汀州在客家民系中的作用与地位

古代福建汀州所在的汀江流域在客家民系形成中具有最重要的作用和地位。它是福建客家聚居的主要区域和文化中心区域,在客家民系发展中起着人口聚落、繁衍和族群认同作用,也成为当今世界客家血缘寻根和文化寻根最重要的区域。客家只有在通过血缘与文化寻根达到客家族群认同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进行全球化背景下的客家文化重构。     

文化视野下的四川客家族群认同

四川客家是汉民族中一支比较特殊的族群,有着自己独特的族群认同意识。随着现当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大众文化的传播、交流,曾经相对独立并承载着四川客家族群认同的客家传统文化被日益渗透,客家族群与土著族群正日益融合。但在四川客家聚居区的移民社会中,重新整合客家传统文化并且构建客家族群认同,仍然是客家族群文化与心理认同的强烈需要。以四川客家族群认同的文化表征为基点,追根溯源,实现四川客家文化在当代社会的重新组合,是构建四川客家族群认同的新途径。     

祠联与中国古代祠堂文化

在宋元以后尤其是明清时期的中国宗族社会中,祠堂可谓有其特殊的文化功能。它象征着祖先,象征着宗族组织,所谓“祠堂乃祖先凭依之所,又为至公执法之处”;它既是宗族凝聚的精神纽带,又是宗族首领代表祖先执行族权、体现宗族尊卑长幼之     

客家原生地在客家族群认同运动中的作用

闽赣粤交界的大三角地区是客家族群(民系)孕育、诞生和成熟的原生地,具有先民、先祖、祖先三重血缘资源优势和文化场景作用,是客家血缘与文化的寻根处。客家在此地所寻找的客家基本精神是对河洛根性文化的传承。客家原生地是海内外客家中原河洛姓氏寻根的中转站。客家的血缘寻根和文化寻根是客家族群认同的主要途径,对全球化背景下重构客家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族群结构与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

“四大族群”概念是“台独”势力人为操弄的产物,其构建的结果反过来又对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产生深刻的影响。表现在政治认同上,支持两岸统一的,外省族群比例最高,其次为客家族群,原住民族群再次之,闽南族群则最低;支持“台独”的,闽南族群比例最高,其次为原住民族群,客家族群再次之,外省族群则最低。在身份认同上,拥有“中国人认同”的,外省族群比例最高,其次是客家人,闽南族群比例最低;拥有“台湾人认同”的,闽南族群比例最高,其次是客家族群,外省籍比例最低。     

川西大禹文化认同及其对乡村振兴的启示——兼论作为地域文化黏合剂的始祖神话

中国各地的活态神话资源,是构成乡土文化情结和国家文化认同的重要资源。川西地区是大禹神话资源较为富集的地区之一,区域内的大禹神话分属不同的族群,对应于不同历史时期,神话资源整体上呈现出复合型、多层次的特征。大禹神话在多样的历史情境中发挥了促进羌汉民族交流,联结入川移民群体的作用。从晚近历史上川西地区大禹神话资源凝聚区域文化认同的功能来看,充分利用各地域的中华神话资源,有助于促进文旅融合发展,推动乡村振兴和文化复兴。     

国家认同与土客冲突——明清时期赣南的族群关系

明代的“寄庄人户”、清初已入籍的“流民”与土著的冲突构成了明清时期赣南族群冲突的主线，而前者与“化外”的“畲”、“猖”等人群最本质的差别乃是他们都被纳入了“国家”统治体系。因此，可以认为，流民与土著产生冲突并形成各自心理认同的前提是，流民接受“国家”统治，开始具有与土著同样的国家认同意识。     

全球化与现代客家运动

客家由一个聚居于内地的边缘闽粤赣边界区域的山地族群,发展为一个声望隆盛的国际性族群,与客家在近代以来建构客家观念,开展现代客家运动的文化实践是分不开的。现代客家运动,本质上是客家人对现代化进程的一种响应,是客家人融入现代民族国家的一种主动的政治姿态和自觉的文化实践。第一阶段客家运动,塑造了客家新形象;第二阶段客家运动,建构起了全球性的客家认同,建构起了具有符号意义的客家资源发展平台。     

中华民族“凝聚力”考古学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自古延续至今、从未中断的文明。”其不断裂的表现，是这一文明的祖先还是中华大地上“百万年人类史”与“一万年文化史”的缔造者。“中华文明史”的实质是中国的国家历史。以考古学、历史学、分子生物学研究中华大地上的各个族群，得出几乎一致的科学结论，它们有着基本共同或相近的“遗传基因”、共同的“祖源”。在中华五千多年不断裂文明史中，不论是什么时代(王朝),也不论是中华大地什么地方的族群或人群管理中华国家，都坚持“中”与“中和”的国家“大一统”理念，从“三皇五帝”到历代中华不同族群建立的不同王朝，都维系着“中华统绪”,这是几千年来形成的中华大地的多民族共同体对中华优秀历史文化传统的认同、对中华民族及其大一统国家的认同。回顾古代世界的两河流域文明、埃及古文明、印度古文明与中华文明“四大文明”,加之美洲的玛雅文明与印加文明，除中华文明之外，至迟在公元6世纪或“大航海时代”之后，其他文明均已“断裂”,而只有中华文明延续至今。之所以这样，乃是源于中华文明一代又一代传承着从“家国一体”到“家国同构”至“国家认同”的“中”与“中和”这一“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基因”。     

关于客家形成问题的思考

客家是中原的汉人入迁于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而形成的民系,或称族群(团),这已为学界所认同。也就是说客家不是一个单一的民族,而是汉族中的一支民系,它是在特定的地域里形成的。大约在明清时期,又有一部分从闽、粤、赣三省交界县市向国内其他省市以及港台地区和国外迁徙,这部分人的后代,也自认为客家。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九个省(区)有客家人聚居区,境外有67个国家和地区有客籍华人,全球客家人总数已达9610万左右。     

什么是客家——以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为中心

无论从史实出发批评罗香林过分强调客家的中原汉人血统,还是从族群理论出发批判其“族群中心主义”,可能都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罗香林研究客家时的社会情境和他对客家判定的标准。罗香林注意到了客家与畲民之间的血缘融合,从而发明和解释了“民系”理论,并从文化上来论证客家民系之优秀。罗香林对客家的界定,依据了客家人士的访谈,暗合了族群理论,也揭示了他那个时代客家人自我认同的地域范围。1930年代前后,在广东、福建、江西三省交界地,存在着对客家人和客家地区的自我认同,民众对谁是客家人,哪个地方是客家地区,其实有一套自己的标准和相对清晰的界限。在这个事实的基础上,重新解读三省交界地区宋以来的历史进程,或许对思考客家学自产生以来一直挥之不去但又无法得到正解的问题,即“什么是客家”,产生新的认识。     

构建、维系与组织化:明清时期墓祭对华北宗族的影响探析

与华南或江南不同,明清时期的华北宗族并不将祠堂视为宗族的象征和标志,而是以祖茔作为宗族的主要载体和活动中心。而围绕祖茔展开的墓祭活动,则实现了宗族的构建、维系与组织化。墓祭不仅将散处各村的族人组织起来、将族人的祖先认同实际转化成了宗族认同,还在祭祀之余管理族人、处理宗族公共事务。可见,华北宗族的墓祭活动在实际上完成了祠堂应有的功能和职责。以祖茔为宗族象征、以墓祭为核心活动,构成了华北宗族的显著特征。     

论明清时期腾冲汉族移民的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明清时期,随着中央王朝对西南边疆的经营,大批汉族移民尤其是军事移民落籍腾冲。在漫长的历史嬗变中,落籍腾冲的汉族移民通过修撰家谱、建盖宗祠等方式,在"土-客"之间的相对关系中,建构起了共同的历史记忆,强化了祖先认同和族群意识,汉族移民身份的记忆通过以祖先崇拜为特征的宗族文化得以保留和强化,以实现他们同内地汉族在祖源上的联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汉族移民的族群认同。     

农村流动儿童的身份认同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深圳市流动儿童调查数据的分析

利用2013年深圳市流动儿童调查数据,分析流动儿童制度性身份认同和地域性身份认同的现状,揭示“纽带联结”和社会距离对流动儿童制度性身份认同和地域性身份认同的影响。研究发现：流动儿童面临身份认同危机,城市人身份认同度和本地人身份认同度均比较低,存在身份认同模糊问题,制度性身份认同危机更为严重;“城市纽带联结”中家庭有无深圳房产和本地方言掌握程度,“乡村纽带联结”中老家生活时长,以及社会距离是流动儿童制度性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城市纽带联结”中家庭有无深圳房产、本地方言掌握程度和深圳生活时长,以及社会距离是流动儿童地域性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乡城纽带联结对流动儿童身份认同的影响可谓异同兼具,不同的社会距离对流动儿童身份认同均有不同的显著影响。     

传统客家女性的社会家庭角色及族群文化特点——客家山歌中女性文化探析

客家山歌中对女性的描绘和对女性的讴歌,展现了客家女性独特的家庭和社会角色以及客家族群独特的女性文化特点。这些山歌也教化着后人,加深了客家人族群对这种文化的认同,推动了它的发展。     

族群认同视域下闽南方言的跨境传播

闽南族群的跨境迁移已历千年,已然成为东南亚华人华侨重要的地缘分支之一。从族群认同视域探讨闽南族群跨境迁移中闽南方言在族群认同中和文化认同中的地位和作用,闽南方言的认同功能与其交际功能、文化功能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作用,与长久维系闽南族群认同、构筑“一带一路”心相通、保护闽南方言资源等休戚相关,应加快闽南方言的跨境传播研究,维护闽南族群的母语方言,以更加智慧、柔软的方式维系族群认同。     

潮客族群互动与文化认同——丰顺县 隍镇九河村的实证分析

丰顺县 隍镇九河村是处于潮汕、客家两个族群边缘的一个宗族村落，透过对九河村宗族文化对潮汕文化的逐渐认同过程的详细考察，可以窥见关于族群互动与文化认同的有趣联系，可以得出结论：即产生文化认同的原因与行政归属、婚姻网络、人口迁移以及经济结构的变动等诸因素都有密切的关系。     

都市社会的族群认同及其表述实践

本文以广州满族为主要分析对象，探讨当代中国都市多元社会中的族群认同问题。自清代乾隆年间八旗兵驻守广州城起，随着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满人作为特殊的社会人群制定了其相应策略，从而在新的社会文化基础上维持和发展着其族群认同；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构造族群认同的种种表述实践不仅反映了不同族群间，尤其是与汉族的互动关系，而且折射出地方社会权力结构的变化和不同族群社会地位的升降。     

部氏族人的姓名民俗与日常生活性族群认同——以湖北省三家台蒙古族村部氏族人为例

三家台蒙古族村是湖北省唯一的蒙古族村,该村落的蒙古族以部姓族人为主体.部姓族人们根据日常经验形成了“由姓而族”的家庭民族结构;蒙古语的姓氏与名字亦呈现出了“冷热并置”现象.部姓族人的姓名民俗与族群认同的关联性方面呈现出根基性族群认同与工具性族群认同交融的表征.就如何切实反映并归纳出日常生活范畴中当地人族群认同的特点,笔者初步提出“日常生活性族群认同”的观点予以概括.     

族际社会中的族群与族群认同--以俫人为个案

“族群边界”理论认为造成族群的是“边界”,它产生于族群互动的过程,是族群的主观认知和选择,并以此区分不同人群。以侏人为例,他们通过对祖先记忆的诠释而形成边界,实现族群认同。“边界论”立足于主位视角,重视动态过程,与“客观特征论”用客观特征来判断族群身份的静态模式形成鲜明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