捍卫公共理性--论罗尔斯"政治的正义"的基础

本文选择罗尔斯的公共理性观念来解读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理论建构,公共理性是公民的理性,是那些共享平等公民身份的人的理性.公共理性是民主社会的生命力所在,也是秩序良好社会中的公民的普遍理性,<政治自由主义>对<正义论>的一个伟大超越就是其对公共理性的表述.在<政治自由主义>中,政治概念既是自由的概念又是自我限定的概念,而不是一种完备性论说的概念,<政治自由主义>的目的是试图将"公平正义论"阐发为一种"政治正义论"并力图为多元化的当代西方社会寻找一种政治正义的"重叠共识".在寻找政治正义的共识中,罗尔斯的公共理性理论建构的努力正是试图为人类找到一条通向秩序良好生活的普世价值.     

真与善的两失：当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困境检讨

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坚持了近代自然科学将“真”与“善”分割开来的方向,继承了自然科学在真确性方面的两个妄断;又具有自然科学所没有的特殊的方法论困局,即人被“事实化”的问题;由于“价值中立”原则被误用,所以社会研究对“非善”有纵容的倾向。“善”在当代作为一个个人性的命题,与社会科学研究对知识之普遍性的追求之间存在矛盾。唯科学主义的态度,导致中国社会研究领域没有及时吸取方法论哲学和知识学的前沿成果,是真善两分和真善两失的根源。     

论狄尔泰精神科学中事实与价值的关系

在现代西方哲学的演变中,事实与价值、主体与客体、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主题。以狄尔泰为代表的新康德主义是西方哲学中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二元分立的标志。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分野是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划界。虽然学界一般认为狄尔泰精神科学追求的是价值的主观方面。但在狄尔泰那里,事实和价值具有一定的相关性。狄尔泰并不否认自然科学在研究中的基础性地位,他认为对事实的认识是追求生命意义的前提。在现代西方哲学二元论讨论中,无论我们坚持一元论或二元论都会造成一定的理论局限。因此,探讨狄尔泰精神科学方法论中事实与价值的关系,找寻二元论问题研究的理论出路。对于我们合理理解事实与价值的关系,正确处于西方哲学根本问题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阐释的确定性、非任意性与文学性——与张江先生对话

张江《再论强制阐释》探讨了阐释的确定性、整体性、非任意性与文学性等一系列基础性问题。在具体论述强制阐释产生原因的过程中，此文显露出三个值得进一步深入讨论的问题。其一，此文认为后现代主义将确定性与非确定性分别赋予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而后者是强制阐释泛化的主要诱因。实际上，后现代主义解构了这种二分法，并提供了一种新型范式的确定性与可公度性。其二，此文以接受美学与读者理论为典型案例，论证后现代任意性的阐释方式使强制阐释大肆泛滥。这个例证本身却是漫画式的，经不住仔细推敲。其三，此文批评文学阐释与非文学阐释的淆乱为强制阐释推波助澜，断言文学的阐释目的是求取共鸣而无真假对错之分。这既简化了阐释的多重目的，又为任意性的强制阐释开启了理论之门。辨析这些问题，可以更好地认识强制阐释的生成机理，找寻相应的解决路径。     

礼乐与古代公共阐释空间的创构

礼乐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形态，其发展过程也是不断被阐释的过程。通过层累性阐释，礼乐承载的道德质素固化为基本精神信仰，从而形成了以道德理性为核心内涵的公共理性。公共理性的存在场域是公共空间，它在礼乐的笼罩下不断形成。礼乐塑造公共空间的方式包括显性话语建构、隐性文化渗透和微观典籍阐释。公共理性与公共空间是相对抽象的概念性存在，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从礼乐及礼乐阐释维度讨论公共理性的内涵与形成、公共空间创构以及公共理性与公共空间的关系，是一种实际化、民族化的研究路径。     

如何理解客观性：对象、意义和世界

阐释学的任务在于一方面需要拒斥海德格尔的强制阐释,但不拒斥精神的主动性;另一方面需要拒斥还原的强制阐释,但不拒斥精神的客观性。我们时代哲学阐释的核心任务,乃是在这两种强制阐释之外找到第三条道路,既保留阐释学之为精神科学的精神性而非物质性,又保留阐释学之为精神科学的客观性而非任意性,从而建立真正的阐释学。本文将从对象的客观性、意义的客观性,以及人与世界基本关系的客观性三个层次来捍卫阐释的客观性,就《再论强制阐释》中关于阐释对象的区分、整体主义的解释原则进行系统分析和讨论。     

后哲学文化对知识论的真理观超越

知识论真理观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真理符合论。它是一种古老的思想形式。亚里士多德关于“凡以不是为是、是为不是者这就是假的 ,凡以实为实、以假为假者 ,这就是真的”① 的论述被认为是真理符合论思想的最早表述。在近代 ,由于科学对人类知识各部门的主导作用 ,哲学基本上站在科学理性的立场上 ,把真理看作是以理性为基础 ,具有普遍性与必然性的真知识。按照这种知识论的真理观 ,近代哲学阐释了一种实在论的符合论真理论 :“所谓真理 ,顾名思义讲来 ,不是别的 ,只是按照实在事物底契合与否 ,而进行的各种标记底分合。”真理就是“观念和事…     

百家争鸣：公共阐释的历史见证

百家争鸣是中国历史上公共阐释的最早范例，集中体现了公共阐释的构成要素、基本形态、实现过程，为公共阐释提供了充分的历史见证。百家争鸣构建了活跃的公共关系，结构了中国历史上最早且极具现代特色的公共阐释空间。经典时代的文明创造为百家争鸣提供了知识信念与知识准备，时代之问是百家共同关注的生命主题，天下诸子自觉参与是百家争鸣可能兴起的基本根据，主体、理性以及思想的批判与融合，集中成为百家争鸣的公共自觉。阐释的公共性成就了百家争鸣，百家争鸣见证了阐释公共性的力量，凝聚了民族思想文化的主线索。     

从传统知识论到生存实践论

现代西方知识论研究特别明显地表现了形而上学的特征:哲学家们对知识的研究不是从知识的获得过程和知识的最终形式上探究其中的思维活动内容,而主要是研究知识的基本性质、知识成为可能的条件以及知识表达的形式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这些不仅构成了现代知识论的基本内容,同时也体现了知识论与认识论的不同。在当代,西方知识论发展的一个明显的变化是随着分析哲学作为主流哲学的登场,"形而上学"遭到无情的批判与摒弃。为知识寻求形而上学根据之类的努力,被斥为无意义的东西。哲学、知识论回到经验论。虽然如此,知识论寻求知识根据的努力依然在进行着,只不过这样的根据表现为知识的诸种条件,包括真、确证(理由)与信念等,尤其是"确证"这一条件,构成当代知识论的核心部分。     

中国古代治道论中的“和而不同”及其当代价值

"和而不同"的治道论,主要指国家治理途径、方法、方略及其制度的确定,应有不同见解互相补充和互相纠偏的种种论述,其中包括君臣关系论和决策批评制度论。作为可以防错纠错的政治思想和制度理论,其本身不属于民主范畴。但它以差异为价值,欣赏不同见解,鼓励反对意见,重视上下左右交换各自看法,包含了可"转接"于当代中国发展协商民主、完善行政决策制度等多种应用价值;它可以成为当代中国公共治理变革的思想方法、能够丰富当代公共决策理论的基本内容、指引当代公共决策的制度设计。马尾松大树枯烂后,往往遗存富集松油的树兜、核心或树节部分,它们仍然是相当好的发热和照明材料,这也是古代"和而不同"治道论可为当代中国治道理论和实践所运用的"根据"之所在。     

人学及其生存论结构

人学是奠基于人的历史性实践活动之上 ,以确证属人世界、以解放和弘扬人的主体性为主旨 ,并全面持续性地影响着当代思想文化及知识领域的思想方式及其理论学说。人学不应该是具体的知识及哲学学科 ,而应是既渗透于诸多具体知识学科及领域性哲学但又超脱于具体知识学科及领域性哲学的总体性的哲学形态。人学研究的重要症结是在本体论问题上缺乏建树 ,人学作为当代哲学的总体性形态 ,它本身就意味着哲学本体论的根本转换 ,这就是从超验的、实体性的抽象本体论向实践的、感性的生存论本体论的转换。揭示出人的实践活动的生存论蕴含及其结构乃是从理论上确立并阐释人学合法性的前提     

“语言混乱”与法律人类学的整体论进路

半个多世纪以来,“语言混乱”一直困扰着费孝通先生式的知识分子。这种困扰是因为舶来的“实证科学”教条与“在地”的信念和知识之间无法“视野融合”引起的。为解决这一困扰,可以当代的整体论哲学观察和解释中国社会的规范秩序或者“法”。以这一新整体观为原则,不但可以解释和理解当代中国“法”的实践意义或“真”,而且可以为当代法律建构带来知识论注视的“转向”,即从纠缠于实证法学与自然法学、现代司法论与本土资源论等的虚假对立中脱出,转向注视法律与价值的整体性和实践性的关联。在具体的方法论策略上,可以用整体论界说法律人类学的传统方法论——延伸个案方法和栖居进路,来阐释实践案例。     

公共治理变革中的理性谱系解析

理性的演进构成了公共治理方式变革的内在推动力量.古希腊的哲学理性是理性的原生态,追求的最高价值是正义.古希腊的哲学理性,带来了主要依靠智慧的城邦式公民自主的公共治理方式;中世纪的宗教理性,伴随的是主要依靠信仰的高度集权的公共治理方式;近代以来的科技理性,形成了依靠科学的层级规范的公共治理方式;当代的人文理性,催生了以人为本的多元协商的公共治理方式.人文理性是在更高层次上对古希腊哲学理性的回归,对正义的追求张显了人文理性的核心价值.在我国,要形成以追求正义为核心的公共治理方式,需要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用体制正义保证结果正义.其实质就是还权于民,实现权力和权利在公民身上的直接同一.     

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所面临的若干问题——山东省哲学理论讨论会简述

<正> 山东省哲学学会于1986年3月29日在潍坊举行理论讨论会。出席会议七十余人,收到论文四十篇。会期八天,会议就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所面临的若干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会议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发展,必须正确对待其所面临的以下几个问题。一、正确对待当代自然科学的新成就与会代表指出,我们的时代是知识爆炸的时代,不论社会科学知识还是自然科学知识,都以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速度增长着。一些交叉学科、实用学科和新兴学科,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自然科学的研究,不论在宏观领域或微观领域,都有重大突破。如高能物理学、量子学、生物工程(包括遗传工程、基因工程)、宇宙学、航天学、黑箱理论、模糊学、数理逻辑等等,都已很快发展起来。随着自然科学的突飞猛进,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也面目一新。前一段有所谓“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现在又产生了新三论     

论李衍柱对中国文艺学建设的贡献

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发展,经历了从他律向自律的转变。李衍柱的文艺理论思想建构,主要体现在两个重要方面:他的文学典型论与文学理想论,显示了文学形象学研究的重要意义;他的文艺理论经典观,通过中西文艺理论的自由融合,将文学的生成与文明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在文艺理论思想创造的内在转换过程中,最终确立了形象论诗学与文明论诗学的根本价值。李衍柱文艺理论思想的发展,体现了共和国文艺理论理性探索的自由发展过程,具有独特的思想价值。     

在“事实”与“价值”之间：马克斯&#183;韦伯学术方法的法理启示

马克斯&#183;韦伯的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兼及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要求,折衷于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之间．能坚守科学性与客观性而又不忽略价值的意义与理解。他既不同意实证主义把人类行为化约为可观察的外部表现的做法,也不赞同完全回到人的主观世界．进行没有任何验证标准的“思辨式”研究。马克斯&#183;韦伯是一个穿梭于科学客观性与主体价值之间、因果解释与意义理解与阐释之间的智者。这为法学研究或法律实践提供了一种方法论的基础和指导。因为,建构一种不同于自然科学,而又能够保证其客观性的社会科学方法,是法学或法律运作的一项长期的任务或追求。     

中国传统文化创新思想的历史建制及其现代性

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思想是以和谐创新为范式的自主创新体系，它的运行历史地形成了一个体系化的建制，内涵了和谐创新论、过程创新论、中和道路创新论以及价值创新论等基本内容，从方法论的维度奠定了创新理论的基本框架。其普遍的文化内涵与当代先进的创新文化相链接，与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文化相契合，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意义。     

建构科学反思型的文学研究——从“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方法”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一个争论说开去

在后形而上学的人文学科研究的语境下，价值阐释型的文学研究比真理发现型的文学研究有更大的合理性。但是价值阐释型的文学研究也有其不足之处。为此，应该走向科学反思型的文学研究。科学反思型的文学研究认为，应该把关于文学文本的知识生产看成是一种价值阐释行为，在此基础上通过进一步的科学反思，并经由一套公共评价机制来达成一个共识，以确定知识生产的确定性与知识实践的科挚洼。因此，科学反思型的文学研究有对真理发现型和价值阐释型文学研究的双重超越的优点。     

危机事件与中国社会共同体理性

SARS等危机事件最终挑战的是中国社会共同体理性。强公共理性、强家庭理性、弱社会理性是我国现有共同体理性的总体格局 ;其转换方向是强政府理性、强社会理性、强家庭理性、强个人理性“四强并举、动态平衡” ;培育社会理性则是完善我国共同体理性的重点 ,其首要内容是在合理区分公共信息与社会信息、公共知识与社会知识基础上 ,完善相对独立的社会信息网络     

公共权力的理性化与中国党政关系的发展

公共权力的理性化是现代国家政治生活的主要面向。从公共权力理性化的要求来探讨中国的党政关系问题,将为我们提供更开阔的视野和更多的理据。公共权力的价值理性维度凸显了坚持党的领导的必要性,因为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将当下的利益需求同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原则相统一、相融合;公共权力的工具理性维度要求我们推进社会主义宪政秩序的建设,实现党政关系的规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