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天华的革命史观

陈天华的革命史观,主要是针对资产阶级改良派梁启超对中国革命史研究的一些错误观点,进行批驳而建立起来的.梁启超在一九○三年以前,还不能说他公开反对革命,而在一九○三年旅游欧美之后,看到国内外保皇势力的阵地逐渐缩小,又随着革命派与保皇派在政治方面的论战逐渐展开,他公开跳出来从史学领域里向革命派进攻.因此,资产阶级革命派陈天华,首先撰文也从研究史学的范围进行反驳.本文仅就两派在中国革命史方面的论战,略加评述.     

梁启超道德本体论及道德革命思想探微

围绕着救亡图强、启蒙民众的现实需求,梁启超提出了许多富有深刻意义的关于"道德"的思考。从本体论的角度,梁启超对"道德"设定了诸多含义,确立了道德利群和群己相谐的目的性,并从道德的特征上指出公德和私德两方面的内涵和道德"行非言"的本质。与此同时,梁启超将理论与现实进行有机结合,提出了"道德革命"的思想。一方面,进化论的思想为道德革命观点奠定了理论基础;另一方面,改造近代国民劣根性的需求为道德革命提供了现实依据。梁启超所提出的道德本体论和道德革命的思想是近代借道德人心治理国家思想的重要缩影,对近代国民道德改造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梁启超的“道德革命”思想

梁启超,作为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曾经是“政治革命”的挡路石;但在文化、思想领域,却发挥了那些“革命巨人”所未能发挥的民主主义思想的启蒙作用。1902年前后他所提出的“道德革命”思想,就是起了这种作用的。     

论梁启超的“道德革命”思想

梁启超,作为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曾经是“政治革命”的挡路石;但在文化、思想领域,却发挥了那些“革命巨人”所未能发挥的民主主义思想的启蒙作用。1902年前后他所提出的“道德革命”思想,就是起了这种作用的。(一)“道德革命”思想的提出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并没有象他的老师那样,一头扎进“保教”的牛角尖里再也不肯出来,而是在失败的基础上继续向前探索。众所周知,在《时务报》时期,梁启超所宣传的主要对象,是几个圣主贤相、大人君子。1898年梁氏流亡海外后,鉴于变法运动因缺乏广泛的社会支持而失败的沉痛教训,开始看     

从“梁启超宪草”看民初中间势力的政制抉择

出身清末改良派-立宪派的梁启超在民初立于官僚派与革命派之间,秉持温和、稳健的政治主张,成为中间势力之代表人物。梁启超拟定的宪法草案接受有限度的内阁制,寻求立法与行政部门之间的权力平衡。他一方面反对新兴革命派势力要求国会独大,主张给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固有势力保留一定的权力空间；另一方面又反对袁世凯的行政专权与独裁。“梁启超宪草”所体现的温和主张为民初政治转型提供了一条理想路径,虽然在实践中未能被贯彻,但仍不失其重要意义。     

1913年至1914年间的“道德救亡”思想解析

1913年至1914年间知识阶层中流行的“道德救亡”思想是在民国初年特定的背景中出现的，其主要手段与方法为：实行政治革命，注重社会革命，推进国民道德重建；倡导正义；建立道德权威；改造道德信条，反省自爱，以私德促公德等。客观而言，“道德救亡”思想既是对传统价值的否定，又是对新价值的追求，是从旧价值解体到新价值建立过程中的一种过渡性方案。由于它自身的缺陷，“道德救亡”思想不能成为制裁社会堕落的克星，具有明显的不彻底性。     

陈范与《苏报》案

20世纪初 ,《苏报》主人陈范 ,在革命派的影响下 ,与立宪主义决裂 ,走上反清革命之路。《苏报》也高举革命之旗 ,成为革命团体的机关报。由于《苏报》主张“排满” ,放言革命 ,清廷恨之入骨 ,随同帝国主义勾结 ,制造了中国新闻史上一件巨案———《苏报》案     

康有为立宪思想与法国大革命关系述论

康有为(1858—1927)不仅是“托古改制”的行家,也是“仿洋改制”的里手。他自1888年首次上书光绪皇帝,直至1927年病逝,始终坚持开国会,定宪法的主张。可以说,立宪是康有为后半生矢志追求的目标,立宪思想是其政治思想的核心。史学界重视他所说的“择法俄、日以定国是”,但对他“屡引法国大革命为鉴”论述不详。本文拟从世界近代历史发展大势角度,对康有为立宪思想与法国大革命的关系进行介绍和分析。     

谈梁启超的开明专制思想

资产阶级革命派与立宪派在实现民主进程方面，有急进与缓进之别。1906年梁启超著文《开明专制论》，根据中国过渡时代的情况，强调新旧政体转换过程中必须要有过渡阶段，即“开明专制”阶段。“开明专制”思想是对中国近代政治民主化起步的可贵探索，它弥补了革命派民主共和思想之不足，在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有着不可取代的意义和价值。     

论孙中山晚年的政治思想

论孙中山晚年的政治思想孙欲声孙中山是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是中国民主革命派的旗帜”①，是一位具有顽强意志而又善于思索的革命先行者。他非常自信，一切重大选择，任何人都无法强加于他，总是自己作出决断；他特别谦虚，在事实面前改变自己原有的不正确想法，紧跟...     

梁启超在二十年代初社会主义问题争论中的角色

梁启超作为世纪之交的伟大思想家，在２０年代其主张以思想上的尽性主义、政治上的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为特征，这个三元结构决定了他在中国的现实选择上实行渐进的社会主义立场。在尚未掌握列宁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青年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这无疑是一种典型的资产阶级理论；而后来由毛泽东创立的新民主主义论，虽然从根本上否定了梁氏的教育救国和实业救国路线，但也确实吸取了他的资产阶级“一方面为敌、另一方面为友”的合理思想。历史证明：梁启超在２０年代有关社会主义问题的争论中承担了“当被时所否定、被历史常记起”的双重角色；正确评价梁启超是正确开辟未来的需要。     

梁启超的“史界革命”及其意义

梁启超对历史情有独钟,无论是对旧史学弊端的醒悟还是对史学作用的认定都使具有革命情结的梁启超对“史界革命”倍加关注.梁启超集中检讨了旧史学的弊端,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新史学的建构方案.这一切对于史学以及国民精神的启蒙发挥了重要作用.     

康有为革命观念的再解读

在中国,长期以来,康有为在革命中国的时代相继背负“反革命”和“革命不彻底”罪名。笔者认为,这是政见之争掩盖学理后所引致的事实背离与理论偏差。实质上,面对同样的时代难题,与革命派殊途同归,康有为的革命观念更加强调和平渐进的变革方式;它为近代中国的革命之路提供了新的理论思考维度与现实可能性。      

梁启超国民政治论

近代著名思想家、政论家梁启超构建的国民政治理论认为：国民是具有独立、自由、平等人格, 享有权利、负有义务、有良好公德的国家主人。国民政治是法治政治,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体现；国民政治的实现、维持和运用。其原动力皆在国民自身,国民应积极参与国家政治活动。他的这一思想在当代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社会革命思想的理论阐释及其当代意义

以斗争为生命要素的马克思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在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双重运思中,马克思确证了社会革命是“政治的最高行动”“天下最权威的东西”和“人民权利的法律根据”,同时还回应了工业革命和资本逻辑背景之下反对旧的社会关系和联合的革命行动何以可能的问题。在马克思的致思理路中,他先后聚焦物质利益、异化劳动、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劳动和资本的关系而分别阐发了他的社会革命思想。马克思的社会革命思想是与众不同的,它既是革命理念与革命行动、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经济革命与人类解放、阶级革命与民族解放相统一的总体性革命,又是历史地回应时代之问的人民革命。在新时代,我们必须高扬马克思的社会革命思想和精神,在理论上肃清消解、否弃、拒斥革命的误识,在实践中继续推进伟大的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     

从流亡生涯看梁启超团结引领华侨在晚清变局中的作为

革命派领袖孙中山说“华侨为革命之母”,言华侨对推翻帝制、建立民国之贡献。梁启超作为维新派领袖，以及康有为弟子，在联合教育华侨、成立跨国保皇组织、策应国内革命等方面，做了大量开拓性工作。其流亡海外14年间，抱持精卫填海之精神，除以日本为根据地办刊办学办书局，教育新民、为国家培养人才外，还远赴檀香山和澳洲、美洲宣传维新思想，开拓保皇事业，为国内勤王起义募集捐款，跟当地华侨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这些也为他回国后策划护国运动并以华侨之力维护辛亥革命果实打下了基础。依托相关文献，回瞻考述梁氏海外流亡经历，试图重新认识其在团结引领华侨在晚清大变局中的作为。     

邓小平的革命风格与“一国两制”构想

邓小平同志的革命风格赋予了他的思想理论和革命实践以鲜明的个性特征。他的革命风格对于他的“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关系是：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为实现祖国统一而不懈努力；以严谨的求实态度，为实现祖国统一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以巨大的理论勇气，为实现祖国统一突破传统的相关理论、相关观念的禁锢；以广阔的政治胸怀，为实现祖国统一营造一种宽松的政治环境。     

梁启超与五四运动关系探源

五四运动既是思想文化上的启蒙运动,也是救亡爱国运动。梁启超与五四运动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倡导“新民”学说和“文界革命”,反省传统,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学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先驱,对五四知识分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游历欧洲的梁启超以私人身份旁听巴黎和会,维护中国权益,及时将巴黎和会损害中国主权的消息传到国内,点燃了五四爱国运动的导火线。虽然梁启超晚年思想渐趋保守,但他仍然以积极的姿态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新文化运动所追求的个性独立、民主自由、科学精神、道德革命表示赞许,他是新文化运动的辩护者而非敌对者。欧游归国后,梁启超高度评价五四运动的意义,希望五四运动变外交的国民运动为内政的国民运动,建议青年致力于文化运动以光大五四运动的价值。同时对五四运动中科学万能论、科学口号化等缺点进行了反思。     

“预备立宪”百年祭——祭晚清预备立宪中的政治妥协

晚清预备立宪是中国政治史上鲜有的政治妥协的产物。尽管这种妥协是有限的，但正是这种有限的政治妥协，成就了预备立宪，并在实际上拉开了近代中国政治史上最深刻的一次政治变革的序幕。从其宣布、发展到失败的三个阶段，预备立宪经历了多次不同程度的政治妥协。其中新政派与立宪派的妥协，促成了出洋考察政治之决定；反宪派与亲宪派的妥协，成就了仿行立宪上谕之颁布；当权派与立宪派的妥协，催助了《钦定宪法大纲》之问世；预备立宪派与速即立宪派的妥协，达成了国会提前召开之共识；预备立宪派与革命派的妥协，导致了“十九信条”之出台。对于当时的晚清政府而言，这种妥协或许是被动的，因而也是有限的。但是在其百年之后的今日，我们再来祭奠这段历史的时候，或许应当有更多的启示。     

"诗界革命"与二十世纪革命诗歌起源

梁启超的“诗界革命”将“革命”一词带入诗歌领域，开启了中国二十世纪诗歌中的革命话语之源。此后的诗歌革命和革命诗歌的内涵外延的变化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和局限，都可以在梁氏的诗学理论中找到源头。在“诗界革命”口号的提出、展开、总结过程中，社会政治的要求直接进入到诗歌当中，凌驾于诗歌之上，制约了诗歌美学的开掘。重新审视“诗界革命”理论的滥觞与流荡，对于二十世纪诗歌发展及诗歌美学的学术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也有助于厘清当代纷乱的革命诗歌话语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