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真性伦理的当代困境与出路——基于现象学视角

现代意义上的本真性伦理起源于卢梭,其核心主张是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成为你自己。经尼采、萨特和加缪等人的存在主义重构后,本真性伦理在当代陷入了个人主义的困境中。现象学是当代批判个人主义的经典理论之一,能够为本真性伦理摆脱当代困境提供一条新思路。具体来说,现象学中的视域理论提出共享的价值背景的思想,对话理论提出在对话中构建自我的思想,叙事理论提出了叙事自我的思想,此三个思想相互联系、辩证统一,在一定程度上拯救了本真性伦理,并将本真性界定为个人美德和社会美德。     

全球伦理与孔子的德性之思——《全球伦理宣言》再省思

全球伦理致力于从人类数千年来的宗教传统和伦理传统中,发现普遍的宗教-伦理原则,其本质上属于启蒙传统,是现代性规则伦理学的新变种,因之它陷入现代道德之困境而不能自我拯救是必然的。因此,必须吸收古典德性伦理学智慧,将德性伦理学对特定民族之独特道德追求的尊重纳入到全球伦理的建构范围,并将其与规则伦理学的形式化道德命令相互补充,使全球伦理有着更为确切、更能相容各民族道德伦理之特点的多元陈述,只有这样才能形成超越、克服伦理学现代困境之基本视域。儒家先圣孔子的思想中有着丰富的德性实践理性智慧,他关于"仁"的学说和关于理想的道德人格"君子"的学说,可以为全球伦理的建构提供直接的思想资源。此外,对全球伦理建构更有意义的是儒家德性实践智慧借之实现的内在超越方式,它将东方内在超越的精神与西方外在超越的传统相结合,开辟出一条全球伦理建构的健康之路。     

超越"个体伦理政治"与"制度伦理政治"的逻辑

“个体伦理政治”、“制度伦理政治”是政治伦理的两大基本类型。其中,任何一种类型在政治伦理的历史展开中都具有其发生学意义上的合理性和局限性,但都必须扬弃与超越。本文主要从五个层面具体地分析了两类不同的政治伦理之别,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立足于“制度伦理政治”,彻底摈弃“个体伦理政治”的思维,贯彻“制度伦理政治”优先的根本原则,同时又吸收“个体伦理政治”中强调个体道德修造的合理之资源。惟有如此,社会主义政治伦理的成长才具有坚实的现实基础。     

论自由主义的形而上"自我观"的限度

在自由主义理论中，“自我”不仅是一个政治哲学概念，它更是一个形而上的概念。康德型自由主义的“自我观”，使其面临着难以解决“本体自我”与“经验自我”的矛盾。这个矛盾源于康德对“自我”性质的分析，康德的“自我观”的实质是对现代性理论的合乎逻辑的申述，但潜在着“本体自我”与“经验自我”的对峙与越界的可能。霍布斯、卢梭从自然状态中的“原子自我”到社会契约中的“共同自我”的极端发展可导致消灭“自我”。海德格尔对个人主人或“原子主义”形而上的总根源的批判，因为是哲学上的，而非政治上的，所以，一直未进入政治哲学视域。与近代启蒙思想家的社会解释比较，当代自由主义要迎风而立，就势必要先道德化一点，社会化一点。     

阮籍人格建构的文化阐释

阮籍人格由三重构成，即作为传统儒士的真实自我，作为魏晋名士的现实自我，以及作为文学家的理想自我-“大人先生”，这三重自我之间张力的失衡。导致了阮籍人格的焦虑与分裂。这种士人人格在士大夫文化史上具有典型性，其中所包涵的现实悲剧，人生伦理以及内在超越精神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伦理人格向审美人格的生成，生存智慧与诗性智慧相融通的特点。     

数字身份的泛在形态及其伦理风险治理研究

数字身份是以数字化形式存在的身份形态,与网络空间相伴而生。网络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泛在特征使数字身份呈现出云形态、微形态、超文本形态、可视化形态和碎片化形态,为人们生产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伦理风险。数字身份的不合理应用总体指向了认同、隐私、自由和正义等4个伦理议题:数字身份弱化了人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造成了“整合型隐私”保护困境及“隐私悖论”,遮蔽了主体的自由意志和社会遗忘能力,隐含了“数据偏差”和“算法逻辑”不正义等问题。随着互联网日益普及,传统身份逐步向数字身份转型,加强数字身份伦理风险治理成为重要的时代议题。在新发展阶段,应充分利用技术、法律、伦理的协作互动,实现数字身份伦理风险的协同治理,提升数字社会认同感,维护数字身份隐私权,克服数字身份的异化,消解算法逻辑的歧视性影响,使其更好服务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和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从技术治理层面来看,要加强技术的创新和发展,克服技术自身存在的负效应；从法律治理层面来看,应坚持权利与义务辩证统一的立法原则,为数字身份应用提供法律保障；从伦理治理层面来看,各个主体要加强自我约束,自觉成为数字身份治理的重要补充力量。     

卢梭政治伦理的公权力指向及现代反思

卢梭政治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以公意为道德基础重塑现代政治,并从公意出发寻求公权力的伦理价值.通过对公意的深入探究,卢梭找到了解决公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矛盾的方法.然而,资产阶级的政治实践表明,公权力在国家事务和社会管理中发挥的诸多功能依然与公民权利发生着不可避免的摩擦和冲突,而且公权力的指向也无法达到公意所要求的“公共的善”或“公共幸福”.回顾卢梭的政治伦理思想,他的公权力观念中闪烁出的光辉依然值得我们不断探讨和引申,这无疑是我们研究现代民主政治不可多得的宝贵思想资源.     

关于普遍伦理的可能性条件的元伦理学考察

“普遍伦理”(又称“全球伦理”)是最近几年在国内外兴起的一种伦理学主张。对“普遍伦理何以可能”的元伦理问题深入探讨就会发现 ,在当代世界 ,任何伦理只有满足具体的绝对性、超越后现代、成为内在的“自生系统”、应用性、具有神圣与世俗相结合的价值观、跨文化等六项“可能性的条件” ,才能具有全球范围的普适性。跨文化的交流和对话 ,大概是当前讨论“普遍伦理”问题所能期待的最好结果     

基于网络自我伦理构建的高校网络舆情引导

自我伦理是人们对道德和伦理精神的切身感悟,是人在生活情境中的权衡和抉择,是开放的自我观下的自我约束。其构建的逻辑起点基于人有自我救赎的主观需要,人有全面发展的客观需求,人有主体实现的内在要求。构建目标则指向于自我实现的满足,真实人性的再现及精神境界的升华。因此网络舆情的引导应从明确网络伦理的责任主体,继承现实社会伦理的精髓,建立"慎独"的道德自律,加强网络伦理道德教育,培植个体社会支持系统,强化网络主体的心理调适等方面进行治理。     

卢梭道德政治思想图景中的文艺观

卢梭复归并超越了古典政治哲学的传统,从道德的角度阐述了区别于同时代启蒙思想家的政治哲学思想.通过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敦风化俗、在日内瓦是否应该修建剧院等有关争论,卢梭独具只眼地指出良好政治共同体的基础不在于物质的积累与欲望的实现,而在于质朴的传统习俗与道德风尚.科学与艺术的发展导致了人性的异化和道德的堕落.卢梭文艺观的底线,是保护真诚人格不受文明社会及其扭曲人性的机制的腐蚀,促进布尔乔亚成长为富于德性与责任担当的现代公民.卢梭纠结徘徊于个人权利优先性的伦理诉求与重建社会普遍性的伦理原则之间决定了卢梭道德政治和文艺观念的思想矛盾与内在困境,也是其思想呈现多面性的源泉.     

作为“普遍的善”而存在的全球伦理

在人类社会发展面临越来越多的全球性问题的今天,基于道德哲学层面的全球伦理研究无疑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全球伦理是一种手段、一种工具,更是作为“普遍的善”而存在的理想目标,它在“良知”、“责任”、“公正”三个方面表现出来的价值诉求诠释了它丰富的伦理内涵,而通过从实现个体的自由到建立一种善治的社会将能够实现作为“普遍的善”而存在的全球伦理.     

论《庄子》寓言结构艺术的功效

《庄子》一书的思想核心是“道”。作者以多种结构方式相互交错、相互补充,使得这一主旨得到充分的展示。《庄子》独具匠心的结构艺术,不仅造就了容纳大量寓言的便利条件,而且连用寓言的格局,更加有利于对寓言主旨的多侧面多角度论述,从而使其寓言文学表现出较为完整的艺术美。这种结构艺术带来的巨大功效,对寓言文学及后世学者有着深远影响。     

环境伦理与"自然主义谬误"问题

自然主义谬误问题是被普遍地认为对环境伦理的合理性构成障碍的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该问题对于环境伦理学而言,是完全可以克服的.根据是:第一,人们对摩尔的"自然主义谬误"问题存在着一个误读,摩尔所说的"善"不是一个"最后的术语";第二,即使存在一个"自然主义谬误"问题,只要我们改变论证的思维方式,环境伦理学也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消解该问题带来的影响,从而使之成为一个多余的问题.     

原始伦理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地位与作用

人类进行社会治理的途径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发挥法律和行政组织规范等外在强制力的作用;二是发挥伦理的内在软约束作用。但在原始社会的治理中则主要是伦理在发挥作用。从伦理规范的角度看,原始集体主义是其核心伦理精神,民主平等为基本伦理原则,团结互助为内部治理的伦理要求,勇敢刚强为外部治理的美德。原始道德尚处于“前道德”的发展阶段,是一种“萌芽”状态的道德,呈现出简单、朴素、粗俗的特点,它主要通过图腾崇拜、禁忌、礼仪、风俗,甚至巫术等形式实现着对生产生活与社会事务的治理。     

信用治理与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研究

在现代社会里,市场中普遍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情况。由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我国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不可能通过对现行融资体制的有限调整而得到根本解决。本文应用博弈模型探讨了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原因和信用的生成机理,揭示了信用治理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并就如何加强我国中小企业的信用治理提出了若干对策建议。     

儒家与亚里士多德“中庸”伦理思想比较

从两种"中庸"思想的基本内容、两种"中庸"伦理思想的指向或目的、两种"中庸"伦理思想通向各自目的的基本途径3个方面进行了中西伦理思想比较.     

“生态纪”伦理论略

西方著名生态思想家托马斯.柏励,针对地球现在所面临的严峻危机,提出“生态纪”思想,给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希望和可能,给环境伦理带来了深层的生态纪伦理的理解。对于“生态纪”伦理的领悟,首先需要深刻理解“生态纪”;其次,理解在宇宙过程的广泛背景之下人的可生存性之伦理;最后阐明生态纪伦理是一种宏观伦理。     

德治之维与法治之度：新时期中国行政伦理价值的定位

随着经济与社会的迅速发展,行政过程中的伦理建设要求也越来越强烈。而这一要求的大背景则是法律价值层面的"依法治国"和道德价值层面的"以德治国",即同时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不同层面推进行政伦理建设。新的形势下,二者相辅相成,互为依托,客观发展要求我们既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原则,又充分发挥道德操守的价值理念,这不仅是进一步提升行政工作水平、完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必须任务,更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先决条件。在国家治理中平衡德治与法治间的关系维度具有重要意义。     

孝慈精神与现代家庭伦理的建构

中国传统家庭伦理富含“孝慈”精神，重视父慈子孝。近代以来，中国传统家庭伦理经历了痛苦的历史转型。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政府更是从政治上、制度上、经济上推动了新型家庭伦理的建设。文化大革命严重地冲击了传统家庭伦理，而改革开放后对经济因素的强调也同样在传统与现代家庭伦理之间形成碰撞与冲突。在今天的家庭伦理的建构中，传统的“孝慈”精神应当成为有益的思想资源，做出新的贡献。     

腐儒不腐--谈《牡丹亭》中的陈最良

陈最良是汤显祖在<牡丹亭>中创造的一个知识分子的典型,是"情"与"理"的集合体.陈最良在塑造人物、发展情节、表现源于人的自然本性的"情"必然会战胜以封建礼教为核心的"理"的主题等方面,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