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早年国家主义思想之演变(1899—1903年)

1899—1903年是梁启超思想激烈变化的时期,也是其国家主义理论逐渐成形的时期。1899年,梁氏仍然持有戊戌时期的“新夷狄”论,这令他十分重视福泽谕吉的思想。从1900年开始,梁氏逐步摆脱康有为的理论束缚。1901—1902年,梁启超在中江兆民的影响下,信奉卢梭的《民约论》,主张以民权促进国权,这使他倾向革命。1903年,梁氏突然放弃革命立场,追随加藤弘之鼓吹“普鲁士精神”,伯伦知理取代了卢梭的思想在他心中的地位,梁氏因此转而主张国权先于民权。至此,梁氏的国家主义思想基本成形。     

"救济精神饥荒"--梁启超三界革命论的现代性追求

20世纪初,梁启超提出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变革文学的主张。其变革主张是建立在进化论、人性论、文学宗教论以及文化化合等现代理论观念基础之上的,其理论目标是创建适应新时代、立足大众、面向世界、实现人生艺术化的中国现代文学。     

梁启超的“教育文学”与近代韩国文人的关系——以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对申采浩的影响为中心

清末民初时期是中国的"启蒙时期",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也是韩国的"开化期",此时期梁启超流亡到日本并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小说观的论文,同时韩国文人申采浩拿起笔来为祖国的未来奋笔疾书。梁、申二人把小说当成革命的工具,甚至视之为改变整个社会和政治格局的基本手段。本文通过中国近代文人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对韩国近代小说的影响,分析了中韩文人在小说观上的交流,重点以韩国文人申采浩为例研究了梁启超对他的影响。     

梁启超对历史人文地理学的开拓性贡献——再谈梁启超地理环境论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经历一系列外来侵略,历次战争失败、时局动荡、科技落后等一系列问题摆在国人面前。许多知识分子试图通过引进西学,科学分析,从中找出中国落后原因,以期救治祖国。梁启超从地域入手,系统论述地理环境与国家发展、人群性格及学术文化之关系,并进行南北、中西之比较。梁氏对历史人文地理的思考研究是他留给我们的一笔重要文化遗产,于今依然有借鉴意义。     

孔学与国学——康有为、梁启超思想比较

近代是西学东渐的时代,也是第一次全面梳理诸子百家之间的关系,对中国本土文化予以整合的时代。在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上,康有为、梁启超的观点相去甚远:在对诸子百家关系的认定上,康有为宣称"百家皆孔子之学",梁启超认为老子、孔子和墨子是中国文化的"三位大圣";在对中国本土文化的整合上,康有为以孔教称谓中国本土文化,梁启超则直接使用国学概念。这些差异反映了两人不同的文化理念和思想侧重。     

文明论视域下梁启超的小说理论与创作实践

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掀开了中国小说史上崭新的一页。他的理论主张与创作实践包含着对于欧西小说的政治想像,体现出一种深在的文明等级观念。梁启超对传统小说的批判及对欧西小说的借镜,充分说明他认同并接受了以西方为中心的知识范式与文明观念。从文明论视角对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理论与创作实践进行探讨,具有重要的反思性意义。这种意义,不仅体现于我们以怎样的视角去回顾过去的小说发展历程,还体现在"四个自信"的文化语境下我们以一种更为自觉的方式建构起中国文学与文化发展的路径。     

孔教与佛教——康有为、梁启超宗教思想比较

康有为具有孔教情结,终生都在为立孔教为国教而奔走呼号,孔教也随之成为其学术和政治的不懈追求。梁启超早年跟随康有为提倡孔教,后来由于认定宗教与自由相悖,转向"揭孔教之缺点";再后来则宣布佛教是"全人类文化的最高产品",而对佛教顶礼膜拜。康有为始终如一的孔教情结与梁启超宗教观的嬗变生动再现了两人一个"太有成见",一个"太无成见"的性格差异,同时带有那个时代共同的矛盾和困惑。     

继承、批判与超越 ——梁启超和胡适传播思想的对比分析

梁启超和胡适都是近代中国的思想和文化大家.在政治、文化剧烈变化的时代,二人通过办报刊、著述、讲学对中国的舆论界、学术界和政界构成了重要影响.但二人对大众传播及文化传承中许多基本问题的看法与主张又有着明显区别,呈现出一个继承与超越的轨迹.对梁、胡二人传播思想的比较分析会给今天中国的新闻和文化传播实践及理论建构提供有益的启示.     

继承、批判与超越——梁启超和胡适传播思想的对比分析

梁启超和胡适都是近代中国的思想和文化大家。在政治、文化剧烈变化的时代,二人通过办报刊、著述、讲学对中国的舆论界、学术界和政界构成了重要影响。但二人对大众传播及文化传承中许多基本问题的看法与主张又有着明显区别,呈现出一个继承与超越的轨迹。时梁、胡二人传播思想的比较分析会给今天中国的新闻和文化传播实践及理论建构提供有益的启示。     

梁启超的道德思想——以其孔孟立教论为中心

辛亥革命以后,梁启超的道德思想,不再使用公德—私德的分析,而专重在从养成人格、人格修养来理解道德的根本;他也正是从养成人格这一点上重新理解孔孟之教的普适意义,并对这些意义给以了高度的肯定。他对孔子与儒家思想的这些认识,作为与新青年派同时、而又与之完全不同的结论,反映了他成熟的道德思考,在道德认识上是有代表性的,对于我们当代的道德建设,仍有可供借鉴参考的价值。     

梁启超股份制经济思想浅析——兼论中国近代股份制经济思想的形成

股份制作为一种新型的企业组织形式，在近代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有着突出的地位和作用。中国近代思想家对股份制的引介与评述形成了中国近代股份制经济思想。１９ 世纪末２０ 世纪初，梁启超作为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对股份制经济的认识更有许多真知灼见，他把对股份制的认识同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同他的政治改良主张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他独特的股份制经济思想。他在法治、责任心、国民素质、企业能力以及建立金融辅助机关等方面对股份制的阐述，尤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现代中国作家论的萌生——论王国维与梁启超的作家论

作为一种批评范式,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作家论其实是在晚清与"五四"两代学者的共同努力下确立的,王国维与梁启超就是这一历史进程中的先驱者。首先,从历史语境来看,他们的文学观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革;其次,他们都融合了中西思想观念,确立专门角度,讲究科学方法,已经具备了现代批评的质素;最后,他们的作家论既是对中国古代作家论的继承与超越,也对"五四"时代的作家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梁启超"新民论"思想的历史生成与文化内涵

梁启超的"新民论"思想具有丰富的政治、历史和文化蕴涵.它形成于甲午战败后中国社会出现的全面政治危机.在那个新旧交替的"过渡时代","自新新民"是梁启超等先觉知识分子在痛定思痛的文化自省之后确立的救国之路.梁启超早期的"新民论"思想受到严复"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主张的直接启发,是对后者的继承与深化,它具体体现于政治革新与思想启蒙的各个环节,成为近代史上一股具感召力和影响力的时代思潮.     

宪政理想的地方实验--再论梁启超与湖南自治运动

在20世纪20年代的联省自治运动中,湖南扮演了一个急先锋的角色,而且是唯一在实践中实行省治的省份,故而备受关注.当时的名流知识分子纷纷加入到这一运动中来,梁启超亦不例外,他在湖南自治运动中扮演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但梁启超并非如前人所论是一个坚定支持地方分权的联省自治派,他支持湖南自治,最终是为实践其宪政理想,而非为联省自治本身.梁启超不过是以湖南自治运动为契机,打着联省自治的招牌,以支持湖南自治为手段,为其宪政理想特别是国民制宪理想的实现寻一个实验用地而已.     

改良与革命两难间：梁启超参悟近代史发展规律——兼评自近代以来的改良与革命之争

近代社会客观地本能地同时存在两种需要、两种发展趋向,即改良与革命,它们是交织在一起是可以统一的.梁启超在改良与革命之间反复,已经隐约感悟到上述的两种需要;但他更偏重于改良,对两种历史需要的理解有失偏颇.民初他主张在共和制下实行开明专制,无意间,已经找到了中国近代史两种需要的统一方式:先革命,在先进国体的外壳下,进行改良,实行符合社会历史条件的制度.在改良与革命的两难之间,梁启超已隐约参悟了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规律.     

国民性：沉郁的世纪关怀——从梁启超、陈独秀、鲁迅的思想个案出发

中国国民性改造是20世纪思想家们关注的重大课题。梁启超、陈独秀、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颇具典型意义。三位先哲的相同点是家世与个人际遇使他们同时拥有传统与现代两个头脑;济世报国的情怀使他们同唱一首歌由立人而立国;都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有不同程度的艰难徘徊。     

从诗界革命到革命诗潮——再论南社诗歌的文学史地位

辛亥革命前后诗坛形成革命诗潮,南社诗人的成就,是其重要标志。革命诗潮是诗界革命的新阶段,沿续了＂新意境＂、＂新语句＂与＂古风格＂三长具备的诗界革命纲领。在冲决旧诗境域、开拓新诗意境方面,表现出更不受传统诗教规范拘缚的精神,近代民主意识、民族精神、反清革命成为时代主题,在语言和格调上也有所变革发展。但国粹主义文化观阻碍了诗体变革的突破。从诗界革命到革命诗潮构成中国诗歌近代化转型的重要阶段,也形成了至今仍影响面很广的第三种诗歌类型＂旧体新诗＂。     

再谈文化名人与文化发展——以魏源、康有为、梁启超在澳门的活动为例

文化名人与文化发展的关系至关重要。魏源、康有为、梁启超等中国文化名人在澳门的活动，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文化名人与文化发展之间的重要关系。文化名人的活动对于本民族价值观念影响深远，对于统治者的思想影响深刻，对于文化价值系统的更新，和文化批判与文化重构的进程，具有无与伦比的理论引导作用。     

个人自由与国家自由的张力——梁启超自由主义思想探析

关于梁启超的自由思想,学界的主要分歧在于梁氏是否看重个人自由。本文认为,梁启超是重视个人自由的,只是他认同的是“自由之德”即“文明的自由”,而非“自由之俗”即“野蛮的自由”,他认为后者正为中国入所具有。另外,当日中国正处于民族危亡的历史情境中,作为有强烈民族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梁氏有时又强调国家的独立自由居第一位。由此,在梁氏的自由思想中,个人自由和国家自由就具有了一定的张力。     

论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关系——兼论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革命观

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的两个不同阶段。政治革命是社会革命的必要政治条件,只有完成政治革命,才能实行社会革命;而只有完成社会革命,才能最终消化和巩固政治革命的成果。社会革命的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标志着社会主义革命的结束。因此,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要进行政治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就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