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行政体制变革的方向——传统官僚制、现代官僚制与后官僚制的解构与重组

近几十年来,关于我国政府行政体制改革走向"立官僚制还是去官僚制"成为学界的一大争论焦点.部分学者认为韦伯的理性官僚体制是政府行政体制不可逾越的阶段,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应当超越官僚制汲取后官僚制的相关观点和实践.本文从东西方行政文化传统、现实环境、未来挑战等角度进行比较阐述,在中国实际的情况下,对传统官僚制、现代官僚制与后官僚制进行解构和重组,以对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臻于完善进行理论的探索.     

规则的官僚与官僚的规则——追求重要性的背离

理性官僚制追求制度理性,用制度来规束官僚的行为,保证官僚行为的程序性、合理性与合法性,使得官僚成为“规则的官僚”。但是,官僚制规则并不能完全规束官僚行为,实践中官僚常常主观地不遵照规则的约定,而是对其有所突破和改变,甚至违背官僚规则。这样就将规则变成“官僚的规则”。所以,在官僚执行规则的过程中容易产生这种背离现象。背离的原因就是官僚对心理重要性的渴求以及重要性的丧失,官僚在重要性得不到回应的时候就容易逆规则行事。而要改变这种背离现象就必须让重要性回归到官僚的心中。     

造“势”:新中国成立初期防疫运动中的官僚动员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资源不足、专业人才缺乏的情势下,传染病的防治通过全民动员的“卫生防疫运动”展开,动员不仅指向社会层面,也指向官僚体系。官僚动员的形成经过了一个“造势”的过程。具体而言,在官僚体系内部,通过领导人注意力的转移形成“势场”,建构“忠诚检验机制”;通过强化地方卫生锦标赛释放“势能”,内化为官僚体系行动的观念逻辑;通过发动“人民战争”对势能进行维系,继而实现防疫运动的常态化。造势作为官僚群体的动员机制,既表现出一定的效力,同时也因为高强度的意识形态约束与高密度的组织动员而显露出一定的界限。     

公共行政中的街头官僚理论

街头官僚作为最前线的政府工作人员，因其所拥有的自由裁量权而持有相当大的政策制定能力。街头官僚的这种特征早就被社会学家及其他研究者所关注，但“街头官僚”概念的提出及其理论的正式建立，则要归功于李普斯基。此后，街头官僚理论在摩尔等人那里得到部分修正和继续发展。在新的街头官僚理论中，信息革命似乎解决了传统街头官僚所面临的难题，但同时带来了新的滥用职权的可能。其中，官僚体制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街头官僚的控制问题，这同时也是公共行政管理中的一个普遍性难题。     

官僚制:危机与超越

官僚制是以马克斯·韦伯等西方学者为代表所构建的一种经典管理范式,意指现代社会实施合法统治的行政组织,它是一种高度理性化的组织模式。从其诞生以来,一直在各国公共管理领域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和影响。但随着各国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官僚制的内在缺陷也日益暴露出来,官僚制在现代社会中的专业化危机、服从危机、民主危机、信息危机,使其受到了广泛的批评与质疑。对官僚制进行全面的审查与解析,以澄清人们对官僚制的看法,目的不在于全盘否定官僚制,而在于正视官僚制并从复合型官僚、道德猜想、顾客驱使及规制重塑四个方面对其进行重整,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公共管理的改革取向作出一些前瞻性的设想。     

论官僚制的实践困境及其救治理路

论述了理性官僚制的实践困境及其陷入困境的深层原因。着重分析了以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与后现代公共行政思潮为主的现代行政学理论对官僚制模式的批判与反思,分析了我国学者张康之教授“超越官僚制”的理论构想,并据此对官僚制的救治之路进行了初步探讨。     

韦伯官僚制的合理性基础与官僚病相关性分析

马克斯.韦伯的现代理性官僚制理论是建立在合理性原则基础上的,韦伯对这一合理性原则的二分式运用,使得构成官僚制的合理性基础不完整。现实中的官僚制并不如理论上描述的那么科学有效,官僚主义、腐败、低效率等官僚病在官僚体制中无所不在。官僚病的产生和泛滥与官僚制的合理性基础的构成密切相关。     

评《叫魂》一书中的“官僚君主制”

《叫魂》自中文版发行后,一直备受国内学界好评,但作者孔飞力所提出的“官僚君主制”并未得到深入的探讨。本文对此说予以解读,并将国内学者关于此问题的研究进行梳理,借此来确定孔飞力研究的位置。两相对比,本文认为孔飞力关于此问题的见解并不早于国内学者。本文还对该书选取的案例的合适度、“政治罪”对晚期帝国统治的作用以及孔飞力“共时化”的处理倾向加以评论。     

关于街头官僚理论研究的文献综述

在当代社会管理的公共服务向度中,政策的内体制系统生成到体制外作用实效的发挥与反馈,存在着一个操作的临界面,基于这种窗口层的空间结构的研究,是街头官僚理论的论述附归。而作为街头官僚核心因子的自由裁量权,其控制约束机制以及行动逻辑则是自20世纪80年代李普斯基开创街头官僚理论以来学者们讨论研究的聚焦点所在。本文试图对研究街头官僚的现有文献作一理论上的综述,从而为以后推进在相关领域的研究奠定基础。     

试论现代官僚制的现实合理性

官僚制是现代行政范武的主要模式,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官僚制在西方公共行政领域遭到了猛烈的抨击,有些学者甚至提出了“摒弃官僚制”的观点。本文分析了官僚制的历史合理性,并对反官僚制理论进行了审慎的反思,认为官僚制依然具有其现实合理性。     

秦汉官僚的类型及其演变

与古代贵族政治下各级官吏具有凝固性的身份特征不同，秦汉官僚政治下的各级官僚具有很大的流动性。官僚的流动性促使整个官僚队伍在类型和结构上处于不断变动之中。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为扩大统治基础，尽可能地吸收和同化各类社会势力，将他们纳入官僚制之中。社会势力的官僚化也是他们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建立政治联系的唯一通道。秦汉官僚的类型及其演变，奠定了中国古代官僚类型和结构的基本模式。     

苏联解体的魔咒：官僚体制

苏联解体以来,学界对这一历史事件的研究日益深化,取得许多成果,从各种角度阐述了苏联解体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一个重要的内部原因便是官僚体制的形成和顽固发展。当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在与官僚体制的交锋中被消解、被官僚精英阶层利用时,苏联走向了解体,并从社会主义走向了资本主义。     

公共行政中的街头官僚理论

街头官僚作为最前线的政府工作人员,因其所拥有的自由裁量权而持有相当大的政策制定能力。街头官僚的这种特征早就被社会学家及其他研究者所关注,但"街头官僚"概念的提出及其理论的正式建立,则要归功于李普斯基。此后,街头官僚理论在摩尔等人那里得到部分修正和继续发展。在新的街头官僚理论中,信息革命似乎解决了传统街头官僚所面临的难题,但同时带来了新的滥用职权的可能。其中,官僚体制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街头官僚的控制问题,这同时也是公共行政管理中的一个普遍性难题。     

官僚体制与民主行政:改良而非替代

官僚体制被认为是工业时代实现效率最理想的组织形式,但由于对工具理性的一味诉求,忽视民主、公平等价值理性,因而走向了其初衷的反面。20世纪60年代以来,民主行政作为一种组织模式和政治理念对官僚体制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但民主行政并未提出一种可以替代官僚体制的、具体且成熟的组织模式。在现代社会,官僚体制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组织功能,其与民主行政冲突的解决只能依赖对官僚体制的改良而非替代。     

对韦伯官僚制中“理性”的思考——基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

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的官僚制行政理论，是由德国学者马克思·韦伯提出的，曾对当时的企业和政府组织管理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其工具理性之僵化、刻板、缺乏弹性的弊端逐渐显现出来，价值理性的“返魅”被提上了日程。将二者统一起来，对社会的有序运行至关重要。     

中国传统官僚制的弊端解析——以韦伯现代官僚制为比较对象

滥觞于先秦时期的中国传统官僚制，是家国同构、高度集权的家产官僚制，它不具备现代官僚制理性精神和法制原则，其浓重的人治传统对中国人的观念影响十分深刻。虽然西方新管理主义呼吁摈弃现代官僚制，但相对于中国传统官僚制而言，现代官僚制的优势是明显的。由于中国的市场经济基础、法治环境、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的发展现状与现代官僚制的产生条件有一定距离，因此，中国政府当务之急不是模仿新公共管理模式，而是立足实际，坚决摈弃传统官僚制，学习和借鉴西方现代官僚制的合理成份，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体制。     

西方官僚制发展历程与后官僚制改革--兼议当代中国政府人事制度改革与创新

社会转型期政府人事制度改革实践证明,中国已呈现一个全新的价值选择。探讨官僚制的理性构建与 后官僚制的改革理念就成为现实的需要。本文从官僚制理论构建、实践轨迹及官僚制缺陷三方面分析了官僚制发展路径,并由此引出后官僚制改革中的理念变化与技术创新。最后,作者分析了中国政府人事制度改革中的理论分歧、模式构建和需要关注的问题。     

韦伯理性官僚制范畴的再认识

以官僚制原理为基础的传统公共行政模式被认为正被一种以管理为取向的新典范所取代 ,韦伯关于官僚制的经典分析也日益受到批评和怀疑。批评者从官僚制组织低效率和功能失调的现实出发 ,指责韦伯官僚制理论违反经验事实。文章认为 ,批评者以“效率”替代了韦伯理性官僚制理论中“理性”这一中心概念 ,需要新审视这些批评及其结论。韦伯理性官僚制概念的意义不在于提供对现象的细节描述 ,而在于其作为分析工具的价值。     

理性官僚制与民主的内生张力——现代性的视角

现代性关照下的理性官僚制在“后现代”的重新审视之下捉襟见肘。“后现代”破除了对“现代性”的迷恋和依赖。祛除“理性”之魅同时意味着官僚制的理性基石轰然倒塌。理性官僚制肇始于对专制的反动,却又深陷反民主的“泥潭”,是现代性之祸,还是官僚制自身逻辑使然？抑或两者皆有？探究其中原由,以期对官僚制提供某种解救之道。对官僚制的修修补补并不是解决存在问题的有效办法,但是完全抛弃官僚制在现代社会既不可能也不现实,或许可以选择走一条中间道路。     

对韦伯理性官僚制的再审视

韦伯在总结传统官僚制的基础上．创立了理性官僚制这一重要理论。但诞生于工业社会基础上的理性官僚制在进入后工业社会和信息时代时．显示出许多的不适应性，特别是低效率、封闭性和压抑人性等问题长期受到理论界的猛烈批判。然而，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韦伯的理性官僚制作为一种高度理想化的纯粹的组织机构类型和组织形式，它所体现的工具理性价值，对现实仍具有借鉴意义．因此，应重视吸收其有益的智识资源．为我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