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心理描写探讨

《史记》在前代史书的基础上“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吾国之有史学,殆肇端于司马迁欤。”《史记》既是我国史学的发端,又是我国史传文学之滥觞。《左传》、《国语》、《战国策》尽管也写人,并取得了—定的成就,但这些书中的人还只是历史事件的附庸,在叙事过程中被顺带地描绘。人物多举动而少思想,描写多片断而不集中,所以这还算不上史传文学。史传文学的建立以《史记》为标志,是因为书中人物形象比较丰满了,也就是说它具备了一些初步的表现人物的条件。如人物外貌神态的勾勒,人物心理活动的描写,人物性格特征的刻划,作者感情意识的渗透等。而其中人物心理活     

《史记》人物形象的细节描写

司马迁的传世之作《史记》是一部卓越的历史著作,但因为在具体的撰写过程中,司马迁能“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再现了一大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因此,使得《史记》具有强烈的文学色彩,成为一部优秀的文学传记。本文试图从文学的角度,对《史记》人物形象的细节描写进行一些探讨。     

试析《史记》中的论赞功用

《史记》具有史学、文学的双重属性,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不朽巨作。其间“太史公曰”引出的文字属论赞之词,将其分为记行历、讲谱系、采众言、论人物、褒黄老、大悲悯六类,以证明它在《史记》中的积极功用和重要意义。     

试论《史记》视点的艺术性

《史记》作为我国史学和史传文学的一部巨著,其叙事之入神,人物形象之生动,是有口皆碑的,“读一部《史记》如直接当时人,亲睹其事,亲闻其语。”《史记》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就,与它在叙述时能注意视点的变换,多角度、多层面地反映历史事件;在处理人物关系时,能准确把握称谓视点,刻划历史人物的性格,表现作者的感情,有很大关系。“视点,就是人们在观察事物、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在运用语言表达时,所处的位置,立足点,出发点。”由于事物是丰富的、多层次的,世界是纷繁的、多角度的,所     

试谈司马迁对人物的褒贬

司马迁是一位才识卓荦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他在《史记》中充分运用文学描写方法表现历史人物,通过众多历史人物的活动形象地显现出历史面貌。《太史公自序》:“夫《春秋》,……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这虽是就春秋说的,实际也是他自己写作《史记》所遵循的准则。《史记》中的“本纪”、“世家”、“列传”,都是专写人物的。由于司马迁对人物的事迹作过多方面的了解、调查,又能秉笔直书,“不虚美,不隐恶”,并于其中倾注着自己饱满的感情,因此在     

谈《史记》的写人物

作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在我国史学史上和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学术界早有定评,但它的历史文学成就,即“真实的历史记载所具有的艺术性的文字表述”(自寿彝:《史学概论》),论者却不多,本文拟就《史记》在写人物上的一些成就,略抒浅见。     

真实的历史人物 成功的文学形象——读《史记·项羽本纪》札记

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历史和文学巨著。它以文学的笔法,栩栩如生地塑造人物,起到了总结历史、防微杜渐的作用,同时以它独特的历史和美学的思想感染着读者。《史记》体现的善恶、是非标准“颇谬于圣人”的例子俯拾皆是,其中不以成败论英雄即是一例。堂堂的开国皇帝刘邦在他的笔下是一个狡诈的无赖,而自刎于乌江的项羽却是盖世英雄,并专     

“原始察终,见盛观衰”与《史记》写作

在“论考之行事”中 ,司马迁以“六经”为依据 ,关注着历史风云。“六经”作为司马迁撰写《史记》的基本原则 ,与“原始察终 ,见盛观衰”有机结合 ,是司马迁把握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价值尺度。由于《史记》带有厚今薄古的倾向 ,因此 ,这一原则又贯穿于司马迁对秦汉之际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之中     

论《史记》的小说艺术

<正> 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评价《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在这里,他不仅肯定了《史记》的历史价值,同时也肯定了它的文学成就.《史记》的史学价值是无可非议的,那么它的文学成就到底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传统的观念认为《史记》是一部纪传文学,并且把它归入古典散文类.《史记》是一部纪传文学,但是把它归入古典散文类是不够确切的.从文学角上来看《史记》中那些成功的,对后世文学产生巨大影响的作品应当属于早期的中国古典小说范畴.     

论《史记》武侠散文中的一个审美母题

武侠文学包括武侠叙事文学与武侠抒情文学两大类.以叙事文学为主体的武侠文学,一直以其特有的“硬派”主题为传统内容,那就是它的崇高精神、壮美格调以及悍烈意象。这种主题缘起于先秦诸子散文与历史散文,成熟于司马迁的《史记》。《史记》游侠篇与刺客篇中的武侠人物,多多少少都带上了作者理想化与艺术化的特质,这些人物共同表现为一种崇尚刚阳、求取忠虔、行为隐忍、恣纵野性的人格取向。由此而反映出的审美趣味构成了中国武侠文学的总体基调,衍化而成了一种影响深远、且相对恒定的审美主题。     

试论《史记》与《新五代史》的文章

司马迁的《史记》,在中国史学史上是一座巍峨的丰碑,后世史家对它可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但真正学有成效,差不多可以和《史记》相抗衡的,除班固的《汉书》外,只有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所以从南宋以来,文史学家就经常将欧史与《史记》相提并论,予以称赞。如罗大经说:欧阳修“作《五代史记》,便与司马子长并驾”.陈师锡说:欧史“其事迹实录详于旧记,而褒贬义例,仰师《春秋》,由迁、固而来,未之有也。”吴德旋说;“事外远致,《史记》处处有之,能继之者,《五代史》也。”赵翼也说:“盖薛(居正)则仿宋、齐、梁、陈书之例.欧则仿《史记》之例也。薛史于各国僭大号者立《僭伪传》,其不僭号而自传子孙者立《世袭传》.欧史则概列为世家,亦仿《史记》也。”又说:“欧     

“游侠”“刺客”辨异

令人论及秦汉游侠,依据通常是《史记》、《汉书》的《游侠列传》和《史记·刺客列传》中的人物。吾尝疑之:即然这些人都属于“游侠”,司马迁何以要作《刺客列传》将其一分为二?叉,若谓刺客也是“游侠”,那么司马迁何以要说“自秦以前,匹夫之陕,湮灭不见,余甚恨之”?荆轲、聂政辈不是秦以前的“匹夫”又是什么? 若细读《游侠列传》与《刺客列传》,我们会发现“游侠”与“刺客”实有许多不同的特征。     

《史记评注》批评体系探微

牛运震跨前清康、雍、乾三朝,学问淹博,于史无所不窥,其晚年的苦心孤诣之作《史记评注》,用文学与史学两只眼睛细读《史记》,知体要,抓义法,集注释、校勘、评议、汇评、考辨于一体,批评的广度与深度,在前清甚至整个《史记》研究史上罕有其匹。《评注》主论《史记》文法笔力,其文学批评虽不出传统评点学由字法而句法而章法的批评理路,但却始终将"神理说"与"情纬论"作为渗透其中的精神命脉,从而构筑了一个由点及面、由表而里的严整理论体系,避免了传统评点学琐屑而不成系统及"死于章句"、"溺于文辞"等弊病,做到了对太史公之书,不惟得其文义,且传其精神意态,对读者和研究者体悟《史记》的文章之美与史公的作史微旨,均大有裨益。     

盈虚之道论雄杰——由《项羽本纪》等篇谈《史记》人物塑造

司马迁笔下的历史人物,极具文学色彩,其性格表现与历史功过,无不体现司马迁以人物承载历史的史书创作的人文情怀。项羽、韩信、刘邦等栩栩如生的形象,演绎着《史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文学价值与人文精神。     

论《史记》的人文精神

文学是人学 ,史学也是人学 ,作为文学和史学婚媾的宁馨儿 ,《史记》体现了深沉的人文精神。这种人文精神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从体裁上看 ,《史记》创立了以“人”为中心的纪传体形式 ,司马迁不但把传主作为历史的人来看 ,还把他作为人性的人来看待。《史记》记录了最广泛的社会人物 ;并对所写人物的“为人”表现出特别的关注 ;还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整体地反映各阶层人群的历史活动。从内容上看 ,《史记》把神话素材进行了历史化处理 ,体现了远神重人的理性取向 ;并通过对人与天、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等一系列关系的考察 ,展示了重人事的思想 ;重才智 ,尊文明也是其人文精神的重要表现     

《史记》叙事特色举隅

“西汉文无体不备”,“叙事则司马迁”.一部《史记》以五十余万言的篇幅,记叙了中华民族从传说的黄帝时代直到汉武帝时代,约三千多年间政治、经济、文化的演进,社会各阶层人物的活动和各种矛盾,博综旧闻,兼擅文采,精神气血,无所不具,读后令人逸气纵横,慷慨悲歌,确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从班固、刘勰到刘熙载、鲁迅,历代的文人学士之所以推崇《史记》,“为文之妙,叙事状情”,无疑是个重要原因.     

略论《史记》的双音节词

成书于公元前二世纪的《史记》,记述了上起皇帝,下迄武帝太初(前104～101)年间,三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历史发展,是一部重要的文学和史学著作。 《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善于运用口语刻划人物;还吸收了大量的民谣、谚语和俗语,一改过去《尚书》等经典著作的“佶屈聱牙”的毛病,形成朴素、自然、明白晓畅的语言风格。     

“诗缘情”新辨

关于“诗缘情”中其“情”含义的阐释 ,历来褒贬纷纭 ,莫衷一是。为避免偏执一端而不及其余 ,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需与诗论开山之祖的“言志说”联系起来进行考察 ,于当时的社会背景与文学创作实际中揭示其“情”的含义。循着这一思路 ,不难发现“诗缘情”实是一种新的文学观 ,其“情”主要指物感之情 ,一己之情 ,它改变了传统的文学观 ,使文学走向最终的自觉。     

试谈《史记》的人物个性化描写

翻开《史记》,我国古代的封建帝王、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将领、农民起义领袖、思想家、文学家、游侠、刺客、倡优……各色各样的人物,跃然纸上,栩栩如生。这些有血有肉的鲜明形象所以能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里,是同《史记》善于个性化描写分不开的。《史记》首先是一部历史著作。其中虽然大胆而又成功地运用文学手段表现了历史人物,但它毕竟不是小说,不能虚构,只能“实录”,即根据历史事实(有的是文献记载,有的     

陆机《文赋》的艺术辩证意识

陆机的《文赋》产生于魏晋“文学的自觉时代”是继曹丕《典论·论文》之后,我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又一丰碑。《典论·论文》用“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来高扬文学的价值与地位,虽有划时代的贡献,其着眼点毕竟仍是文学的社会功能,而且与汉儒论诗一脉相承,依然是对文学社会作用的失度夸张。《文赋》则由这一传统视角移向文学自身,首次揭橥了其“缘情”特征,并对文学创造过程的诸多问题发表了精辟独到的见解,从而实现了对前代理论的超越,标志着文学自觉观念的深化与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