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福利视角下的住房政策分析

中国的住房政策存在两种欠缺:一是仅有经济政策思维,缺乏社会政策思维;二是仅有简单福利思维,缺乏混合福利思维。这样两种欠缺,依次导致两种住房困难群体的出现:一种是无法以市场方式解决住房需求的困难群体;另一种是既无法进入住房市场,也无法从保障性住房政策中得益的困难群体。这部分地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住房经济蓬勃发展的同时,仍然存在很大的社会不满。为了更好地改进中国的住房政策,明确政府责任,中国应当借鉴和参考混合福利理论。首先,政府应该提高福利供给,中央财政应该有解决城市住房问题的公共预算,并有相应的政策目标与政策要求。其次,应该重新评估家庭在住房福利构成中的作用和贡献,设法鼓励、刺激和调动家庭购买经济适用房的积极性,综合使用税收、贷款、养老、医疗、教育等方面的配套措施,支撑和激励家庭在住房福利方面做更多的投入。再次,积极发展自下而上的福利支持系统,建立制度化的信息收集与咨询系统,以充分反映和了解社会底层福利需求的多层次性与复杂性。     

发展型社会政策及其在中国的建构

一、发展型社会政策的内涵 最早的社会政策定义源于1873年成立的德国社会政策学会,德国经济学家瓦格纳把社会政策定义为"运用立法和行政的手段,调节财产所得和劳动所得之间分配不均的问题"[1](P93).此后,随着产业革命的爆发,工业化的加速,福利国家、福利政策的提出,社会政策的内涵及外延发生了很大变化,形成了两种有代表性的定义.第一种是英、美学术界的定义,认为社会政策是政府为了直接满足公民的社会需求或福利而制定的政策,包括社会保障、健康、公共服务、住房政策、教育政策等.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马歇尔教授将社会政策界定为与政府有关的政策,这些政策涉及向公民提供服务或收入的行动,其核心由社会保险、公共救助、健康和福利、住房政策等构成.     

中国住房保障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基于1997—2010年的数据

住房保障政策是当前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之一,但社会各界对住房保障政策实施效果缺乏统一认识,存在较大争议。本文基于1997—2010年国家宏观数据,在控制国民财富和城市化等因素的基础上,评估了住房保障政策的实施效果,重点分析了长期住房保障政策和2008年短期政府强力干预政策冲击的影响。结果发现,长期住房保障政策显著平抑了房价,但并没有抑制住房购买量,增强了民众购买价廉物美住房的可能,总体上增进了国民福利;2008年政府强力干预政策冲击与长期住房保障政策联手显著抑制了房价上涨,对住房销售量也有负向作用。在研究结论基础上,本文解释了研究结论与现实存在差异的原因,并提出了协调长短期住房保障政策、保障住房政策实施效果等建议。     

保障房社区福利营造中的政府与市场

政府是住房保障政策的推动者,然而,单纯依靠政府难以顺利实现政策目标,必须借助市场的力量。保障房社区是在大规模保障房建设基本完成之后形成的新型社区,不同于商品房社区,这类社区居民面临着社区福利“再造”的问题。保障房居民获得保障房之后仍然要在社区生活中付出成本,这种成本如果大于他们此前的生活成本,并超出其心理承受力的时候,群体对于政府的依赖就会产生,形成新的诉求。保障房社区福利营造是住房保障后期不能回避的问题,需要一种有本土化特色的政府与市场融合策略。在实践中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良性互动是促进住房保障公平和效率的前提,需要明确政府与市场的各自介入程度和彼此边界,为市场机制培育良好社会基础。     

照护型政府：一项基层政府产业角色的研究

近年来,一些基层政府推动电商产业落地县域,塑造了新兴产业的地方竞争力。然而,庞杂的产业行为文献对政府角色的概括不足,难以回应上述现象。实际上,基层政府介入产业不仅有力度的差异,更有方向与方式的差别。我们将新时代背景下基层政府基于社会福利目标,借用福利政策,扶持产业发展的政府角色称为“照护型政府”。案例研究表明,调整偏好引导资源流向,组团竞争重塑政企关系,政府扶持产业的方向与方式支撑了电商产业的县域优势。基层政府的这一产业角色凸显了产业行为的福利取向,为理解政府行为与产业发展补充了新的视角。     

中国传统农村福利探寻

中国传统农村福利体系的构建包括家庭的功能、社会(社区)的组织网络、国家的干预作用和支持这一切的福利思想等。历史上,中国的家庭构成了非常紧密和最基本的福利单位;社区的组织网络承担着基层最基本的福利保护和传送作用;国家(政府)对农村的福利干预一直很强大,政策和措施形成上下和纵横的系统。与西方福利系统的政府、市场和个人主要构成因素不同的是,中国传统福利体系以国家、社会和家庭主要因素构成。而中国的传统文化,诸如大同、民本、和谐等福利思想以及释儒道三家相互补充构成中国传统福利体系的哲学基础。     

“和谐社会”处境下和谐家庭建设与中国特色家庭福利政策框架

家庭是社会生活和社会福利制度最重要的社会单元。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家庭的结构功能与地位角色发生重大结构转变,传统的家庭问题演变为当前的问题家庭。笔者参考发达国家家庭福利制度模式,首次提出中国特色家庭福利政策框架,指明家庭福利服务体系建设目标、原则和制度化途径,提出家庭福利体系建设战略构想与若干政策建议。     

租购差异视角下保障性住房福利效应测度研究

基于森的可行能力理论构建了保障性住房福利效应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模糊评价法对西安市购置型、租赁型两类保障性住房居民入住前后福利水平进行了量化测度。研究得出:西安市被保障对象的总体福利水平有所提升;两类保障性住房的福利效应变化情况存在显著差异;购置型保障性住房的福利水平提升明显,其中居住条件、生活条件、教育条件得到改善,但交通条件、就业环境、心理状况出现恶化;租赁型保障性住房的福利水平出现小幅下降,其中仅有居住条件得到显著改善,其余条件均出现恶化。为此,政府应针对两类保障性住房的不同特征分别实施相应的改善措施。     

我国社会福利社会化的目标及途径探讨

在我国,社会福利是社会保障制度中的一个特定领域,通常指由民政部门主管的专门为老弱病残提供的具有福利性质的社会服务,诸如儿童福利、老人福利和残疾人福利等,而服务的方式主要以院舍供养为主。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民政部门一直在探索社会福利社会化的方法,试图改变政府包办社会福利和企业办社会的传统格局,从而形成政府与社会组织或个人共同营办社会福利服务的局面。然而,经过20多年的改革实践,企业办社会的包袱基本被取消了,但政府独立支撑社会福利服务的状况基本没有改变,由此而导致我国的社会福利事业发展缓慢,服务的数量和质量都不能适应社会变化的需要。本文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两个相互关联的因素:一是政府对公民社会组织培育和支持不足,二是政府投入不足,缺少对民间资金的激励政策。社会福利社会化是政府提供服务的方式发生变化,而不是从社会福利责任中的退出。政府必须发挥资金投资主体的角色。     

农村社会福利的制度转型和政策选择

农村社会福利经历了互助合作福利、人民公社体制下的集体福利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社会化福利三个阶段。农村社会福利的转型要求政府的角色要从“最小-最强国家”转向责任政府。政府在福利领域中的退位趋势从福利责任的意义上说对中国农村并不适用。     

论第一次世界大战与英国住房政策转变

自住房问题产生后,受"自由放任"思想影响,英国住房政策主要集中于改善居民的居住环境和卫生条件。一战爆发后,英国传统的住房观念和住房政策受到挑战,1915年政府开始对租金实行临时管制,战后定期出台系列住房财政补贴方案,这预示着长期私人租赁管制时代的到来和长期社会住房增加的开始。在英国住房政策演变过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表现出强烈的催化作用,成为英国住房政策的转折点。     

社会政策视角下的非营利组织

随着中国福利制度的转型,非营利组织在福利多元化中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它和政府也在不断互动中建构新的合作关系,而这种互动和建构必须在一定的制度背景和政策空间中进行,政府对非营利组织制定的政策也直接影响其在社会福利框架中的位置及长远发展。所以,对非营利组织的政策分析应成为社会政策研究的重要议题。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国际经验借鉴

在福利国家转型过程中,能促型政府成为发达国家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政府角色调整的方向。在能促型政府理念下,发达国家普遍建立了包括政策、资金、设施、人才等方面的支持体系,形成了多中心的治理体制。能促型政府理念和各国实践经验对于完善我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工作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住房政策与治理

<正>[主持人语]当前,中国住房政策逐渐从鼓励住房自有转向强调"租售并举""租售同权"的均衡发展的新阶段。总结和借鉴国内外解决中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的经验,对相关决策部门优化制度,进行政策创新,保障公民获得体面、宜居的住房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本期选载的四篇论文分别从总结国内政策实践和借鉴国际经验等角度论述政府在住房保障的角色和实现政策目标的工具选择及其优缺点。公租房是当前我国住房保障的主要方式。马秀莲、张黎阳的文章以北京和上海为例,重点探讨公租房建设中     

福利提高的三个“门槛”及政策意义

传统的增长理论假设经济增长是没有生态极限的,认为持续的经济增长可以带来持续的福利改善,现在这些假设遇到了挑战.生态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指出经济增长存在着福利门槛和生态门槛;提出了政府规模对于福利提高的门槛问题,论证了治理门槛与福利门槛和生态门槛的一致性;因此,讨论福利提高的三个门槛具有一定的政策意义.     

从社会福利社会化视角思考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的行为

西方社会福利私营化等新的福利理念及实践对中国福利改革有多方面的借鉴意义,专业化已成为社会福利政策发展和实务操作的主要去向,非营利民间组织在社会服务体系中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政府购买服务目前尚处于探索阶段,深圳作为试点城市尝试建立由政府向非营利民间组织购买社工服务的体系。通过实地研究,介绍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的产生、做法以及存在的问题,探析服务型政府发展的方向和路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建议以完善政府购买社工服务,为政府购买社工服务在其他城市的开展提供借鉴。     

香港的"后福利社会"特征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香港对于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已日益被提上了政府的议事日程。在政策模式的选择上,香港走的是一条"后福利社会"的道路。"后福利社会"这种模式是在考虑了弱势群体的需要和权利及传统华人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它相对于"福利社会"这一模式而言,更加强调个人职责和多元供给。受这种模式的影响,香港对于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是由政府与第三部门共同推动的,并实现了形式上的多样化,即货币福利与福利服务的齐头并进。     

社会转型背景下的城市住房制度变迁与住房属性演变

住房制度变迁经历了住房福利模式阶段、住房福利模式向住房货币化推进的阶段、社会转型新时期的城市住房制度阶段.伴随着我国整体社会机构、身份结构、个体价值观等方面的转换或改变,不同住房制度阶段的住房差异和住房属性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随着住房市场化的推进,住房的投资属性逐渐凸显,居住属性受到严重挤压.党的十九大以来,党和政府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房住不炒”的定位,发挥住房保障的兜底功能,住房居住属性开始回归.住房属性的演变进程表明党和政府为打造公平的住房格局、增进民生福祉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政府和相关部门要牢牢把握住房的居住属性,正确引导公众的住房消费观念,探索解决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的长效机制.     

社会转型背景下的城市住房制度变迁与住房属性演变

住房制度变迁经历了住房福利模式阶段、住房福利模式向住房货币化推进的阶段、社会转型新时期的城市住房制度阶段.伴随着我国整体社会机构、身份结构、个体价值观等方面的转换或改变,不同住房制度阶段的住房差异和住房属性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随着住房市场化的推进,住房的投资属性逐渐凸显,居住属性受到严重挤压.党的十九大以来,党和政府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房住不炒”的定位,发挥住房保障的兜底功能,住房居住属性开始回归.住房属性的演变进程表明党和政府为打造公平的住房格局、增进民生福祉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政府和相关部门要牢牢把握住房的居住属性,正确引导公众的住房消费观念,探索解决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的长效机制.     

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的福利三角研究

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农民工的主体,其就业问题日益凸显。我国政府高度重视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建立了一套以培训为主要内容的增能政策。然而,国家、市场与社会在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培训中的角色不一,由此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的福利三角呈现倒置与碎片化的特点。倒置与碎片化的福利三角关系会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的内卷化、分层化、失衡甚至零和博弈。为此,必须建立一个新的福利三角框架,以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培训的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