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机制研究——以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为视角

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作为改善全球海洋环境、构建人海和谐发展模式的新进选择途径,仍缺乏统一的概念,相关理念尚未清晰,对此可以采取概念分析的方法逐步厘清其逻辑起点与特征。通过分析"区域海项目"、UNEP等国际性组织以及区域性组织这三方面所主导的现行南海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机制的不足,依据全球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理念和特征,提出如下建议:以把握好中国与东盟治理角色定位、倡导多元主体参与为切入点,建立以规则制度建设为核心、组织管理机制与行动机制为支撑的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机制。通过构建富有特色的南海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治理机制,助力早日实现"海洋命运共同体"。     

大国小农:结构性矛盾与治理的困境——以农业生态环境治理为例

当前我国面临较为严重的农业生态环境危机,并且治理效果欠佳,反映出国家农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的不足。文章认为,大国小农的结构是农业生态环境治理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分散经营的个体小农户难以对接大市场,使得生态农产品优质优价的市场激励机制失效,农民缺乏从事生态农业的动力。分散经营的个体小农户也难以对接大国家,使国家难以有效地提供公共技术服务,指导农民科学种田,导致农药化肥的过量使用。新时代农业生态环境的有效治理,需要依托集体经济组织,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重塑农业治理结构。     

基层治理中的“权力执行碎片化”研究——以城管执法为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城管的权力执行过程为研究对象,通过内部视角,发现在基层行政权力不可替代的情况下,由于受到传统“碎片化政府”下的结构惯性、具有制度供给不足和单向依赖的依附性结构等多重因素影响,政府内部不同部门之间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动力进行权力执行中的配合,这使得本应互相配合统一使用的基层行政权力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呈现碎片化状态,致使大量行政权力难以有效使用。受到权力执行碎片化影响,国家对单个部门资源投入的增加因无法有效发挥作用而只能导致内卷化问题。为此,应该通过治理结构和制度等多方面进行整体性改进,以提高基层治理能力。     

“协同共生”:区域生态环境治理新范式

在区域生态环境治理领域,存在诸多制约因素及干扰源,其中,体制障碍、利益冲突和信任危机尤为突出,这极大地限制了区域生态环境治理目标的实现。融合协同学和生态学的“协同共生”理论对区域生态环境治理具有较强的适用性、兼容性和恰切性,而据此形成的以政府、市场、社会、个体为支撑的协同共生系统是协同共生理论的本质要求和应然逻辑。此外,还需从开放性、利益、权责、制度等层面建立和健全长效化运作机制,构建协同共生系统的实现路径,确保区域生态环境治理新范式的良好运行,实现“1+1＞2”的治理功效,推动治理水平和治理绩效不断提高。     

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机制的构建与创新

生态环境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只有充分调动生态环境治理利益相关者的治理热情,协调多方要素,才能形成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合力,实现“政府主导—利益相关者的治理”模式的稳健运行。实现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必须在各治理主体之间的政治博弈中寻求动态平衡,完善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公众参与机制,使公众在参与中升华生态文明情感,践行生态文明理念。构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反馈机制,有效推进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与公众生态意识提升两者之间的优化与平衡。建立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监督机制,通过政府监督、企业监督和公众监督,以有效保证环境决策的有效贯彻实施。优化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传播机制,有效运用现代化传播话语体系,实现生态文明传播者与公众之间信息的互动共享,提升生态文明传播的实效性。健全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法律保障机制,构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法治保障“制度链”,为促进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司法”之路。     

治理社会生态环境中的“沙尘暴”

近年来，我国北方屡屡遭遇沙尘暴时，遮天蔽日，百米开外，使人辨不清东西。由此，想到我们生活的社会生态环境——人们总在抱怨：如今的社会难寻一方净土。在崇尚物质主义大潮的裹挟下，人们对是非曲直、荣辱高下似乎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做出判断，似是而非的事情仿佛越来越多。那么，我们生活的社会生态环境中究竟有没有“沙尘暴”？其源头又从何而来？     

双结构治理与国家政权建设——以粤北高村的治理实践为表达对象

国家政权建设的根本任务是实现国家与农民的对接,完成这一任务需要有社区接应的基础。共存于地方社会的社区治理和国家治理有各自的认同单位、组织结构、经济基础和治理任务,二者相互嵌入和改造生成了双结构治理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农民的身份认同、公共品供给、社会生活保障等,同时具备了国家性和社区性。因此,双结构治理提供了这样一个通道,在国家治理社区化的过程中实现社区治理的国家化,使得国家政权建设能够有效地进入宗族社区。     

城市化进程中郊区农村生态环境问题及其治理——以绵阳市M村为例

在城市化浪潮驱动下,各方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对郊区农村生态环境的污染与破坏严重.文章通过对四川绵阳市城郊M村在城市化过程中生态环境污染状况的走访调查,分析形成原因并提出一些对策.     

欧洲一体化中的“超国家治理”如何可能——以国家民族主义为视角

国家民族主义是以国家为载体,代表或体现、维护国家利益为至高原则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国家民族主义与民主、自由相连,以实利为基础,以国家为载体,具有外倾性和排外性,体现并维护族群利益与扩大利益而表现出扩张与侵略的矛盾特征。欧洲各国强烈的国家民族主义情绪及其实践正是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原因之一。二战后对欧洲彻底衰落的反思,导致了欧洲区域政治上对国家民族主义的超越,即超国家治理。首先,超国家治理是建立在具有普世性的自由和民主之上的,以生命个体之自存与延续得到普遍尊重为基本内涵,族群的血缘、地域、文化同质性认同理念被扬弃;其次民族国家的固守族群个体实利模式被打破,创建起具有普适性的利益协调机构来实现生命个体的实利追求。欧洲一体化的政治实践说明,人类社会在政治上超越民族国家之藩篱是可能的,可以通过制度创新和机构设置来实现。     

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应然逻辑、政治博弈与实现机制

协同治理是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以及公民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有效沟通、良性互动、积极回应与通力合作形成的治理格局。然而,由于有限理性、利己主义等原因,生态环境协同治理过程中蕴含着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及社会公众等治理主体间的政治博弈,这必然将给协同治理的实现带来一定的阻碍。实现生态环境的协同治理,必须在各治理主体之间的政治博弈中寻求动态平衡,需要构建有效的承诺与合作机制、信誉机制、信息沟通机制、激励机制以及监督机制。     

现代化冲击视阈下的乡村治理路径探讨——以治理A村的“二元”环境为例

在以城市化与工业化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化进程中,往往会产生一个时常被人们忽视的问题：很多＂大城＂周边的＂小村＂出现＂二元＂环境—人文环境与生态环境的衰败。这是现代化对乡村治理提出挑战的一个典型,在现代化的视阈下解决这个问题,应当从促进农民适应现代化入手,且在具体操作上必须以提高农民现代性意识以组织起集体行动为突破点。本文以长春市郊的A村为例,概括了该村人文环境与生态环境衰败的主要表现,分析了导致这种乡村治理问题的原因：行动环境的现代化断裂与行动动力的组织化缺失,并由此提出具有明确的集体行动原则的乡村治理路径。     

学术生态环境研究及治理设计——以科研评价和项目自动评价为例

以科研评价和项目自动评价为基础,研究和治理学术生态环境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综合运用哲学、社会学、政治、经济学、AI等多学科研究方法研究学术生态环境污染和破坏,得出其根源在于非学术共同体冗员的隐型入侵、无效的学术、秩序的破坏（数字道德的缺失、人的价值和信任系统的破坏）、知识壁垒。提出学术生态环境、“新中产阶层”定义,以及通过项目自动评价智能平台构建和社会职能设计、学术建制重塑,利用项目自动评价进行学术生态环境治理。     

生态环境的宪法保护——以中国宪法第26条为中心

生态环境保护是宪法学的重要议题。中国宪法生态环境核心条款为第26条,此条文具有其特殊意义,应将其置于特定理论架构下予以解释。德国"制度性保障"理论可资借鉴为释义基础,据此理论,古典制度性保障与基本权相区分,保障效果是"核心不可废止,边缘可以限制",现代制度性保障属于客观价值秩序,国家须"积极形塑制度"。环境作为一种制度,受宪法保障,宪法通过制度性保障的消极和积极之二元结构,课以国家义务,促成环境保护之实现。     

场域视角下村镇工业集聚区空间更新的价值实现机制——以海珠同创汇更新治理为例

存量开发时代,低效村镇工业集聚区更新改造势在必行,但普遍面临实施困难和价值难以实现等多重困境。以广州市海珠同创汇空间更新治理为实证案例,运用场域理论审视村镇工业集聚区空间演化和多元价值实现过程。研究发现,低效村镇工业集聚区空间生产历经“传统农业空间、外源性空间生长向多维空间协同提升”演化路径,空间治理的目标从单一向多元转变;空间中的行动者在权力、资本和社会的分化重塑和场域转变中调适惯习并觉醒治理主体意识;村镇工业集聚区空间再生产过程中,权力、资本、社会三要素从分治逐渐形成嵌入式协同的治理结构,基层社会治理场域和惯习的相互作用和转化速率加快,倒逼提高空间更新治理效率和提增空间更新治理效益。     

责任视角下乡村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合作达成问题研究——基于山西省D村“秸秆治理”的调查

生态环境治理具有公共性、外部性、系统性和复杂性等特征,因此需要多主体合作参与。而合作往往因主体的多元性、责任分配的艰巨性和责任认知的差异性而难以达成。在以往的生态环境治理中,多靠政府高位推动为主,社会力量或资本力量参与其中。通过对D村的秸秆治理调查发现,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合作达成不仅仅体现在多主体的互动,更体现在责任的互动与调配。合作的达成,在“话责—明责—共责—分责”的链条中一步步实现。协商话责和明确责任是前提,共责与分责是合作达成的关键机制。产出效能感、责任排序与责任重叠是影响责任共识达成的三个要素。通过对责任分解的规则解读发现,基于身份、规则的同等性;角色、地位的差等性;能力、责任的对等性是责任分解有效的关键。“以责任联结合作”通过激发各主体的内部责任意识、规范责任行动,为新时代乡村生态环境治理合作的达成提供了新思路。     

国家治理视域下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要素、目标与机制

边疆民族地区治理在本质上是一类较为特殊的系统型地方治理,其特殊性表征为国家治理与地方治理的复合性、特定的民族事务治理与一般性地方事务治理的交叉性、全球治理与区域治理的融汇性。由于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特殊性、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政府职责配置等中央与地方关系等各种原因,使得边疆民族地区治理存在着显著的国家治理要素,包括治理理念层面中央顶层设计与地方性知识相互融入,治理结构层面中央权责配置与地方权责配置相互协调,治理过程层面中央决策领导与地方执行实施相互结合。边疆民族地区治理需兼顾地方性治理目标和国家性治理目标的“五维双层结构式”目标,涵括政治维度上维护边疆稳定与国家安全、社会维度上深化民族和谐与社会整合、经济维度上推动兴边富民与区域协调、文化维度上实现文化交融与文化自信、生态维度上建设生态屏障与美丽中国。在国家治理视域下,应通过完善分工协同机制、信息共享机制、资源分配机制和纠偏监督机制,不断协调优化国家治理与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关系,推动边疆民族地区治理走向现代化。     

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治理政策差异与区域政策协同机制的构建

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治理涉及上中下游多地区利益，任意一方的独立作为无法解决问题，开展协同治理是必由之路。追求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治理政策的协同效应有必要梳理府际之间存在的政策差异。文章运用政策文献计量和内容分析方法进行中央政府和长江流域地方政府关于发文时间、发文单位、政策工具的对比分析，总结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之间关于长江生态环境治理政策的差异，进而探讨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治理政策的现实状况及进一步的政策供给。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治理政策央地总体差异较小，地方政府之间在重视程度、响应速度及政策工具组合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这种政策差异与中央政府的立场、各地的资源禀赋、地方生态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等因素有关，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因此，政策制定者既要基于具体情境制定差异化的策略和措施，又要通过区域政策协同机制的构建更好地开展生态环境治理。     

“典型政治”:国家治理的逻辑

"典型政治"是国家运动式治理模式的一种,它在社会资源短缺的情况下,能有效动员社会,通过一定的社会控制,实现整合社会的理论诉求。"典型政治"的一般运作逻辑是,先"发现"典型,而后"塑造"典型,接着"推广"典型。通过"典型政治"的治理方式,国家逐一实现社会动员、社会控制以及社会整合的政治目标。     

治理体制、治理机制与国家治理的逻辑转换——中国国家治理变迁的一个观察视角

国家治理逻辑转换为观察中国的国家治理变迁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改革以来中国的国家治理经历两次深刻的逻辑转换过程,并相应地按照各自的逻辑塑造了国家治理的体制与结构。第一次国家治理逻辑转换实现了由“革命国家”向“发展型国家”的转变,并相应地通过一系列的行政体制改革与机构改革基本满足了“发展型国家”的要求。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国家治理正经历第二次的逻辑转换过程,这一转换过程试图实现由“发展型国家”向“监管型国家”的转型。一方面,“发展型国家”的弊端日益显见。但另一方面,变革的动力还不足以实现彻底的转换。从而,当前的国家治理交织着两条逻辑主线之间相互博弈的关系。这深刻地影响着当前的国家治理实践,并将深刻影响未来国家治理体系的进一步变革与国家在治理工具和治理机制方面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