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现象 多种进程——地区间主义参与全球治理的多样性分析

地区间主义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新现象,它拥有相当大的潜力,这种潜力贡献于正在兴起的多层全球治理体系。地区间主义参与全球治理的路径有三:第一,维护并推动全球多边主义,参与并辅助全球多边治理;第二,开辟地区间治理空间,培育地区间共同治理;第三,促进地区主义发展,扶助并改善地区内部治理。然而,地区间主义辅助全球多边治理尚需更多的激发条件,地区间主义开拓地区间共同治理面临严峻的制度化困境,而地区间主义扶助地区内部治理则需经受进一步的兼容性考验。总而言之,地区间主义为全球治理提供了多样化的手段与途径,但其参与创建一个兼具效率与公平的全球治理体系仍然任重而道远。     

本土化视野下的印度国际关系研究

国际关系不是一门美国的社会科学，而是一个全球性的学科，其首要任务应是它的科学性和解释性。但现状是西方，特别是美国拥有这个学科的学术霸权，这不可避免地将造成国际关系理论的贫困。随着“全球国际关系学”（Global IR）的兴起，广大的非西方世界开始呼吁打破国际关系知识生产的等级制，破除“中心—边缘”模式，掀起本土化国际关系研究的浪潮。作为正在崛起的大国，印度国际关系学者不再对西方的理论亦步亦趋，而是试图创造出印度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在二十几年的探索和实践中，印度本土化国际关系研究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大致可分为三个主要流派，即史诗流派、考底利耶流派和新政事论流派，并带有三个明显的学术倾向，即非普世主义倾向、非殖民倾向和非道义倾向。这表明印度国际关系学者要从西方理论所设定的框架下自我解放出来，为印度国际关系研究的未来提供另一种知识。知识与权力往往具有同构和耦合的现象，印度的本土化国际关系研究实际上是印度崛起的一种理论反映，是印度地缘崛起的自然产物，反映了印度日益增长的政治野心和对西方霸权的不满，想要让世界听到印度崛起的声音。然而，跳出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的窠臼并不容易，言“印度学派”还为时尚早...     

试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科学化

科学实在论是西方国际关系的认识论基础。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从1920年以来,在近一个世纪的变化中,经历了三次大的论战,即30年代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论争,50年代传统现实主义与科学主义的论战,80年代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制度主义、建构主义的争论。不管其观点如何变化,但其主流理论的变化方向是科学化。     

迎接国际关系学的第二次飞跃

同文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相比，国际关系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1919年5月30日，出席巴黎和会的美英代表同意在各自国家建立研究国际关系的学术机构，这一天被认为是国际关系学的诞生日。经过大半个世纪国际舞台风风雨雨的洗礼，这门年轻的学科已逐渐成长起来，在世纪之交，它正面临着另一次飞跃。二次大战以后，国际关系学经历了第一次大发展。政治方面，联合国及其它众多国际组织的问世，一系列国际机制的建立，第三世界的兴起，大大丰富了国际政治研究的内容；经济上，对相互依存和一体化问题的研究，拓宽了国际关系学的视野；在军事…     

国际关系学的美国知识霸权:生成机理、维持机制及其影响评估

二战后,国际关系学率先在美国成为一门社会科学。随着国际关系学的社会科学化,美国确立了它在国际关系学领域的知识霸权地位。国际关系学的美国知识霸权的生成是一系列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它的继续存在和维持也有着其独特的维持机制,并对国际关系学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国际关系学的美国知识霸权的生成机理既包括内在的知识机理,又包括外在的制度和社会机理,正是这种内外机理的结合生成了美国的知识霸权地位。国际关系学的美国知识霸权地位的维持同样需要内外机制的继续作用,但同时它又多了人为建构的因素的作用。国际关系学的美国知识霸权无论是对国际关系学在全球范围内的学科发展,还是地区性发展都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双重影响。     

十年奠基与北京学未来发展

北京学研究的十年，是铺路的十年、打基础的十年、开拓选取的十年。北京学研究从无到有，研究范围越来越广，研究内容由浅而深，影响越来越大。为现实服务是北京学生命力之所在，规律探索是为现实服务之要义，求深求广是规律探索之必须。在把握为现实服务的主旨和富于前瞻性的安排运作之下，只要继续得到有关方面、有关领导的重视，北京学研究一定能够不断取得新的成就，进而为造福北京人民作出贡献。     

西方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国家利益观

国家利益是西方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核心概念,西方学者对国家利益的认识是多样的,甚至在具体使用这一概念的过程中对它的认识也是模糊不清的。总体而言,西方学者关于国家利益的认识与国际关系理论的“三次大辩论”是分不开的。西方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国家利益观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争论,第二阶段是行为主义与传统主义的争论,第三阶段是国际关系理论的多元拓展时期。     

论中国国际关系学的特征

本文认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研究始自1840年中国的近代史开端.构成中国国际关系学的思想材料有中国古代历史文化遗产,近代以来符合中国国情的西方国家各种学说和思想,以及对康梁、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当代领导人外交思想的归纳与整理.由于中国民族国家统一的任务没有完成,中国的民主建设尚在完善,以及国际关系学的学科特殊性,决定着中国国际关系学具有理论政策研究的特征.     

理解国际关系:主题、方法、意义

国际关系的主题是国际合作和国际冲突,国际关系研究包括国际安全研究和国际政治经济学两大主要内容.国际关系的分析方法分为三个层次,即个人层次、国家层次和体系层次;同时,存在四种取向,即理想主义、现实主义、科学行为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研究国际关系的意义在于维护国际安全,促进世界发展,推动人权进步,进行全球沟通和实现中国崛起.     

从基础主义到反基础主义——后现代语境下国际关系规范理论面临的挑战及分析

强调个体和人类价值的世界主义以及强调国家价值的社群主义是国际关系规范的两种主要思想传统。在较长时期内,两者之间的争论构成了国际关系规范理论发展的主要线索与内容。然而,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中,世界主义与社群主义两种传统都受到了来自后现代主义的猛烈批评,其结果是反基础主义的兴起。反基础主义质疑价值基础的客观性与必要性,从而成为一种没有伦理规范的道德主义。反基础主义的批判意义是勿庸置疑的,但由于其作用仅限于解构而非建构,因而很难在解释与改造世界、推动理论发展中起重大作用。笔者由此主张超越反基础主义,在吸收传统基础主义与反基础主义合理成分的基础上,提出一种综合性价值框架。     

西方学者有关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争论评析

冷战后 ,人道主义干涉成为国际关系各理论流派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可以把西方国家相关的理论争论大致分成三派 ,即现实主义、理性主义与全球主义 :现实主义反对以抽象的“人道主义”道德原则为指导的人道主义干涉 ;理性主义在承认人道主义必要性的同时 ,主张给以不同程度的限制 ;而全球主义则认为 ,人道主义干涉不仅是国际社会的权利 ,也是各国的义务。这三派分别强调国际政治的某一个侧面 ,因此各有合理之处 ,也存在着很多理论的偏颇。通过对比 ,我们可以加深对人道主义干涉问题的认识 :人道主义干涉固然有其合理与道德的一面 ,但其对国家主权与现有国际秩序更存在巨大的侵蚀和破坏作用     

"拉姆斯菲尔德主义":撬动国际关系格局的双刃剑--兼论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影响

胡锦涛同志担任总书记后不久便组织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 ,中心议题就是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关系局势 ,密切关注以“拉姆斯菲尔德主义”为经典代表的世界新军事变革以及这种变革对国际关系格局产生的全面深刻影响。本文对“拉姆斯菲尔德主义”的基本特征、主要内容、失误缺陷作了仔细研究 ,针对“拉姆斯菲尔德主义”对国际综合关系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全面分析。     

构建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学科定位、基本内涵与发展路径

2021年12月28日，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邀请国内知名学者举行座谈会，研讨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本期精选部分学者发言以飨读者。学者们认为，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日益增强，构建和深化区域国别学已是学科体系建设十分迫切的任务。从国家战略发展需要和学科发展规律来看，推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有现实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应进一步明确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内涵、基本理论、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建设机制、人才培养模式和评估标准，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促进区域国别学与政治学、外国语言文学、世界史等邻近学科融合发展，发挥学科交叉的创新力量。在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框架内，需进一步探索二级学科设置，切实加强区域国别学理论与方法，大国与发达国家、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历史、法律、社会等方面的研究，丰富区域国别学的知识供给，满足国家安全和发展需要，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     

浅析当今生态危机的根源与出路——以“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之争为视角

当今生态哲学视城里的两大重要范畴——“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在“生态危机”日益显现的今天,争论得越发激烈。“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之争是现代环境哲学无法逃避的重要议题,研究清楚这两个主义,并且认识其争论的本质对于探究当今生态危机具有一定的意义,是舍弃其一还是有保留的扬弃,是值得当今生态哲学深思的。     

唐诗学历史回顾和走向预测

唐诗学史存在着史学和诗学的性质。史学的描述，既重静态又重动态，重视由小层面组成的大层面结构体，重视断代和历代唐诗学的联系，从社会、哲学、文艺等思潮，观照其成就、局限和原因。从唐诗学体现的诗学性质可划为十大范畴，有丰富的思想材料可以发掘，是深化唐诗学研究之路。建立文化唐诗学，是跨世纪唐诗学的重要走向。     

全球治理与太平洋岛国地区主义的发展

近年来,太平洋岛国地区主义的发展给这个长期在国际舞台上处于边缘地位的地区带来了新变化。2008年以来的全球治理进程凸显了金融与发展治理、气候治理和海洋治理三大重点议题,出现了"小集团化"、民主化和网络化三大趋势,推动了太平洋岛国以地区集体外交机制实现共同利益,提升了太平洋岛国在地区事务中的自主权,塑造了新时期的太平洋岛国地区身份认同,促进了太平洋岛国地区主义的发展。通过对太平洋岛国论坛的改革和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集团的创建进行案例研究,本文考察了全球治理在改革既有地区组织和创建新地区机制两个方面的作用,认为全球治理进程通过太平洋岛国在气候变化、海洋治理和可持续发展等全球治理议题上的利益表达最终对太平洋岛国论坛的改革产生了影响,驱动了太平洋岛国"联合自强",推动了太平洋小岛屿发展中国家集团、太平洋岛国发展论坛、机制化了的《瑙鲁协定》缔约国、首席贸易顾问办公室、成为正式国际组织的美拉尼西亚先锋集团等新的地区机制的兴起。     

全球气候治理困境及其化解之道——新时代中国外交理念视角

气候变化不仅是一个环境议题,而且还是当前国际研究的热点与难点。全球气候治理有赖于主权民族国家尤其是国际政治中的大国参与。国际关系的演化,需要摒弃冷战思维和对抗思路,新时代中国外交理念应运而生。以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视角审视全球气候政治,有助于深刻剖析全球气候治理的理论困境和现实阻力,其化解之道则在于:妥善处理合作竞争关系、利用议题联系与功能外溢、非对称博弈中实现合作共赢。     

从争论走向融合: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争

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两大流派。它们理论的历史地位是在不断争论与融合中奠定的。两大流派均发展了过去的理论,但在国际制度、国际合作及相对收益和绝对收益等方面有所论争。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争论与古典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争论相比,争论的主题更为深化和细致,方法上也有明显的新特点。这种争论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各理论派别需要以较为广泛的视角从其他理论中寻找新的理论平台,进行大融合以形成一种崭新的完整的理论,以推动国际关系理论向前发展。     

宪法福利学：中国现代社会主义福利国家与社会福利制度建设目标

2021年是中国现代社会福利制度建设新时代元年。中国式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现代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制度建设、现代社会福利共识、科学精准疫情防控、重塑国家形象和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等，需要共同聚焦现代社会福利制度，现代宪法福利学议题应运而生。文章首次探讨宪法福利学内涵外延、主要构成要件与基本特征；界定宪法福利学、财税制度与福利国家制度范式历史发展四个阶段与时代特征；简述宪法福利学纵向研究的全球、地区、主权国家、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地方社区和个人家庭福利体系七个层次；探讨政治福利，宪法福利，立法、司法与法律福利，政府与行政福利，财税福利，公共福利，社会福利和生活化福利八大领域；探讨现代宪法福利学理论范式、中国现代社会主义福利国家与社会福利制度建设国家目标之间的社会制度逻辑，以期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宪法化福利制度与福利化宪法制度基础。     

印度“改革的多边主义”的内涵与影响

印度近年来在国际场合反复强调“改革的多边主义”，该理念由印度总理莫迪在2018年金砖国家峰会上首次提出，并逐步成为印度对外战略中的关键理念。“改革的多边主义”以联合国安理会改革为核心，目的是应对全球性挑战，主要任务是对多边国际体系进行改革，传递出民主、多元、包容的价值理念。印度自独立起就开始重视多边主义，通过参与多边主义增强国际影响力，又经过“防御的多边主义”来保障自身核心利益，近年来印度想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心情愈加迫切，想借助多边主义改革的浪潮实现跻身世界大国的目标。印度广泛参与全球治理，在持续关注的发展议题、气候变化议题与海洋议题等领域提出新方案，并与多边国际组织及其他国家展开合作。目前来看，印度“改革的多边主义”包含全球治理改革与谋求全球领导地位的双重目的，其积极意义与局限性并存：既支持多边合作以解决共同危机，又迎合集团政治获得战略利益；既强调尊重联合国的核心地位，又渴望进阶领导者行列；既踊跃参与全球治理新规则的制定，又对部分治理领域消极回避或造成阻碍，其整体所反映的现实主义思想和工具理性思维使印度“改革的多边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有选择的多边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