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人文学术之现代重建———陈寅恪先生人生志业考论简

陈寅恪先生之于华夏人文学术现代重建,经历了“本国学术”独立意识之形成、“广义宋学”之建构与“新宋学之建立”三个阶段之演变过程。这一学术历程,与陈先生治学方向变化之轨迹大体一致,亦与陈寅恪先生之文化理想密切相关。陈寅恪先生关于华夏人文重建之思路与业绩,不仅是陈先生人生志业之集中体现,是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的宝贵精神遗产,亦是“留赠来者”的关于华夏文化复兴的学术蓝图。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谈陈寅恪“续命河汾”之志

作为一代大师,陈寅恪为海内外学人树立了一个高峻的标格,使人们觉悟一种严肃的学术追求,一种理性的文化心态。先生一生守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的是凭自己的睿智和胆识,实践一条现代知识分子终将会走通的,远离政治权力的"续命河汾"之路:意欲建构自成一体的知识分子价值体系,使晚清以来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力长期纠葛不清的对立、冲突、参与、争宠等孽缘得以了断。虽然历史造成了先生之不幸,但其超迈的胸襟和戛戛独造的胆识在现代文化史上铸造了一个鲜活的灵魂,先生的风骨为后世学者所景仰;先生的思想为后世学者所宏扬。     

陈寅恪先生“夷齐心结”试解

"夷齐心结"是陈寅恪先生用尽后半生心力都未能解开卸下的精神包袱。此一"心结"的形成及日趋加重,乃是历史、时代、家世背景与个人遭际等几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夷不惠之间",是特定时代处世方式选择之自嘲。陈先生的晚年理想,则在于"桃源"之寻与"河汾"之梦。     

“赛博恋人”:人机亲密关系的建立及其情感反思

伴随人工智能的发展，人机交互演进中逐步发展出人机亲密关系，机器摆脱其工具身份而作为情感主体之一参与其中。基于豆瓣“人机之恋”小组的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发现，在人与机器建立亲密关系的过程中，机器情感表现出技术逻辑支配、商品化本质和亚文化社群联结等特征。同时，“人机之恋”作为一种赛博情感，对人类的现实情感构成了巨大的伦理挑战：人类在情感萌生过程中投射理想的自我，建构理想的情人。面对这种新型亲密关系及其情感表现，我们在理解的同时需要加以反思性的审视。     

断裂之劫与融通之赎——生态存在论美学视野下的《第二十二条军规》

美国犹太裔作家约瑟夫·海勒的代表作《第二十二条军规》通过其主要人物的异化表征了一种断裂的“人-环境”关系。这种断裂的关系模式及其引起的身份异化在后现代文化的非理性荒诞氛围中加剧,呈现出其后现代形态。在生态美学的阐释视野中,小说的结尾暗示了这种后现代断裂之劫的救赎希望,一种于融通之序中救赎的可能性。     

关于“诗史互证”──钱钟书与陈寅恪比较研究之一

钱钟书、陈寅恪都是记忆力惊人、通晓多种文字、学识渊博、为海内外学界所推重的学术大师。而且，他们同处现代，都是清华学人，均有家学渊源，全都去学欧洲，全治文史之学，全被拔过“白旗”，等等，可谓颇多类同。但是，把钱钟书与陈寅恪作一些略微详细的比较，就会发现两人实际很不一样。限于篇幅，本文仪围绕“诗史互证”问题，讨论二人之异同，不计其余．至于钱氏“史蕴诗心”命题，也不予涉及（参盾拙文《史蕴诗心：浅论钱钟书的史学观念》，收入拙编《钱钟书的文学世界》．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陈寅恪为人推重的史学方法发明，…     

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一位"圣母"--论《国语》中的公父文伯之母形象

在《国语·鲁语下》中 ,公父文伯之母被作为“尚礼”、“崇德”的典范 ,是一种政治理想范式 ,是善的化身。然而 ,从现代的社会文化视角来观照这个人物形象 ,我们读到的却是公父文伯之母作为女性的悲哀。她具有道德情感而丧失了作为人的情感。同时 ,这个人物形象折射出了当时“礼崩乐坏 ,王纲解纽”的社会状况 ,是社会和时代的“一面镜子”。     

尊重自我的重量

岳南的《陈寅恪与傅斯年》记载：陈寅恪跟鲁迅是日本弘文学院的同学，两人很早就认识，后来也有交往，在鲁迅的日记中可以看到“赠陈寅恪《域外小说》第一、二集，《炭画》各一册”这样的记载。鲁迅后来在文坛上的声望如日中天，陈寅恪却很少向人道及他们当年的交往。他晚年解释说：正因为鲁迅的名气越来越大，他怕言及此事被国人误以为自己像鲁迅说的“谬托知己”的“无聊之徒”。     

后生霑被定谁贤——论陈寅恪对严复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严复思想直接并深刻影响了陈寅恪.“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是严复和陈寅恪共同推崇和努力践履的现代理念与人格操守.他们是中国传统文明和现代西方文明共同陶冶造就出的知识分子,他们“旧学”淹贯,却不弃“新知”.严复认为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与文化建设应“斟酌新旧间”;陈寅恪认为“旧”与“新”、“中”与“西”虽“相反”而适“相成”.在他们看来,“相反”的中西文明能够互相成全.如果说严复和他的同道们尚是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渡性学人,陈寅恪则以他一生的实践,继承并超越了严复,将自己成全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学人.     

陈寅恪诗歌的历史意义

陈寅恪治学以“以诗证史”擅场,解诗则长于“以史笺诗”,评价诗歌多着眼于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反映。他的诗歌创作也多以时事为背景和题材,秉笔直书,不避不讳。因此,《陈寅恪诗集》向读者展现了一个真实的世界和一位真实的诗人。他为数不多的存世诗歌,写作目的如其自评《柳如是别传》,乃是“痛哭古人,留赠来者”;而作为情感的寄托,陈寅恪的诗歌也更能体现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理想追求。     

陈寅恪与赫尔德——以了解之同情为中心

陈寅恪著作中使用的“了解之同情”一语的源流来自德国启蒙时代的重要思想家赫尔德,此语特指对古代历史、思想、艺术进行一种深入其境的理解和思考并寄予一种同情。陈寅恪使用此词来自其游学欧美的学术阅历,或是翻看西方哲学书籍、史籍,或是借助吴宓的帮助,或是间接来自师友白璧德,以一专门学术用语从德语语境进入汉语语境,作为历史背景看20世纪初期中国学者对西学的借鉴与运用。其次,陈寅恪在中国中古史研究中颇为著名的以文化而非血缘论种族认同的种族文化观和赫尔德在种族文化问题上有共同之处,可能受到赫尔德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的启发。     

清末小说中的南北之辨和南北之旅——以对“庚子之乱”的叙写为中心

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心中的“天下”观念渐渐改变,“国家”观念渐渐兴起。与此同时,中国“南”“北”之间的无形界线渐渐浮现。这种分际在“庚子之乱”中由隐而显,也投射在想象与虚构层面的小说叙述中。清末小说对“庚子之乱”的叙述,不仅呈现了这种南北之间的对立,更重要的是,其叙写姿态的变化中王朝的意识形态已潜在崩解;小说在痛定思痛之时,叙述逻辑中已有意无意间使传统道统式微,救赎期待被转向海外,求变思维豁显;传统的循环世界观消退,线性时间观念在想象领域的叙述逻辑中开始登场。在此过程中,“华洋之辨”消失,全球视野出现,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在叙述逻辑上已被虚位以待。     

研究范式与学科意识的自觉

王国维、胡适、陈寅恪等学术大师留给我们最重要的遗产是什么?葛兆光:过去有一段时间,对于学术史研究所推崇的学术大师,常常偏向于表彰他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实这应该属于思想史的领域,换句话说,就是过多地谈论他们学术之外的东西,学术史常常绕过了学术本身,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我们过去谈论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胡适、傅斯年这些人,常常不大去谈他们本身的研究,为什么呢?因为一些研究学术史的学者对他们那些专门领域并没有太多的研究,所以呢,我一直觉得,重新来谈论学术史的时候,更多的是要谈论学术研究本身。这些我…     

新文化如何赓续传统

陈寅恪的《审查报告》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名篇。通过述学文体的视角揭示陈寅恪《审查报告》蕴含的“对话性”,同时深入爬梳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学术史语境和思潮风向,可以掘发陈寅恪与学界的多重对话及其时代议题。陈寅恪针对整理国故运动中存在的弊病提出了“了解之同情”的研究立场,恰能有效矫正胡适以“一己之眼光”来条理统贯中国哲学史和白话文学史时出现的偏颇。陈寅恪不仅对科学方法的“假设实证”和“求真”这两重意旨进行了深度的辨析,而且秉承对中国文化共同体的认同,以“不忘本来、吸收外来”的守正开新之宗旨,展望现代中国的中外融合之路。     

神龙见首不见尾──谈《史记·伯夷列传》的章法与词之若隐若见的美感特质

唐宋词以隐约幽微为美．贵在有一种“低回要眇”的“言外之意”。《史记·伯夷列传》在叙写的章法和口吻上与一般传记的写法大不相同，亦有一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变化莫测之致，使人难以这窥其意旨何在。究其原因，是由于司马迁内心中恰好也有后来词学家论词时所说的那种“贤人君子幽约总悱不能自言之情”，从而在文章里于无意中流露出一种处在压抑屈辱之中却仍然坚持理想的“弱德之美”。这种美感与词的美感在本质上是相通的。     

生态之道与审美逻辑

生态文明审美中,审美逻辑在原则上应服从、遵循生态活动规律。具体来说,一是审美感觉与生命之态具有一定的认同性,在人的审美逻辑中,美之态无一例外均为生命之态,而生命之态是自然生态的基本状态。二是从审美情感与生命之情上看,动植物的情感与人的情感有异,也有同。同主要表现在同为生命上,我们称之为“同情感”。三是生命物的生存充满智慧,它们的智慧为审美启迪提供了源泉。四是凭藉着人道主义与生态主义的统一,人类可以在一定程度与动物拟审美相通,但因为生态主义的限制,物物有别,这种相通具有一定的限制。展现在生态文明视域下的动植物审美有三种形态：美美相通,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生态是生命之基,而审美是生态之乐。文明的人借审美实现了与生态的愉悦邂逅,创造了生态与文明和谐,此种和谐之乐,可以称之为天乐。     

序跋：理解陈寅恪学术理路的一种向度

史学巨擘陈寅恪对于其自身治学历程与学术理路，生命感慨与世事洞察的不少自述，均散见于为他人著述所做的的序言，以及略征旧籍参证的跋文、“书后”当中。这些文字既是在对原作者“了解之同情”基础上对其作品意义的深入阐发和推许，也是陈寅恪夫子自道以告慰友朋的一种途径。从而成为理解陈氏学术路径、治学精神与人生价值的重要资料。藉此也可更深入地理解陈寅恪的史学方法与史学精神，并呈现另一种可能近乎陈寅恪其人及其学说的解释模式。     

沉沦与救赎——东北现代家族小说研究

东北现代家族小说一方面与“五四”文学有着紧密的承继关系．塑造了众多的“多余人”形象，表达了新旧交替时期知识分子无以附着的精神之痛；另一方面又与“五四”文学的现代启蒙立场发生游离，这主要表现在对女性形象或妖魔化或神化的极端处理上，在这种极端化的处理中传递知识分子自我救赎的价值诉求。     

最具诗人气质的现代学人——论吴宓先生的旧体诗

在20世纪的中国现代学者之中,吴宓先生无疑是其中最具诗人气质的。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诗人气质是伴随着中国民族现代性情感的启蒙和发育而生成的。在某种意义上讲,由于这种现代性情感主要是以个体意识之觉醒和现代爱情婚姻观念之确立为代表的。而从这两方面看,其代表人物无疑就是酷爱写诗同时又一生坎坷的吴宓先生。如果说学人之诗的一个基本特点是与其所学之专业密切相关,那么对于20世纪学人之诗影响巨大的无疑是现代西方学术。而对于精通多种外语、一生主要从事世界文学史、欧洲文学史、古代希腊文学史、新人文主义、中西比较诗学讲授与研究的吴宓先生,当然尤其如此。尽管吴宓先生以文化保守主义者自居,但由于这种选择是建立在西方文学、哲学和文化之现代学术基础上,因而他的学术旨趣则可谓是更加西方化和具有现代性的。而这种充满现代性内涵的个体生命,其归宿可以说至今仍是一个未能解决的问题。     

从“普通知识”到“高深知识”的范式转型及其制度依托

世俗知识、普通知识、高等知识对应辜鸿铭、王国维、陈寅恪三人，呈现出现代中国的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的学术架构的知识范式转型线索，和中国现代大学与学术制度建立的宏观语境。从“普通知识”到“高深知识”的范式转型，一方面展示出个体知识人纵横勾连出的知识谱系立体交叉结构，另一方面展示出知识转型在全球化语境中的若干复杂面相，这至少包括：知识生产制度、历史生成语境、作为载体的语言、作为主体的学人、学科规训的出现、公共领域的交错等，即在个体侨易背后是更高层次的范式侨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