;民间纠纷调解的形式灵活多样,家族调解享有程序上的优先权;民间调解的依据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除国家制定法外,儒家伦理道德和情理、家法族规、乡规民约、习惯、风俗等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清代乡土社会的民间纠纷调解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国家法与乡土社会规则之间一种既相冲突又相融合的矛盾统一的和谐秩序.     

行帮与清代景德镇城市社会

清代景德镇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史,不仅是经济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行帮组织整合与城市社会秩序形成过程的历史。在清代景德镇社会中,行帮组织势力最大、影响最深,绝大部分公共事务都被行帮组织控制,而且官府对地方社会的控制亦多借助行帮力量。行帮组织构成了景德镇的城市经济组织和社会控制的特征,制约了城市变迁的方向和轨道。行帮全面控制景德镇瓷业经济发展的时候,既是景德镇瓷业经济的繁盛时期,也是景德镇传统瓷业经济注定要走向衰落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