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民社会传统与中国农村的组织化——基于中西方社会型态差异视角的分析

乡民社会与市民社会是20世纪中国与西方在社会型态差异方面的最好描述.正是由于其中蕴含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文化理念的根本不同,使得在西方蔚为壮观的合作社制度,在中国却成为政府"强制性"变迁下的"逆向运作",发展也远不如人意.要扭转此种境况,至少有一点是必须的:农民身份的职业化、公民意识的树立和乡村市民社会的建立与发展.否则,所有一切变革农村的举措和制度.都将会是一种事倍功半或"雷声大,雨点小"的绩效.     

论乡规民约的发展及其演变

我国古代的乡规民约经历了民间自发到半官化再到完全官化、地方性到全国性、自治性到控制性的转变。早期的乡规民约是理想中的道德规范,到明代则成为乡村自治的规范。清代的乡规民约沦为基层控制的工具,其后乡规民约虽然在民国经历了短暂的复兴,但是其应有的自治属性在专制的政治体制下不断丧失,其总体趋势是由基层组织演变成官方控制机构。     

农村社会治理的本土资源初探——从乡规民约的法经济学和法社会学价值出发

通过从法经济学视角和法社会学视角对乡规民约进行考察,认为乡规民约在农村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法治社会中,应当由国家法对乡规民约进行整合、引导与制约,促进乡规民约在国家法治框架下的自我完善,加强农村公众对乡规民约等民间社会秩序规则的认识,从而弥补国家法在农村社会适用上的不足,将两者在农村社会治理中的规制作用调整在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     

从乡规民约到村民自治章程——乡规民约的嬗变

乡规民约起源于人类社会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乡村社区(以村落为主要形态)形成之后协调超越家庭、家族关系的社区社会秩序的需要,在相当漫长的一个历史时期维护着中国农村社会中的基本秩序。传统乡规民约的存在形态从文本形态看可以归结为劝戒性乡规民约与惩戒性乡规民约;清末新政后至民国前期的乡规民约,借鉴了现代西方民主制度的一些做法,略具近代民主自治色彩。改革开放以来,乡规民约作为村民自治的主要制度形式得以恢复和发展;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村民自治章程作为乡规民约的高级形式推广到全国大部分地区,但其形式和内容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市”与两汉乡民的日常生活

两汉乡民与市相联系,更多是为了换取交纳赋税所需要的货币,其向市投放产品的时间和数量,主要是取决于自身的需要以及粮食生产的丰歉程度。社会稳定时,其与市联系较少,社会动荡时则联系较多。经济发达地区乡民与市的联系较多,经济落后地区乡民与市联系则较少。市对两汉乡民的日常生活产生了较大影响,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他们自给自足的生活状况,交换行为的产生,仅是乡民日常生活的必要补充。     

当代中国新媒体、城市动员与社会资本相关性分析

在行政改革开展了30余年的今天,社会资本和社会动员备受中国学者关注,但极少有学者关注过当代中国新媒体、城市动员与社会资本相关性这一问题。当代中国的新媒体在城市动员过程中的作用日益显著,在辨别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传统城市动员与新型城市动员的基础上,本文对当代中国新媒体、城市动员与社会资本三者之间的关系及相关性进行了分析研究。     

反躬、再塑与实现：新型乡规民约与乡村伦理重构

乡规民约是乡村伦理道德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乡村中群众共同制定、共同遵守的规章制度,在乡村社会空间里承载着不可替代的道德功能。在我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渐次改革与建设进程中,传统意义上的乡村结构、乡村风貌、乡村道德体系也在瓦解、分化和再塑中涤荡出新特点、新面貌。"新乡土中国"的乡规民约要在反躬中发挥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德效能,更要在道德实践中不断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塑造力量,构建形成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道路的乡村社会关系和伦理道德体系。     

从参与民族国家建构到返归乡土语境——评20世纪的中国乡民艺术研究

从20世纪初到1970年代,在“民族国家”意识的导引下,乡民艺术经历了一个被抽象化、工具化与符号化的过程,其政治价值得到充分开发,其主体意识则长期处于被遮蔽状态。1980年代以降,众多学者试图在阐释中使乡民艺术返归乡土语境,多维度的解蔽努力使得这一研究领域重新焕发生机。     

侦探小说与中国当代社会

侦探小说是当代中国流行的通俗文学品种。侦探小说的发展与中国当代后工业城市的社会背景、社会心理、平民思潮及当代中国的民主法制建设等密切相关。关于侦探小说兴起的时代背景与社会心理基础的研究对认识中国当代社会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当代中国的社会公正及其实现

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内在地包含着实现社会公正的要求。就当代中国的社会公正现状而言 ,虽然实现社会公正的最基本条件已经具备 ,但在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仍存在着不公正的现象 ,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要真正实现我国的社会公正 ,还需从多方面入手。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境遇及其原因与对策

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被误解,主要是由以下几个原因造成的:用黑格尔哲学或现当代西方哲学来诠释马克思;坚持学理主义和教条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空洞的词句。同时,在宣传领域,未能弘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在实践领域,存在着形而上学倾向。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明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判断标准,改进马哲的宣传与普及,加强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弘扬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的理论品格。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与现代法律秩序生长

当代中国社会变革出现了一系列现实问题,城乡分割体制的存在、贫富悬殊的两极化以及阶层认同的危机,都对现代法律秩序生长提出了严峻挑战。消除城乡二元制度性篱笆,提供更多的流动机会与制度空间;抑制社会权力滥用,加强平民上升流动,大力培育中产阶层;通过结构性改造和制度性变革,加强阶层认同意识,是应对各种社会转型中的结构性矛盾,推动现代法律秩序生长的有效途径。     

价值澄清法的历史回顾及其在当代的持续发展

价值澄清理论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兴衰持续发展至今。价值澄清法已深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为教育者提供了丰富的资源。通过对这一理论发展的回顾,总结其在新时代的发展特点,可以更好地指导人们运用它解决价值观问题。     

中国古代诚信思想及其对建设现代和谐社会的启示

和谐社会是一个诚信友爱的社会,建设和谐社会离不开诚信道德及诚信制度的建设。中国古代有非常丰富的诚信思想,值得我们今天借鉴。但古代的诚信思想产生并服务于古代社会,将其不加分析地运用于现实是不客观的。     

批判与接纳:马列文论在当代社会的发展方向

马列文论作为文艺理论体系中指向性最强的一类,对于文学艺术的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也因此常常受到来自各方面的质疑。文章以两次具有代表性的文艺座谈会讲话为基本材料,探讨马列文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指导意义,并对其在当代社会中如何继续发展进行了探索。     

高校报刊阅览室违规现象浅析及应对措施

针对报刊阅览室在管理和服务过程中经常出现的问题,本文从开展报刊阅览室的咨询服务、严格执行管理制度和不断加强自身素质三方面探讨如何进行科学的管理,以便更好地发挥报刊阅览室的服务功能。     

当代中国伊斯兰教的宗教经济与慈善事业

宗教经济是实实在在的有形之物,它是宗教信仰、宗教意识的外在物化形式。在中国穆斯林民族地区,因着宗教经济的产生伴生着宗教慈善事业的发端。与其他宗教相比,中国伊斯兰教的宗教慈善事业也具有相当历史、相当规模,它包括了扶贫、帮困、救灾、兴办经堂教育等诸多方面。任何一个宗教,离开宗教经济的支撑无法维持。任何一个宗教,只依赖空泛的说教,无法赢得人心。宗教信仰固然需要信仰者自身的作用,然而宗教信仰的确离不开物化的作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宗教经济的重要性在于对信教人群产生的维系作用。     

东夷校尉与慕容政权的东北亚秩序建构

东夷校尉曾在西晋王朝构建东北亚秩序的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其是西晋王朝在东北亚地区统治"正统性"的体现,也是西晋王朝"天下"意识在东北亚地区的政治延伸,在历史上对于处理东北亚地区的华夷问题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从东晋时期始,随着慕容政权的崛起,东夷校尉开始为鲜卑慕容政权所掌控,原本职能开始逐渐被淡化,其身上所具有的政治象征性被转移到了慕容政权身上,并最终逐渐退出了政治舞台。掌控了东夷校尉的慕容政权,实际上成为当时东北亚地区华夷秩序的新核心民族,并重新建立了以慕容鲜卑这一"夷"为核心的新型东北亚政治秩序。但也正是由于东夷校尉身上被赋予的"正统性",使慕容鲜卑在经历质疑的同时,也被迫开始了与中原文化的融合进程,这就在客观上完成了东夷校尉设置最初的使命——对边疆民族在文化上的引导与招抚。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理论与实践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紧密结合中国国情,准确把握时代特点,积极适应大众需要,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艰辛历史过程。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历史进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引领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推动了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越南古代和现代乡约在法治建设中的作用

在调整村庄及小村庄的社会关系方面 ,乡约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会规则。越南的古代乡约既包括存在于 15世纪与 2 0世纪上半叶之间以文言文或俗语形式记录的规则或协定 ,也包括在村庄世代口口相传的口头规则或习惯。现代乡约在村庄的存在是于Polibureau第十号决议颁行后得到恢复的。就其本质而言 ,古代乡约被认为是调整越南古代村庄的“现存习惯的汇总” ,它们涵盖了古代村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现代乡约还担负着实现地方自治的角色 ,其正当性缘于全体村民的民主制定。尽管在乡约和法律之间存在着某些差异 ,乡约对传统村庄中社会关系的调整却证明法律在村庄中的有效存在。所以 ,在法治建设中 ,法律应当缩减对乡村事务的直接管理范围 ,而村庄协定也必须确保自治和村民的共同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