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六朝玄学之风与书法批评理论

魏晋六朝是玄学之风昌炙的时代,也是中国书法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其间,玄学风尚充斥的人物品评风气、清谈玄理充斥的有无之论、言意之辨等哲学论思对书法理论与书法批评的建构与走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魏晋六朝时期的书法理论与书法批评呈现出了重筋骨、重神韵、重意象批评、重书家主题情思的理论批评特征。     

玄言赋浅论

本文对魏晋玄言赋的概念、发展轨迹乃至主要作家作品作了粗浅的论述。玄言赋是指在玄学出现之后 ,由于清谈风气的影响而产生的 ,以谈论玄理 ,表现玄学人生观和生活情趣为内容的赋作。它滥觞于正始 ,过渡于两晋 ,大盛于东晋 ,衰微于刘宋。玄言赋对玄理的表现 ,有的下陈玄理 ,有的借人物和山水景物表现玄学人生观和生活情趣。在文学发展史上 ,玄言赋有其自身的不足 ,但亦有其积极的意义     

东晋门阀与玄学

本文着重就东晋门阀与玄学的关系作了论证。认为东晋的门阀政治是西晋以来世族集团按照玄学理论建立起来的一种新的封建政治格局。门阀体制建立后,玄学逐渐退出政治舞台,蜕变为长生之学。其代表人物是葛洪和张湛。同养生之学相联系的是在晋门阀阶层隐游导养之风的大盛。     

陶渊明:玄学人生观的一个句号

东晋的玄释结合标志着玄学理论发展的终结，但是东晋士人，特别是会稽的名士群体，他们的人生情趣，人生态度，虽然已经渗入了崇尚虚寂的人生旨趣，追求宁静的精神境界；但是，去风的色彩还相当浓厚。他们追求自然适情，追求闲适，他们清谈，等等。他们的人生目的，显然还是玄学思潮的产物。玄学思潮起来之后，并没有提出一种明确的人生观来。玄学发展的不同阶段，玄学名士的人生取向也各各不同。但是，从玄学的基本品格而言，则它在人生态度、人生目的上还是有一个最基本的要求的，那响提拟一种委运任化的人生态度，达到物我一体、心与道冥…     

陶渊明诗歌与玄学话语对读

陶渊明诗歌古淡自然，在形式上表现为与东晋玄言诗的巨大背离，但在本质上，却体现了深刻的玄学精神。魏晋清谈的论题以及魏晋玄学独特的语词对陶渊明产生了重要影响。陶渊明援儒入道、儒道会通的思想，是在玄学盛行的大背景下形成的，这种思想对其创作产生了积极的意义。     

试论魏晋“清谈”的含义

魏晋清谈,在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前人对此论著甚多。关于清谈与玄学的关系,以及对“清谈”含义的理解,诸家看法虽似大同,实则异趣。清代学者如顾炎武、钱大昕等多持“清谈即玄学”的看法。从今人著述来看,见解亦不相同。不少人仍坚持“清谈即玄学”的观点,如侯外庐先生在《中国思想通史》中说;“‘清谈’或称‘玄学’……清谈与玄学即烦琐的三玄与名辩之综合复古”;王仲荦先生认为,在曹操执政时期,“作为清谈的主流来说基本上还是为名教服务的”,到了魏晋之际,清谈便转变为“言及玄运的清谈玄学了”,实际上也认为魏晋清谈即是玄学;一九七九年出版     

论魏晋南北朝的文论之“清”——兼及陶渊明的品第

“清”是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中国哲学和美学范畴。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哲学之“清”转化为审美之“清”的关键时期,玄学本体论和玄学影响下的士人“清谈”对审美趣味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玄学不同发展阶段的观点也影响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清”审美趣味的细微差异,形成了前后两个阶段文论同中有异的格局,前期以“清省”为主,而后期以“清丽”为主。     

玄言诗的产生、发展和流变——读《支遁诗文译释》（代跋）

玄言诗虽然产生于正始时期,却经过了西晋时的寂寞。东晋士人的偏安心态和审美情趣的变化,是玄言诗发展的内在动因;东晋高层决策者的倡导、爱好是玄言诗发展的重要条件。同时,佛教的传入、佛教般若学对东晋玄学的渗透等都与东晋玄言诗的发展大有关系。以体悟玄理（包涵老庄玄学和佛学理论）、剖析玄学义理为宗旨的魏晋玄言诗,却并不都“淡乎寡味”;后来的诗人将吟诵山水引入玄言诗中,从而使其获得新的生命力,并最终发展成为全新的山水诗。     

“感兴”批评法的境遇和新生

受西方批评话语的强势包围,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批评模式乃形势所迫。"感兴"是具有中国民族传统和文化底蕴的文学批评模式。尽管它在参与建设中国现代文论的过程中遭遇困境,但不应当被遗忘,而应当在中西交融中获得新元素和新力量。感兴批评法从审美体验入手,与修辞论美学结合,展现民族传统批评法的新貌和解释效力,从而融入现代文论的话语环境。     

玄学清谈与山水清音——魏晋文章之思想与艺术探源

由于对自身审美意识的充分自觉,魏晋时代的文学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取得了高度的成就。魏晋文章以析理绵密见长,得益于其时盛行的玄学清谈风气;其辞藻之清雅优美,则得力于“江山之助”。可以说,以论理辩难为主要内容的玄学清谈使魏晋文章显得犀利明快、攻守有余,而士人们对于山水清音的重新体味与由衷叹赏,也赋予了其时文学清新自然的审美特色。     

山水审美意识与山水诗歌创作的错位——浅论东晋时代产生不了真山水诗的若干原因

山水审美始于东晋时期,然而东晋时代却产生不了山水诗,原因在于一,晋人游赏山水,其终极目的不在山水本身,而在于借山水悟道.二,玄学家对清谈的热情关注,使他们对自然景物"视而不见",清景美致只起感发作用.三,东晋时期,山水诗审美体式尚未确立.     

山水审美意识与山水诗歌创作的错位——浅论东晋时代产生不了真山水诗的若干原因

山水审美始于东晋时期,然而东晋时代却产生不了山水诗,原因在于:一,晋人游赏山水,其终极目的不在山水本身,而在于借山水悟道。二,玄学家对清谈的热情关注,使他们对自然景物“视而不见”,清景美致只起感发作用。三,东晋时期,山水诗审美体式尚未确立。     

东晋玄言诗风衰歇的文化考察--以谢混、殷仲文为中心

玄学清谈文化的盛行是东亚玄言诗风形成的主要原因，而时至东晋末。由于门阀政治趋于衰落，造成士族文人心态的微妙变化。从而导致其文化崇尚的改变。政治与文化的双重影响，致使“淡乎寡味”，“辞意夷泰”之玄言诗风呈现出衰歇之势，造就了谢混，殷仲文承先启后的诗坛地位。     

魏晋文化的分裂整合与散文的新风貌

东汉末年的社会动荡 ,导致儒学的衰微。经历了建安时期的尚实用之后 ,道学、佛学与儒学的相互渗透 ,整合成了玄学和清谈的社会风气。从建安到东晋 ,不同的名士风度暗示着文人人格在新的文化环境下的变迁。散文也因之产生变化 ,其清峻通脱、纵横使气和师心独见、校练名理成为新的风貌。     

郭象玄学与东晋诗歌的审美追求

"独化于玄冥之境"是郭象玄学的中心命题,它强调以超功利的心态对待天地万物,进而达到与自然冥合为一的精神境界.这一观点对东晋士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们普遍具有一种超功利的审美态度,追求内心宁静闲适的境界.在这种心态的影响下,东晋诗歌呈现出与以前迥然不同的审美风格.     

东晋时期对玄化任诞士风的反省与批判思潮

鉴于西晋“清谈误国”的深刻教训,反省和批判玄化士风及其社会危害成为东晋时期一种或隐或显的时代思潮。其中既有门阀士族社会朝廷当轴执政者和地方军政人物对玄化风气的指责和矫正;也有出自寒门阶层、崇尚刑名法术的文吏之士对“清谈误国”的抗议,表现出强烈的务实作风;更多的则是一些崇尚儒学的思想人物对玄学流行有损儒家礼法制度的激烈批判。这种反省与批评思潮,就时间段而言,虽贯穿于东晋一代,但以东晋前期最为集中。就思想倾向而言,虽有高级士族阶层玄化名士,但以崇奉儒学和刑名的思想人物为多。就侨人与南人的分别而言,南人不仅所占比例颇高,而且言论激烈。这些特点,都是由当时社会文化背景所决定的。同时东晋时期的主流士风仍然趋于玄化,这也决定了这一反省与批判思潮在社会影响方面的诸多局限性。     

《世说新语》人物品评的儒学渊源

<世说新语>人物品评继承了汉末清谈以来的儒家传统,其儒学渊源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官方正统儒学思想;以<人物志>为代表的儒道会通思想;调和名教与自然的玄学思潮,从中可探寻儒学发展的历程.     

“清”与魏晋审美精神

魏晋时代的自由解放思潮,孕育了觉醒的主体意识和自觉的审美精神,推崇“清”成为时尚。以“清”为美,“清”在玄学清谈的氛围中升华为一个重要的审美范畴;“清”的人格之美、风度之美和艺术之美,充分体现了中国的独特的审美精神。     

论永和人物——以刘惔为例

刘惔出身于士族,生活在东晋立国及逐渐稳定之时,他最活跃的时间正值东晋清谈的盛期——咸康至永和年间。他以"简秀"的风神、渊博的学识、"往辄标的"的清谈风格、精妙的识鉴人物的能力成为风流之宗。他自信、重情而谨守礼法,重视君臣秩序;精勤政务,处事干练,洞察大局,并勇于自任。刘惔较好地实践了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具有儒道兼综型人格风范。对刘惔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东晋中期的名士风貌和思想文化。     

论古典园林艺术在东晋的新变

东晋是古典园林发展史上的新变期,表现为:在形制上出现了由"巨丽"到"精巧",由"营国之制"到"翳然林水"的变化。这些变化表明,东晋时期不仅园林布局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根据不同地形进行设置,而且在园林设计的过程中,还将园主"乐情"的生活取向融入居住环境,园林的审美价值逐渐从实用价值中解放出来,获得独立;在功能上则加强了寄情山水、赋诗作文,放松心志、体认生命的士人情趣。这说明随着园林形制在东晋时期的日益精巧化、雅化,园林中的文化因子不断地得到了增加。这时的园主更加注重园林在寄情山水、放松心志和体认生命等精神层面的功能;在审美观念上发生了由"炫富"到"隐逸"、由"比德"到"畅情"、由"崇俗"到"尚雅"的嬗变。说明当时的园林不再是园主们物质上的需要,也不再是他们家藏的外漏,而是真正成了他们精神上的家园,成为他们心灵上的栖息之地。这时的他们在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之中,怀着一颗平静之心,恬然怡然、欣然悠然,冥视六合,真正实现了园与人、身与神的合一;这些变化都表明园林审美功能在东晋上升到了首位,并呈现出个性化、士人化的审美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