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觉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近代康区汉藏文化交融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启示

文章以近代康区汉藏民族大规模交往交流交融为典型个案，对文化自觉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讨论。文章指出，在近代康区汉藏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存在两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其一，是文化无意识，主要表现为汉藏民族双方完全出于实用、方便和喜欢，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层面的习俗相互渗透与吸收。这主要着眼于生活的实际需要和方便，双方并无明确的文化意识。其二，是在意识到彼此存在差异的情况下，汉藏民族双方为拉近距离、消弭隔阂和增加亲近感，主动建构或创造了一系列双方共有、共享的文化，同时也存在为增加彼此的共同性而主动隐匿、削弱和淡化自身文化特征的情况。这些均是出于文化自觉的行为。文章认为，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文化自觉的作用和功效远远大于文化无意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文化自觉正是在不同民族接触交往中形成或创造共同文化与共同体意识的有效途径，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发挥重要作用。     

雍正年间八世司徒云南之行及其文化交流——基于《八世司徒传》史料研究

藏文文献中有关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记载史料极为丰富。《八世司徒传》中关于八世司徒·却吉穷乃于清雍正七年至八年(1729—1730)间赴滇西北朝拜鸡足山并与当地各民族进行文化交往的记载,既是研究滇西北历史的重要史料,也是清代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佐证。文章通过对《八世司徒传》中这一重要史料的翻译、注释、解读和研究,探讨了八世司徒云南之行的成果和意义。     

国内学术界汉藏文化交流史（唐代～1949年）研究状况述评

汉藏文化交流是汉藏关系发展与演进的重要组成部分。概览当今学术界汉藏文化交流史研究,主要是以宗教、经济、文学艺术等作为文化交流的载体,以朝代的更迭和政局的演变为维度,认识彼此在交流中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和互补的过程。唐、元、明、清时期汉藏之间的文化交流呈现出时间上的阶段性以及特殊性。当今藏学界更多地是以断代史的角度探究汉藏文化交流,归纳历史特征,探析推进因素。民国时期汉藏文化交流过程中,非政府行为有所增加。当今学术界对此研究则相对薄弱,且侧重于关注政治文化在双方交流中的操作与演变。与此同时,佛教界之间的交流研究也逐步引起学者关注。     

藏族青年斯朗丹增曲培被聘为湖北省武汉市统一战线智库专家

2015年12月11日,湖北省武汉市统一战智库成立大会暨党外人士参政议政成果交流会举行.汉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典范、武汉市汉藏文化交流中心主任斯朗丹增曲培(藏族)等109位专家学者、各界英才被聘为智库专家.     

唐宋时期别史文集中南方民族地区交往、交流、交融研究

针对当前学界多就单一别史文集进行研究的现状,本文选取唐宋时期别史文集进行集中分析讨论,其关于社会交往、经济交流、文化交融的历史表现形式,有力阐释了历史上民族“三交”的历史生成逻辑,并表明历史上促进民族“三交”的因素与王朝的因俗而治、广开商贸、科举兴学等举措密切相关,同时也与民族地区渐归汉地、渐慕华风、渐习汉语等自身因素密不可分。南方民族地区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表现及成因,正是我国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写照与历史确证。     

藏彝走廊的汉族移民与汉藏互动——以九龙为个案的考察研究

族群迁徙是影响藏彝走廊历史与文化特征的重要因素。因各种原因,自清代中叶以来大量汉族迁入九龙地区。汉藏通过通婚与经济利益互补等方式构成了相互依存的族群关系。汉族移民入赘藏家,为二者的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平台,汉藏文化的交流反过来又密切了相互关系,促进了汉藏民族的交融。汉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是双向进行的,并且他们也相对地固守与改变着自身的文化。     

清代民国时期汉藏连接地带的汉藏通婚及其影响

文章立足于清代民国时期的文献资料,探讨了汉藏连接地带汉藏通婚的历史过程,汉藏通婚得以实现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基础,并对通婚对汉藏社会、文化、经济交流的重要影响进行了探析。指出以男丁为主的汉族移民和男少女多的藏族社会存在结构性互补,是“汉男娶番女”这一通婚模式的人口学基础;勤劳、体健、能对汉族男丁在藏地的事业发展产生助益是藏族妇女成为汉族男丁理想婚姻对象的主要原因,与之相对,身份、财富、劳力、特殊技能等家庭物质生活保障能力是汉族男丁能够入赘或娶得藏族女子的主要原因。汉藏通婚家庭的成员以“翻译”的身份,不仅有效的促进了汉藏民族间的经济交流,而且对汉藏民族间感情的沟通,文化的交融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影响新疆民族关系主要因素研究

从古至今,新疆的民族互动中既有着碰撞、冲突和战争的一面,又有着交往、适应和融合的一面。在我国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格局下,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因其地域、历史、文化、宗教信仰、生产生活方式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呈现出不同的现状,因此各民族及其成员依据自身的地域、历史、文化等因素在处理民族关系时也呈现出不同的认知和特点。影响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主要因素也较为独特,既有长期的民族、宗教等历史原因,也有社会转型时期不同民族文化和心理差异、突发事件等的影响。在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上既要认真贯彻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保护民族地区各民族的合法权益,加强国家意识、公民意识等培养,发展少数民族经济、大力解决好民生问题,同时,还要加大对"三股势力"的打击力度,建立和睦的周边关系。     

中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经验与现代启示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在50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及其先民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交融互动,逐渐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中国数千年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给当今中国和人类世界留下丰厚的遗产和启示。认真总结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经验,对于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互动与交融:清代和民国时期汉藏边茶贸易商人的经营策略研究

历史上的汉藏边茶贸易由汉藏等多民族商人合力完成,是青藏高原各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进程的一典型案例。多元的商人类型和多样化的经营形式,为西南地区各族人民提供了多层次和立体式的互动交融平台。商人在赚取商业利润的同时,还注重学习和理解对方的历史和文化,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套成熟的经营策略和交往方式,比如主动学习掌握对方的语言,接纳对方的文化习俗,利用年节赠送礼物维系人际关系,以通婚巩固其商业,并以民族、宗教及政界上层人士为靠山,以城镇、寺庙为中心开设贸易场所等。边茶商人这一系列经营策略和交往方式,实质上在促进各族人民的交往交流交融和维系中央与地方关系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近看《元代藏汉艺术交流》

在历史上,汉藏民族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都有着悠久而又广泛的交流,各个时期遗留下来的艺术作品是汉藏民族交流互动的结晶,它们栩栩如生地向我们展示了汉藏民族交往的历史轨迹。有元一代是汉藏艺术交流之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时期,从规模上看,是史无前例的;从结果来看,直接决定了西藏本土的和以宫廷为主的内地藏传佛教艺术的发展方向。这一结果便是对当时元朝中央政府在西藏施政的直接写照。     

藏传佛教法螺与汉藏文化交流

文章以传世的元明清藏传佛教法螺为主要依据,结合相关文献、图像等资料对法螺在汉藏文化交流中的流变脉络加以梳理,从形式、表现题材和精神意涵等方面对藏传佛教法螺进行分析,指出不同时期法螺在西藏及其他涉藏地区、内地的流传,体现了汉藏艺术的融合,是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     

人口流动与河西走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为例

文章梳理了位于河西走廊的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不同历史时期人口流动的主要原因、基本特征和对民族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河西走廊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的人口流动与人类社会群体的整合,在一定层面上促进了该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进程。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多民族分布格局的形成,为肃南县内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奠定了历史与现实基础。改革开放后,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进一步增强了各民族之间更深层次的交往交流交融。对于河西走廊自古至今人口流动的关注,能够帮助我们深刻认识到我国民族关系发展主流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并在此基础上厘清民族交融的真正内涵。     

跨越民族、文化、宗教:1903-1922年美国医生史德文在康藏地区的活动与角色

美国基督会史德文(Albert L.Shelton)医生是近代康藏史与中美关系史上一位重要人物,然学界对其在康藏活动的研究甚不足.文章从文字与珍稀图像资料结合的视角,利用英汉史料及口述资料,对史德文作为医生、纠纷调停者、东西方文化桥梁、科技传播者、汉藏人民的朋友、汉藏文化交融的历史见证者等角色与活动作一梳理和探讨,以丰富地呈现历史.史德文在康藏的活动与角色不仅是历史研究中值得重视的史实,对思考如何在多元文化、宗教、民族社会中和睦相处、共生共荣等问题也具有学术和现实意义.     

民族间人员交往、思想交流、文化交融探析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必然的趋势,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也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进行了相关论述,指明了我国民族工作的正确道路。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进行深入解读,发现其更深层的含义,即人员交往、思想交流、文化交融,同时结合了当前形势及相关理论,进行探析。     

民族间人员交往、思想交流、文化交融探析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必然的趋势,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也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进行了相关论述,指明了我国民族工作的正确道路。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进行深入解读,发现其更深层的含义,即人员交往、思想交流、文化交融,同时结合了当前形势及相关理论,进行探析。     

政策引导、群众工作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云南陇川县龙安村为例

我国西南边疆地区多民族互嵌式共居的经验表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在政策引导下和基层群众工作中,不同民族围绕共同的经济、社会生活而展开互助、互鉴以至互赏、互信而逐渐形成的。这种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和谐族际关系建构路径,远非西方族群研究中占主流的“社会融合”理论所强调的——隔离与融合二元对立。它揭示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脉络和特征,也对当代边疆地区的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防巩固有启示意义。     

论甘肃藏区各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现状及其特点

甘肃藏区地处藏彝走廊之北和古丝绸之路东端,历史上就是各民族往来交流的重要走廊。文章分别从语言、通婚、生活习俗三方面分析了该地区诸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现状及其特点,认为甘肃藏区民族关系呈现出和谐团结的总趋势,但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不同地域之间存在差异,城市、城镇和乡村之间也明显不同。通过分析研究,文章认为,进一步推动甘肃藏区各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关键在于打破乡村的传统封闭性。     

宋代汉藏民间层面宗教文化交流

文章认为,汉藏两族宗教文化交流主要反映在三种层面上：民间层面的渗透影响、学者僧侣层面的交流传播和中央王朝与地方政府官方层面的往来贡赐。文章仅就宋代汉藏两族民间层面宗教文化交流略作考察,至于其他历史时期与其他层面宗教文化交流则另撰文论述。关于宋代汉藏宗教文化交流,学界关注者寥寥无几,至于民间层面宗教文化交流,则更鲜有问津之人。认为宋代汉藏两族宗教文化交流通过民间方式,将汉地的宗法性传统宗教文化、道教文化、佛教文化传递到了周边藏区民间,也将藏传佛教文化、苯教文化和其他藏族宗教习俗传播到了周边汉地民间。汉藏民间层面宗教文化交流有益地推动了学者、僧侣层面和官方层面宗教文化交流的深度和广度,从某种程度上保持和深化了学者、僧侣层面和官方层面宗教文化交流的成果。     

从元代瓷器看汉藏文化交流

元朝统一中国,汉藏两族文化交融的步伐空前加强。在此背景下,内地文物源源不断地输入藏地,对藏族人民的物质、精神和政治生活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与此同时,内地宫廷和民间使用的器物也受到藏族文化的浸染,汉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在这些文物材料上得到鲜明的体现。本文通过对藏地存世和内地受藏族文化影响的元代瓷器进行梳理,结合图像器汉、藏文史料,从汉藏文化交流和元代西藏特殊政教环境的视角,对元代瓷器所映射的特殊功能进行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