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叙事的语言传统

中国白话文真正的现代起点在鲁迅。胡适认同邻于口语的“声音中心”的传统白话 ,鲁迅创造性地转化传统为充满张力的现代个性化的“文字场”。带欧化色彩的“文字场” 与传统“声音场”对峙、冲突,衍生出老舍、沈从文等语言大师,也产生了赵树理式的单音 调的权力话语。80～90年代的叙事言语方式中产生了新的欧化文字场。现代白话拓展了叙事 空间,引发一系列叙事言语方式的嬗变。以接受机制论,现代白话的必然取向是从偏重于单 向传播走向共同参与建构。     

“言文一致”与中国文学观念的现代转型

“言文一致”是晚清和“五四”两代知识分子共同关心的文化命题,但他们也显示出内在的差异与分歧。一、文学启蒙是“言文一致”的历史动因。前者借此表达的是民族国家意识,但后者更注重个性意识的释放。二、对汉语的全面反思是“言文一致”的现实起点。前者还是在旧有的规范中创作,后者却创立了现代白话。三、“文学”观念的革新是“言文一致”的实际成果。前者推进了文学观念的转型,但后者才经由现代汉语建立起现代思想文化。     

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是现代性全球扩张的必然产物。民族主义追求的目标本身就是超越传统的现实目标。因此 ,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表现为批判传统和追求现代性两个基本面相。批判是手段 ,现代民族国家是目的。中国民族主义的深层起源使它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对帝国主义掉以轻心。文化民族主义的社会功能在填补价值真空和民族认同。文化民族主义必须坚持自我批判以防止变成种族文化中心主义和文化沙文主义。     

现代中国的国族认同与民族自觉

作为政治自觉的国族认同与文化民族的自觉,是现代多民族国家国族建构的两个基本方面,具体的国族认同与民族自觉样式也各不相同。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传统,本身即蕴含着国族资源,且系现时代中华民族复兴的基础。现代化运动尤其是激进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促成了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并实现了由国族建构引导诸民族自觉的基本传统。经济全球化、新自由主义以及网络化时代,面对诸如单一民族国家、后民族国家及非民族国家观的挑战及困扰,中国尤须处理好国族认同与民族自觉的关系,明确国族话语,积极引导民族自觉,在全球性的民族国家及其人类文明的调整方面有所作为。     

中国现代农民革命战争历史剧叙事模式研究

中国农民革命战争历史剧中基本呈现四种叙事模式:其一是贼寇祸乱模式,将农民战争视为匪寇,这种自古代农民战争历史剧以来的叙事模式在抗战的环境下又有新的含义;其二是豪杰之士拯救模式,将农民起义视为忠臣、豪士替天行道、重整朝纲的行为;其三是昏君失德模式,由于君王的昏庸而导致革命的失败;其四是亢龙有悔模式,主要出现在抗战后期中共将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作为整风文献后,在解放区出现的李自成系列历史剧,重点叙述在革命胜利后由于革命领导人骄傲自满、脱离群众而引起的溃败的历史教训,用来资鉴现实。值得注意的是,后两种叙事模式主要出现在左翼革命作家的历史剧创作中。     

现代历史小说叙事策略研究

现代历史小说以现代艺术模式呈现历史文本,使其具有现代独特的艺术理想与艺术规范。对非理性思维领域的延伸是现代历史小说自由文学表现力的一个层面,也是在历史小说领域建构现代价值体系的探索。现代历史小说家对史实进行艺术化处理,发掘出历史小说在现代独特的艺术美感。自由的文学表现力说明文学性回归历史话语领域,增强了现代历史小说文学地位的独立性,也对中国新文学呼唤“人”的全面解放做了有力的回应。     

中国现代新诗理论批评的历史经验

中国现代新诗理论批评从诞生起 ,自始至终存在着两对最基本的矛盾 :一是西方现代诗学与中国传统诗学的矛盾 ,二是坚持启蒙救亡与坚持诗歌本体的矛盾。针对第一对矛盾 ,袁可嘉、唐等“九叶”派诗论家继承“五四”以来周作人、梁宗岱、朱自清、穆木天、闻一多、朱光潜等前辈新诗理论批评家融汇中西诗学的理论成果 ,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诗学 ;针对第二矛盾 ,胡适、象征派、现代派、七月诗派等诗论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在此基础上 ,九叶诗派提出了“在现实和艺术之间求得平衡”的主张。中国现代新诗理论批评正是在不断地寻求妥善解决这两对基本矛盾的实践过程中 ,逐步萌芽、滋长、发展、丰富、深化的     

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正当性位移

中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历了国家形式的创造性转化,在国际秩序中面临着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基本任务,这个任务具有超前的优先性,它关涉到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随着现代国家的形成,关于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正当性也经历了创造性的转化,在这一转化过程中,与西方的自由理念相比,平等理念获得了压倒性的优势,它既与传统文化中的平均思想相契合,也有利于有效的政治与社会动员。而上述两种任务都是在社会主义的框架下完成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理念成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基本理念。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国家建构的正当性既要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基因,也要符合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现实。     

论中国现代小说成长叙事中的表征空间

在中国现代小说的成长叙事中,表征空间的叙述成为探索成长主题的重要手段。监狱、军队和会议作为三个典型化的表征空间,标识着成长主人公身体塑造和自我构建的重要关节。     

论中国现代散文从叙事向抒情的转换

４０年代至６０年代的中国散文,经过了一个从叙事到抒情的风格转换过程。这种转换也是作家意识形态的转换,是作家在不同社会环境中所选择的不同话语方式。因此,４０年代到６０年代的中国散文带有明显的时代性特征,呈现出散文在创建主流话语过程中的努力。５０年代末到６０年代的散文创作也成为社会主流话语的体现者,其主要特征有以下三个方面：个人抒情叙事消融入社会的宏大声音之中;以明喻为主要修辞手段的显在象征;虚幻的诗意。这其中的艺术得失值得人们进一步总结     

现代民族—国家结构与中国民族—国家的现代形成

民族—国家及其民族—国家主义是现代世界之中极其复杂而又关系重大的现象,而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现实更是这类现象的盘根错节的典型。但是,当代主流的民族—国家理论不仅以西方的社会和历史为模板,而且也缺乏有效的方法和共同的基础,从而导致它们的内在矛盾,并且只具有区域性的意义。事实上,任何民族—国家都是通过共同的政治核心因素和基本结构的构建并且同时以特定的族类属性得以普遍化而形成的。这种政治核心因素和基本结构为分析和判断中国传统的中央集权—郡县制国家的传统民族—国家的性质提供了衡量的标准,而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其实就是这个传统的民族—国家的沉重转型,而非构成。     

论现代小说的空间叙事

从时空维度看,小说首先表现为一种时间性的存在,因此小说叙事必须遵循某种特定的时间逻辑;但小说同时也是一种空间性的存在,所以小说叙事也必须遵循某种特定的空间逻辑。很多现代小说家不仅仅把空间看作故事发生的地点和叙事必不可少的场景,而是利用空间来表现时间,利用空间来安排小说的结构,甚至利用空间来推动整个叙事进程。然而,对空间的利用和强调,决不能导致对时间的忽视和“超越”。“空间性”和“时间性”的创造性结合,才是未来小说发展的康庄大道。     

从民族视角透视中国现代声乐艺术的审美取向

继承与创新是艺术领域中最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是艺术家们面临的重大挑战。我国现代民族声乐艺术既继承了中华民族的声乐传统,又借鉴了西洋美声演唱艺术技巧,最终形成了立足本民族并具有包容开放特性的声乐演唱种类,开创了我国民族声乐艺术发展的新局面,是我国现代音乐工作者为世界音乐发展所作出的突出贡献。     

中国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的错位和复位

文章对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以及两者的关系等作了阐述,并论析了中国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的错位和复位。     

东干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契合点

东干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都受到苏联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影响,二者在汉字拼音化、言文一致、文学的大众化与民族化等问题上相互契合,可互为参照,比对研究.     

启蒙理性与审美救赎——中、西现代戏剧“现代性”比较

19世纪后期20世纪上半叶的东、西方现代戏剧,都把目光不约而同地锁定在人类社会所普遍面临的现代性问题上。虽然同样是关注人类社会的现代性困惑,中、西方现代戏剧各自的“现代性”呈现出的却是不同的文化品格。中国现代戏剧履行着“启蒙救亡”的社会职责,而西方现代戏剧则实践     

现代叙事艺术与海明威

1954年,瑞典皇家科学院以“精通现代叙事艺术”为由,授予海明威诺贝尔文学奖,这是对海明威叙事艺术的最高评价。这里的“叙述”并不仅指一些国内外海明威研究者一致公认的叙述简洁、明快、干净、利落、画面感强且精擅对话等技巧,而且包涵从叙述文本中的现象特征,或说从叙述学的角度而言海明威短篇小说的一些叙述艺术。本文将糅合视角、时况、人称等几个方面来阐述海明威短篇小说的叙述特征。     

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与中国民族文化

越南文学蕴藉着神圣与世俗的双重叙事,其中世俗文化是其国家观念与中国儒家精神的结合,神圣文化多是民间叙事与古骆越族群神话叙事的衍化。越南文学在民族化进程中由爱国文学向国民文学发展,并在全球化背景下借用中越跨境民族的神话传说作为民族文化的再生资源。越南文学的民族叙事蕴含着本土文化与中国民族文化的深层多维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