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审计治理、晋升激励与经济增长绩效——基于2002—2013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态势举世瞩目,而政府在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在政府运行过程中,政府行为更多地取决于官员个人的素质和追求。因此,合理的官员激励和监督机制,是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重要制度保证。但现实情况是,官员晋升激励在促进可度量的经济发展指标不断增长的同时,却忽视了经济增长的长期性和稳定性,以全要素生产率衡量的经济增长绩效提升缓慢。基于2002—2013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从国家审计提高政府效率、优化官员激励机制的角度,可考察国家审计治理在增进地区经济增长绩效中的作用。官员的晋升激励越强,其所在地区以全要素生产率衡量的经济增长绩效越差,而国家审计治理则明显抑制了官员晋升激励对经济增长绩效的负面影响。国家审计在提升经济增长绩效方面起到了重要的治理作用。1     

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增长：财政激励的重新解释

在解释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增长中,原先的“维护市场的财政联邦制”强调地方高的边际财政分成对地方促进市场化改革的重要作用,但分税制改革改变了这种认识。主张中央集权下晋升锦标赛作用的学者强调即使地方财政激励很低,晋升的激励也足以保证地方按照中央要求努力发展经济。文章计论了晋升激励存在的一些局限,认为其作用可能被高估了,并对分税制后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财政激励做了前后一致的解释.     

中国地方官员晋升的经济学研究：20年回顾与展望

关于中国地方官员晋升机制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已经走过了超过20年的历程。随着周黎安等经济学者将其提炼为“晋升锦标赛理论”,从地方政府竞争和地方官员晋升角度解释经济发展已经成为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理论框架。在此过程中,关于中国地方官员晋升机制的考察和争论并未停止,而是不断更新和完善,构成整个研究话题的核心脉络。本文系统性地梳理了地方官员晋升机制研究成果,强调了经济学者对地方官员激励和竞争理论的不断反思与完善,指出其对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的良好解释能力,并展望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晋升锦标赛的历史作用与现实局限

文章探讨了晋升锦标赛的历史作用与现实局限，指出其历史作用为在法治建设是一个渐进过程下，晋升锦标赛能够有助于地方政府的市场化改革和硬化原来的预算约束。而现实局限为在地方政府仍控制大量经济资源下会产生新的软预算约束，以及忽视本土企业的发展，从而对长期推动经济增长造成威胁。结论是应该重视和建立本土企业与地区民众的呼声机制，以有效控制地方政府行为偏差，并最终淡化晋升锦标赛的作用。     

工科院校教师工作绩效影响机制实证研究——基于超契约理论视角

文章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从超契约视角研究工科院校教师激励问题。文章基于工科院校2011—2013年教师样本调研数据，实证分析职称晋升、声誉激励分别对教师工作绩效的作用效果。研究发现:职称晋升、声誉对教师工作绩效有显著激励作用。具体地说，职称晋升对教师工作绩效的激励作用具有“时间效应”，更多地体现为“事前激励”；而声誉对教师工作绩效的激励作用相对具有“持续性”，但声誉激励的范围更侧重于有职务级别的教师。本研究为进一步优化教师激励机制提供了实证支持，为解决目前工科院校教师“没心思没动力投入教学科研”问题提出了合理建议。     

生态政绩考评失灵与环保督察——规制地方政府间“共谋”关系的制度改革逻辑

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常规式治理与运动式治理是解决生态环境治理问题最为常见的两种机制。运动式治理机制因常规式治理机制失灵而启动并通过嵌入性控制来实现组织目标。生态政绩考评试图通过例行的考评机制来引导和调控地方政府及官员的施政行为。这种机制因存在委托-代理风险、央地目标冲突、绩效结果激励约束强度小等问题,容易导致地方政府间的生态环境治理“共谋行为”的产生,亟须可替代性的治理机制来实现可行的和有效的治理。为此,环保督察应运而生并成为调控生态环境治理节奏的显性机制;通过嵌入性控制能够有效遏制生态政绩考评失灵,规制地方政府间的“共谋行为”,实现对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行为的有效控制。     

再造“中心”:元治理视域下的国家在场及其治理策略——基于S镇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的实证研究

源于西方语境的治理理论谱系呈现出从“统治”到“治理”再到“元治理”的过程,基于国家中心的“元治理”对研究中国基层治理中的国家“再造中心”具有较强解释力。研究发现,在S镇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治理中,国家并非直接实行自上而下强制性动员或行政命令,也并非依靠去国家化多中心治理,而是实施间接性、影响性控制行为,通过科层治理、市场治理和网络治理的策略性组合,经由国家引领治理全局和国家治理中心地位,经由治理权力集中和多治理主体合作的“双轨政治”,实现元治理下国家在场与“中心”再造,实现管理有效与治理民主兼顾。在搬迁阶段,作为国家基层代理人的地方政府,受目标管理责任制和搬迁锦标赛驱动,经由“文件政治”“会议政治”与“战时化叙事”,重建科层内部权威秩序;在治理阶段,则通过“去行政化”激活居委会,以“服务治理”促党建引领,经由物业与居民矛盾的“强制性协调”、生产空间政治化及居民自组织依附式发展,实现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国家在场和“国家中心”再造。     

干部驻村、部门帮扶与跨层级治理——基于桂南Q市“联镇包村”制度运作分析北大核心CSSCI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以干部驻村与部门帮扶形成的跨层级治理方式逐渐成为各级地方政府运用的治理技术。基于“情境—过程”分析框架对桂南Q市联镇包村制度运作考察发现:在国家加强农村基层治理的情境下,驻村第一书记的外部嵌入、有效衔接与内部执行,使得国家治理、地方治理与基层治理的各项任务得到可持续推进。在此过程中,高层部门“一把手”的政治动员逻辑是从“高位推动”到“嵌入互动”;中层部门的资源供给逻辑是从“条块分割”到“集中供给”;基层部门的技术运作逻辑是从“被动回应”到“主动衔接”。由于驻村第一书记的动态调整与治村理念延续的冲突、各职能部门的趋利选择与合作治理之间的冲突、基层干部的晋升需求与服务基层之间的冲突,使得跨层级治理陷入制度困境。     

从“ 为增长而竞争” 到“ 为发展而竞争”

中国正进入新发展阶段,过去中央主导的地方官员“为增长而竞争”的发展模式面临风险与挑 战,需要向新发展模式进行探索与转型。基于中国发展处于新的历史方位的重大背景,将转型目标概括 为“为发展而竞争”模式。这一新模式将由中央科学引领,激励地方政府与官员“为发展而竞争”,重点通 过创新为国家和民族贡献发展绩效乃至制度资产。梳理与提炼这一发展模式的可行性、影响效应、机制 设计以及具体做法,分析新发展模式与经济绩效的内在关系,最后基于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视角呈现发 展模式转型的真实样本。理论分析表明:中国由中央主导的地方政府竞争模式的演进与完善,构成了中 国国家治理体系构建及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宝贵实践探索,有望为世界文明发展贡献 中国的制度智慧。     

数字治理下农民收入增长与收入分配效应

实现共同富裕要求兼顾“发展”与“共享”的双重目标，数字技术为乡村治理转型提供支撑。以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结论如下：农民参与数字治理具有收入增长效应，能有效提升其收入水平，实现共同富裕所要求的“发展”目标。分位数回归与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回归结果均表明农民参与数字治理具有收入分配效应，能够缩小农民内部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所要求的“共享”目标。影响机制检验表明，农民参与数字治理将显著提高其信息获取能力，同时，数字治理参与对具有较低社会资本群体的收入赋能作用更显著。     

如何走出农村征地冲突治理困境？

农村征地已成为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的集中爆发点,寻找农村征地冲突治理新思路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通过对陆丰市乌坎村、平度市杜家疃村和兰州市宋家滩村三地典型征地冲突事件中多元利益主体的互动博弈行为分析发现,不同主体角色与目标具有复合性,其博弈策略选择决定着征地冲突的演化方向与结果。多元主体互动博弈复合性与传统治理单一性之间的鸿沟是农村征地冲突治理陷入困境的根源,建构有层次的复合治理主体和复合治理工具,以“复合治理”替代“单一治理”是弥合这一鸿沟、实现征地冲突良治的全新思路。     

治理机制泛化——河长制制度再生产的一个分析维度

河长制是一项由地方创新实践上升为国家意志的治水方略,在水污染治理中彰显了治理绩效。当前,河长制制度再生产中出现了治理机制泛化现象。不少地方将“长制”模式视为解决突出矛盾和体制机制障碍的通用良方,沿着河长制轨迹出台了很多类似“长制”。河长制本身的示范功能与治理绩效辐射、常规治理机制失灵、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的路径依赖以及地方政府的政绩增长诉求是这种现象产生的主要因素。治理机制泛化现象需要加以审视,它可能导致基层政府疲于应付、公众力量被忽视、治理绩效“内卷化”以及“南橘北枳”效应等风险。现代社会治理必须激活社会力量,发挥公众的主体作用。就政府系统本身而言,需要强化科层部门的“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意识,并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增强其治理能力。     

国家治理视域下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要素、目标与机制

边疆民族地区治理在本质上是一类较为特殊的系统型地方治理,其特殊性表征为国家治理与地方治理的复合性、特定的民族事务治理与一般性地方事务治理的交叉性、全球治理与区域治理的融汇性。由于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特殊性、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政府职责配置等中央与地方关系等各种原因,使得边疆民族地区治理存在着显著的国家治理要素,包括治理理念层面中央顶层设计与地方性知识相互融入,治理结构层面中央权责配置与地方权责配置相互协调,治理过程层面中央决策领导与地方执行实施相互结合。边疆民族地区治理需兼顾地方性治理目标和国家性治理目标的“五维双层结构式”目标,涵括政治维度上维护边疆稳定与国家安全、社会维度上深化民族和谐与社会整合、经济维度上推动兴边富民与区域协调、文化维度上实现文化交融与文化自信、生态维度上建设生态屏障与美丽中国。在国家治理视域下,应通过完善分工协同机制、信息共享机制、资源分配机制和纠偏监督机制,不断协调优化国家治理与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关系,推动边疆民族地区治理走向现代化。     

功能论视角下邻避冲突的治理实践与框架构建——基于典型案例的经验

正确认识并科学治理邻避冲突，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打好重大风险防范化解攻坚战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功能论”视角，不难发现，我国现阶段邻避冲突治理中既存在忽视型治理、粗放型治理等不当策略所导致的负功能，同时也呈现出长效化治理、多元化治理等方式所激发的正功能。有鉴于此，应进一步反思和优化邻避冲突潜伏期、爆发期、蔓延期、恢复期等各个阶段的治理理念和具体措施，力求实现平抑冲突治理负功能、激发正功能的目的，化“治理难点”为“治理拐点”，实现“威胁”向“机会”的逆转。     

双轨动员与协同治理：专项治理行动中有效动员的机制与策略——基于C市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的实证研究

专项治理作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手段，因其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和绩效合法性而被广泛运用，后权威时代专项治理面临着“官动民不动”的治理困境，影响了专项治理绩效。基于C市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行动的田野调查发现：基于科层制层级治理的政治动员和基于社会情理治理的社会动员能有效实现动员，纵向的权威传导与横向的认同建构是双轨动员与协同治理的实现机制，经由双轨动员与协同治理实现了“官动民也动”，提升了专项治理效能，改善了政府与社会关系，实现了社会治理目标。     

农村治理模式选择之殇——基于华北X村的个案

改革开放之后,村民自治制度成为农村治理的基本政治制度。在国家自上而下将村民自治制度下沉到农村和农村自下而上去承接村民自治制度的互动过程中,村民自治出现了“惟村庄利益化”的现象。依据不同的视角可以将农村治理划分成不同的治理模式。以农村对国家供给项目资源的承接态度为标准,可以将农村治理化分为积极型、消极型和激进型治理模式。笔者考察了华北平原的X村在15年中经历了积极→消极→激进的治理模式的选择过程。得出以下结论：村民对农村治理模式选择是依据农村治理绩效的帕累托改进的标准,这种选择是一种理性选择,但往往会产生非正义的结果。将激进治理模式放在税费改革的时代背景之下,源自于农村获取治理资源的方式会发生由内部汲取到外部输入的根本转变。同时,地方政府在晋升锦标赛体制和政治维稳高压之下,也默许了激进型农村治理模式的存在。     

政治晋升激励可持续吗

政治晋升激励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地区异质性、外部冲击和统计质量问题,激励机制面临着较高的绩效噪声,收益递增、锦标赛激励效应传递放大机制和政治组织内生于委托人自身行动的任务特点进一步增强了绩效噪声,进而产生激励成本增加、激励效率损失、激励扭曲加大、宏观决策困难和特定情况下"激励失灵"问题,其可持续性正在下降。改革激励机制并最终让市场激励机制发挥作用,是中国未来改革的方向。     

我国地方政府行为对通货膨胀的影响

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属于政府主导的速度性经济,在经济快速增长中,地方政府行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由于地方政府效用函数的最优解与中央政府效用函数的最优解不一致,地方政府行为越来越接近企业行业,越来越以追求地方政府收入最大化为首要目标,而且GDP增长率增加地方官员获得晋升机会,这种"晋升激励"成为地方政府经济扩张的重要原因。而地方政府在制度、知识和劳力等经济发展的其它资源的可得性受到制约的条件下,促使金融资源的投入增加是实现GDP快速增长的捷径,从而使得投资过渡膨胀,加速了通货膨胀。     

扶贫开发与农村低保衔接的政策执行偏差及其矫正——基于复杂政策执行的“模糊—冲突”分析框架

文章基于复杂政策执行的“模糊—冲突”分析框架,分析了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C县两项制度由虚假衔接向实质衔接的转变历程。扶贫开发与农村低保是贫困治理复杂政策中的两项子政策。脱贫攻坚初期,两项制度由于高层级模糊性与冲突性呈现为象征性执行,并由于高协同模糊性与冲突性而表现为虚假衔接。随着贫困治理体系化程度的提升,中央政府通过建构“顶层设计冶削减两项制度的协同模糊性与层级模糊性,并通过强化地方政府的层级性权威弱化了两项制度的协同冲突性与层级冲突性,最终推动两项制度迈入实质衔接。由于“高位驱动”的行政政治化扮演着关键角色,协同模糊性与层级模糊性的削减相对滞后,两项制度的实质衔接仍需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