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铁路交涉中的法律技术与政治策略

在对外交往中,清政府极力回避铁路等具有商务性质的事项列入条约,一旦入约,则谨慎履行条约义务,并使用严格解释等法律技术限制己方条约义务、驳斥列强约外特权。晚清各界还试图通过区分契约与条约、商务与外交,将铁路交涉限定为商务范畴,避免中外政府间的正面外交冲突。清政府甚至以国内舆论及督抚权力划分等内政因素为外交斡旋的砝码,虽能一时拖延交涉却又往往在内政处理上受其所累。总体上说,清末各界大量援引国际公法、私法的规则和技术,并策略性地利用内政因素,试图寻找外交活动中的平衡与突破,虽不能根本改变弱国外交困境中的被动地位,却推动着中国逐步认知和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     

晚清时期国体观的变化试探

鸦片战争建立的中外条约关系,改变了以天朝体制为核心的传统国体观。议订《南京条约》的过程中,清朝君臣以"俯顺夷情"修正"慎持国体",调整天朝体制,昭示了国体观演化的复杂矛盾和多重指向。第二次鸦片战争推动清王朝进一步思考,将国家利权纳入到国体的范畴,并将国体置于中外条约关系之中。在贵州教案的交涉中,清朝君臣不得不作必要的调适,"以服远人而维大局",其思想观念再次偏离了天朝体制。同时,他们维护天朝体面的国体观念也开始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具有了舍弃传统的主动性。清朝君臣又接受了西方的外交仪礼,在跪拜问题上改变了"最关中国国体"的礼仪观念,最终确立了近代国家平等交往的原则。经过甲午战争和庚子之役的创巨痛深,从对外到对内,传统国体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逐渐形成了以近代国家为内核的新观念。国体这一概念内涵的演化,形象而又具体地揭示了近代历史趋向。     

论古代山东的对外交往

论古代山东的对外交往朱亚非山东地区濒临渤海、黄海，与朝鲜半岛和日本群岛隔海相望，在几千年中外交往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探讨古代山东对外交往的历史，对今天山东的改革开放仍不失有借鉴启迪意义。（一）山东沿海居民是最早与外人交往并走出海外的中国人。从近年...     

从临安开广道的设立看云南的近代外交

中法战争后,越南沦为法国的殖民地,云南开埠通商,外事日繁。为此云贵总督岑毓英特申请在蒙自设立临安开广道,管辖与越南接壤的临安、开化、广南三府,负责中外通商事务,兼任中法交涉对汛督办,负责办理中越边界商务、界务、会巡捕务及华洋诉讼。从临安开广道的设立和职责及其对外交涉中可见,云南的近代外交是在封建体制内部进行调整的基础上,开始艰难起步的。     

制度 人脉 个性——南昌教案交涉与晚清政治格局

在晚清教案史上按察使在中外交涉中处于十分边缘的地位。但1906年南昌教案中余肇康却以按察使身份主导了中法双方在赣交涉进程。从制度史角度看,这在晚清教案交涉中是绝无仅有的案例。南昌教案的交涉背后,牵扯了复杂的人脉关系,反映了清末的政治格局。余肇康的人脉固然很强大,其本人也主导了中法双方在江西的交涉,但最终左右此案结果的是胡廷干和梁敦彦背后的北洋势力。余肇康和胡廷干各有奥援,由余肇康主导中法在赣交涉很大程度上是胡廷干和余肇康个性差异使然。     

清末吴淞江、黄浦江疏浚问题探讨

河道疏浚问题是《辛丑条约》及清末中外修订商约交涉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上海港作为当时中国最大的约开商埠,其对于中外的重要价值因河道淤塞而严重降低。1901年,在与两江总督磋商吴淞江疏浚问题之际,列强强迫清政府订立条约,明确规定对黄浦江进行疏浚。事关国家土地、朝廷主权、长江咽喉,岂敢坐视付与外人?从《辛丑条约》中的《修治上海黄浦河道局条款》到《改订修治黄浦河道条款》,清政府历经五载之交涉,终于在形式上取得修浚浦江的主权。这一过程不仅可以反映清末步履维艰的时局,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晚清政府维护国权的意识,是中国摆脱不平等条约束缚的有益探索。     

清末外务部历史地位初探

清末外务部上承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下启中国外交部,是中国近代外交体制演进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鉴于此,本文拟对其历史地位作一初步探索。 1、主持重要交涉活动,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央外交机关。 总理衙门时期,地方大吏拥有相当一部分外交权力。尤其是北洋大臣,常在重要交涉活动中唱主角,使得作为中央外交机构的总理衙门名实不符。 外务部机构一建立,“班列六部之前”,在清朝中央政府中就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和权威。它成立后即把其职权范围内的事务抓在手里。从1902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中外商标交涉

商标法规的制定和实行本属一国内政,但在近代中国弱势外交的背景下,中国商标法规却遭致西方国家的诸多干涉.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有关商标法的对外交涉,是中国在中外商标交涉中由被动变主动的转折点.此后,中国商标法规的制定、修改和实行逐渐摆脱了西方国家的干涉,反映了国内工商业界的诉求,在促进和保护国内商业发展上发挥了积极作用.     

从三代之礼到万国公法：试析郭嵩焘接受国际法的心路历程

本文试图沟通晚清首任驻外公使郭嵩焘的传统学术著作和他出使前后的日记、奏稿及书信,以探讨其对外交涉的依据。郭氏诠释儒家经典时指出,"三代宾客之礼"包含对外交涉的真理。出使前后通过阅读《万国公法》等国际法译著,并与"万国公法讨论会"交往,他才意识到近代外交应以"万国公法"为依据。然而,郭氏接受"公法",并不意味着放弃"三代之礼",恰恰相反,他是将"公法"当成"三代之礼"精神在当代的体现而加以推崇。     

一部民国外交人事制度研究的力作——评岳谦厚教授新著《民国外交官人事机制研究》

外交,对于一国之发展,特别是对于该国国际交往以及维护国家利益、提高国际战略地位具有极其重要的政治意义。而外交官、外交使节或外交代表,即代表国家或政府办理对外交涉事务的官员,则是国与国之间交往的最重要的途径和媒介。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并无近代意义之外交。鸦片战争后产生了以郭蒿焘、曾纪泽等人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近代外交官。民国创立之后,外交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日显突出,并由此产生了中国第一代职业外交官。从民初北京政府至1949年国民党大陆统治结束,民国外交虽起伏动荡、时浮时沉,却在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研究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史尤其是外交人事体制及其发展演变,对于认识现当代国际外交战略格局以及深化我国外交人事制度改革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改易天朝体制的初试（上）——义律融调中西的模式及其趋向

天朝体制是中国封建时代特有的对外关系模式,鸦片战争前,英国力图改易之,它开始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律劳卑的强横方式受挫之后,义律进行了新的尝试,其职官身份得到了天朝的认可。由于与本国政府的意旨不相枘凿,义律陷入了＂遵此违彼＂的两难之中,刚建立的官方关系中断。为打破僵局,义律更明确地提出融通中外体制的主张,设想了在他看来可以两全的新方案,未被中方接受。广东厉行禁烟之时,义律对方案作了调整,广东当局也有所变通。中英由此实现了＂官方直接通讯＂,而由于鸦片战争的爆发,打断了这一进程。义律对华较为平和,较少强权意识,注定了被免职的结局。但他融调中西的模式及其揭示的趋向,对于探讨文明冲突,提供了可资参考的启示。     

改易天朝体制的初试（下）——义律融调中西的模式及其趋向

天朝体制是中国封建时代特有的对外关系模式,鸦片战争前,英国力图改易之,它开始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律劳卑的强横方式受挫之后,义律进行了新的尝试,其职官身份得到了天朝的认可。由于与本国政府的意旨不相柄凿,义律陷入了＂遵此违彼＂的两难之中,刚建立的官方关系中断。为打破僵局,义律更明确地提出融通中外体制的主张,设想了在他看来可以两全的新方案,未被中方接受。广东厉行禁烟之时,义律对方案作了调整,广东当局也有所变通。中英由此实现了＂官方直接通讯＂,而由于鸦片战争的爆发,打断了这一进程。义律对华较为平和,较少强权意识,注定了被免职的结局。但他融调中西的模式及其揭示的趋向,对于探讨文明冲突,提供了可资参考的启示。     

试论清末的中外合资公司

中外合资公司是清末中国的一种重要的企业制度形式，它的经营、运作对中国社会经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然而，学术界对此却少有专文。笔者不揣浅陋，钩沉史料，作此拙文，求教于方家。（一）本文所谓中外合资公司系指资本来自于中外双方商人或政府的公司，即不论双方出资比例如何，只要是由中外双方共同出资或以实物形态、所有权、专利权等折抵股份而组成的公司，均系中外合资公司。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外合资公司源于19世纪外国侵华企业中的华商地股活动。19世纪初，随着外国对华商品输出规模的不断扩大，一些外国商人也来到中国，在广州、香…     

"示以诚信,一视同仁"--鸦片战争时期耆英对外交涉思想探析

耆英是鸦片战争时期从事对外交涉的主要代表之一."示以诚信,一视同仁"是耆英对外交涉的两个重要的原则.他把儒家的"诚信观"运用于对外交涉,其基本效用是适应了妥协的需要;把本源于传统的天朝夷夏观的"一视同仁"思想,视为制夷良方,其结果恰恰适应了列强一体均沾的政策,使得国体不存,国权不保.     

试论中法战争在中国近代史的地位和作用

在中国近代五次反对外侵的战争中 ,中法战争是惟一一次没有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战争 ,它在近代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中法战争在时间上恰好处在其他四次反对外侵战争的中间 ,因而具有一种承前启后的作用 ,它既吸收了两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外交涉和冲突的经验教训 ,而它本身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则影响了十年后的甲午战争 ,并以此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思想等方面对中国近代史的发展发生了重要的作用。     

邮传部与清末电政利权回收

清末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小黄金期,这其中,邮传部领导的、包括电政业在内的交通利权回收是不可忽视的因素.邮传部对清末电政的利权回收之推动集中体现在中俄、中日交涉及中国与德国、英国、意大利、法国等国的交涉,除此之外还进行了进口替代生产,这极有利于该领域的近代化.以往学界仅仅关注民间的利权回收运动,而对政府部门多所忽视,此乃革命史范式在作祟.     

郭嵩焘的外交思想简论

在近代中国对外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时,郭嵩焘探求“应付之方”,提出了和平外交的思想主张,试图改变中国屡屡受制于人的处境,这反映了时代的变化。对此作系统的探析,有助于认识半殖民地的中国外交,了解其从传统向近代演变的思想历程。 郭嵩焘的和平外交思想,是在经历两次鸦片战争之后逐渐形成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时,郭嵩焘在浙江学政罗文俊幕中,“亲见海防之失,相与愤然言战守机宜,自谓忠义之气,不可遏抑。”此时,郭嵩焘对侵略者只是满腔义愤,尚未悉心考察对外交涉这一重大问题。两次鸦片战争尤其是第二次战争的失败,列强的侵…     

浅析从民族利益到核心利益的演变

国家利益是主权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根本要求,也是一国制定对外战略的核心,亦是对外交往的基本目标。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利益在对外交往与对外战略中呈现出一个从隐蔽到明确,再到以文本形式出现的一个过程。对国家利益的重视程度也经历了一个由浅及深的转变,从最初的毛泽东时代所提出的民族利益到邓小平明确提出国家利益,到最后的2011年国务院发布《中国外交》白皮书,提出中国六大核心利益。这一转变的过程见证了中国的发展与强大,也同时展现出中国在对外交往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今天的中国在世界舞台上不再依附于任何国家,有着自己独立的声音。所以,研究新中国从国家利益到核心利益的演变有其特殊的意义。     

俄总领事与清津海关道——从刻本史料看同治年间地方层面的中俄交涉

珍稀刻本史料《辩论阜通茶船被碰案》、《俄国孔总领事来函》,收录了同治年间通商口岸天津俄国总领事与清津海关道之间为解决华俄纠纷的往来信函,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中俄地方层面的交涉概况。地方层面的交涉在国家层面交涉的结果———条约体制下运作,是中俄关系的基础组成部分。它不但具有独特的运作模式,而且条约体制中许多不平等的文本内容都必须通过地方层面的交涉才能落实。中俄双方在具体交涉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交涉原则差异体现了当时中俄两国在东亚区域内整体外交态势的差异。     

论晚清时代的地方外交

外交系国家间的交涉,只能由一国的中央政府掌控。但晚清外交长期存在着二元化的征象,即中央与地方外交的并存。鸦片战争发生后,西人不以交往仅仅局限在商贸领域为满足,要求提升与中国政府的全面外交往来,广州外交体制确立。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在中国外交中扮演着居重地位,北洋大臣的作用愈益趋于主轴。届庚子年,东南又成地方外交的重镇。但伴随近代国家外交理念的萌发,对外事务的趋重,交通通讯的进步,中央外交不仅有了国际法理和国家主权认可的必要性,也有了技术保障的可行性,地方外交式微。地方外交是传统时代向近代时段过渡的产物,反映了从东方朝贡关系——中西贸易关系——国家条约关系的变迁,显示了国人认知从"夷务"——"洋务"——"外务"的进阶,表现了从广州贸易体制——口岸通商体制——中央外交体制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