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防疫贡献与政治认同获得

疫情治理关乎国运民生。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大力开展疫情防控斗争,为新中国公共卫生事业作出巨大贡献,形成了健全完善的防疫体制、科学高效的防疫举措、上下联动的防疫网络和群防群治的防疫战线。人民群众在疫情防控中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的制度认同、利益认同、情感认同和价值认同。适逢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回顾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防疫贡献及其政治认同获得,对于新时代加快构建强大公共卫生体系,推动公共卫生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家禽不同日龄采取不同防疫措施的研究——以6省331个肉鸡养殖户为例

家禽在不同日龄面临不同的疫病威胁,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预防,才能降低禽群的患病风险。为了解养殖户是否根据肉鸡不同日龄采取不同防疫措施及其影响因素,通过收集6省331个肉鸡养殖户的调查问卷发现,虽然八成养殖户已经实行精准防疫,但仍有相当一部分养殖户缺乏执行积极性,防疫意识薄弱。Logit模型的结果表明,养殖户是否有外出打工经历、养殖规模、出栏肉鸡收购价、是否参加防疫培训、周边防疫技术服务便利性、地区因素等显著且正向影响他们在肉鸡的不同日龄采用相应防疫措施的行为。提倡规模化养殖、定期组织防疫培训以及推动防疫技术服务的便利性可能是提高养殖户科学饲养管理的有效途径。     

基于知识图谱的国际防疫研究述评

继我国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党和政府动员全社会全力抗击疫情,并取得了重大阶段性胜利.防疫研究是国际学术界持续深入关注的领域,利用WOS核心数据库文献题录数据,借助科学计量软件绘制知识图谱,分析国际防疫研究的时空分布、知识基础、知识流动等,梳理防疫研究的总体态势,以期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提供科学的参考依据.     

建国初期川东北革命老区的传染病防治及启示

传染病是传统社会突出的社会问题。近代以来,川东北社会动荡、民生凋敝,始终未能有效开展疫病防治。建国初期,面对天花、霍乱、伤寒、痢疾、疟疾等多种传染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川东北革命老区通过建立防疫体系、加强法治保障、扩大预防接种、消除顽固疫病、开展防疫宣传、整治城乡卫生、改善饮水卫生、加强饮食卫生等措施,防疫取得了巨大成就,到1956年,天花、霍乱、伤寒基本绝迹,其它传染病整体上得到有效控制,发病率、死亡率大幅下降,老区人民的生命安全有了坚实的保障。其启示有：防疫的政治之基,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科学之策,坚持“预防为主”的原则;使命追求,坚持人民生命至上;力量源泉,坚持全社会力量整合。     

民国前期(1912-1927年)湖南疫灾防治措施的特点

民国前期(1912-1927年)湖南政局混乱,战争频繁,经济凋敝,瘟疫肆虐,政府和社会各界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疫灾带来的危害。这些防治措施表现为如下几个特点:防疫理念由被动向主动转变,防治措施由愚昩向科学转变;现代化交通、信息技术应用于防疫;西医西药在防疫中作用凸显;防治过程中官方主导,社会化趋势加强。     

晚清中外防疫交涉及其影响

晚清中外防疫交涉深受不平等条约和文化差异影响。19世纪末,西方各国在传染病防治领域出现战略趋同,形成了以检疫、隔离、消毒和治疗为内容的西法防疫,并依仗政治军事霸权在全球推行,中国也开始对来自世界各地的船只进行检疫。香港鼠疫期间,由于中外防疫方式差异显著,列强开启了防疫交涉,华洋分治成为中外处理防疫事务的方式。此后十余年间,鼠疫和霍乱交替流行,列强在加深对华侵略的同时,强化了防疫交涉,直接要求地方官府采取西法防疫。对此,中方起初采取自办防疫策略,在接受西法防疫形式的同时,仍坚持传统防疫方式。直至东北大鼠疫期间,疫情危急,中外防疫交涉强度增加,清政府被迫主动自办西法防疫,以维护行政管理主权,避免外国干涉。与近代其他事务一样,列强通过交涉对清政府的卫生防疫进行干涉,国人则在形式上予以接受,但仍坚守传统防疫理念。     

建国初期疫病流布背景下的社会应对

对于建国初期的大量疫病流行,国内广大民众、医务工作者以及各种民间机构和团体等民间社会力量给予了热烈回应。这其中既包括普通民众的驱鬼、避疫和防疫,也有中西医结合防治疫病、中国红十字会的防疫行动,还有教育界和文艺界的防疫努力等多个方面。社会各个层面的努力,不仅成功地控制了当时的疫病流行和蔓延,而且还积累了丰富的防疫经验,为后来新中国的卫生防疫事业和社会进步事业的发展奠定了牢固基础。     

日军浙江细菌战后的义乌县防疫委员会

浙江省义乌县是日军细菌战导致鼠疫流行的地区之一。义乌县防疫委员会(1941年10月11日至同年12月16日)是当地政府成立的临时性防疫组织。义乌县防疫委员会从初期的防疫指导机构到后期的协调和保障机构,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做了大量的防疫工作。由于鼠疫疫区的不继扩大,最后被常设机构——义乌县防疫处所代替。义乌县防疫委员会对于调查疫情、防止疫情扩散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而且,为我们了解日军实行的细菌战对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的损失,留下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防疫期间“春捂”有讲究

正这几天,邻居家小朋友亮亮在小区内散步时,除了露出两个眼睛外,浑身上下被裹得严严实实。亮亮妈妈说,这个时节正是"春捂"的时候,而且防疫也很关键,出门还是捂得严实一点好。其实,这个时节注重防疫是对的,但在"春捂"上还是应该讲究科学的,捂得过于严实也不一定是好事。"春捂"是传统的养生之道。冬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新冠疫情剖析及图书馆的应对回忆

本文回忆及概述国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新冠疫情的简介特性、传播规律、处理难度、抑制策略,以及对防止疫情扩散及追溯患病源头的措施、我国曾发布的针对新冠疫情的防疫法案、常态化防疫时期的管控分区等,论述我国图书馆在新冠疫情防控过程中的应对及思考,认为图书馆在疫情时期,可加强对入馆人员和读者的防疫管理,采取相应措施加强防控,有必要加大宣传并推动更多民众注射和接种新冠疫苗等。     

宋代蝗灾应对和灾异观之变化

“灾异说”认为，灾异乃是社会政治问题所致，当局应以改革社会政治应对。主流社会长期以此应对灾异，故对蝗灾也不采取捕杀措施。在唐代姚崇以下以捕杀应对蝗灾的基础上，宋人以全面捕杀为主要手段应对蝗灾，在实践上突破了“灾异说”。与此相应，对“灾异说”，宋代的思想精英们从前人的笃信发展为质疑，乃至彻底抛弃，客观、理性地应对蝗灾等灾异。     

元明清时期山东菏泽地区的蝗灾与治理

元明清时期,菏泽地区蝗灾爆发频繁而严重。蝗灾给本区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威胁和破坏,给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本区广大群众在农业生产实践中积极与蝗灾作斗争,积累和总结了丰富的应对蝗灾的宝贵经验,在预防、抵御蝗灾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     

宋代依法治蝗述论

宋代在蝗灾认识方面向着人定胜天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特别是宋代社会舆论开始转向了对积极灭蝗的肯定,在此基础上,宋代在蝗灾防治方面比前代有了明显的进步,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其依法治蝗方面。     

近代云南瘟疫流行考述

清代以来的云南是一个瘟疫高发区,乾隆末年集中爆发,嘉庆朝至光绪朝为流行的高峰期．流行地域遍及三迤。流行瘟疫的种类有动物间瘟疫和人间瘟疫,人间瘟疫以腺鼠疫和瘴气最为严重,造成大面积人口死亡。时人认为,云南寒暑不分、地气宣泄不畅、民智落后和地震是瘟疫爆发的原因,而战乱、人口的增殖和流动速度加快、公共卫生建设落后和民众卫生观念缺失加剧了瘟疫的传播和危害。云南官民面对瘟疫流行,往往建坛打醮,求神祈祷。地方政府也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来改善公共卫生,而民国元年云南颁布的《防疫章程》,标志着近代意义上的卫生防疫体制建设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浅谈1941—1947年豫东黄泛区蝗灾

在1941～1947年间,豫东黄泛区频繁发生的蝗灾具有数量多、范围广、危害大等明显特点.肆虐的蝗灾,不仅给豫东泛区的农业生产造成惨重的损失,而且引发了饥荒.为防治蝗灾,当时的河南省政府制定了种种措施,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近代早期英国政府的"防疫"对策

近代早期英国政府面对频繁的疫情,通过加强公共防疫体制、实行严格隔离措施、建立相关济贫制度等办法来积极应对。这些制度措施为其他国家的防疫斗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素材“。     

日本对清末东北大鼠疫的观察与应对措施

1910年10月，满洲里最先发现鼠疫患者，其后鼠疫传至哈尔滨傅家甸，并且迅速恶化，不久在东北全境乃至关外地区扩散，直至清政府控制傅家甸疫情，各地疫情逐渐缓解。到1911年4月疫情完全被扑灭，前后历时6个月，累计死亡达五六万人。此次鼠疫不仅给中国带来深重灾难，还影响到日本、俄国等列强在东北的商业利益。面对突如其来、凶猛异常的瘟疫，中、日、俄等国都采取了一定的防疫行动，并且围绕防疫事权展开了激烈博弈，其中日本表现尤为"积极"。日本不仅详细调查东北鼠疫疫情，还按天、按周、按月详细报告东北疫情，并在其领事馆周边地区、"南满铁路"沿线地区、中朝边境，乃至本土采取应对措施。日本采取的防疫措施主要有：紧急撤离日本侨民，成立统一的防疫管理机构，实行紧急隔离措施，加强水陆交通检疫、消毒，奖励捕鼠、灭鼠，极力推动"中日联合防疫"。日本不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开展防疫，其动机和原因在于：一是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严防鼠疫蔓延至日本本土，进而威胁到日本民众安全；二是"缓和"东北民众的排日情绪，不仅要巩固在东北的既得利益，还要趁机攫取更大权益；三是尽早扑灭鼠疫，恢复中日交通和通商，以便抢夺东北的商业利益；四是部分医务人员出于"人道主义"考虑，支援东北防疫。客观而论，日本的防疫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预防了鼠疫蔓延，遏制了疫情在朝鲜、日本的扩散，为最后扑灭此次大瘟疫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日本借口防疫强行干预东北防疫事务、践踏中国领土主权、歧视中国民众等粗暴行径不容忽视，对日本借防疫实现在东北的政治、外交和经济野心企图更要清醒认识。     

南宋后期瘟疫的流行与防治措施

宋代建立了以各级官府为主导、社会民众力量为辅助的疫病防治体系。南宋后期,中央政府仍是防治瘟疫的核心力量,采取了医学、经济、政治等措施加以应对;地方官吏是宋代防治瘟疫的基层力量,采取了赈济灾民、医疗救治和加强社会管控等措施;民间医家是防治疫病的中坚力量,大多亲赴灾区诊治病人,发放药物,公布医方,传播官方医学知识;普通民众对疫病的认识和态度极为复杂,采取的防疫措施也是多种多样。受宋金、宋蒙战争的影响,南宋后期军中和边境地区瘟疫流行的次数显著增加。在政府的重视和引导下,南宋后期社会各阶层继续沿袭了宋朝防疫体系的传统,其中派医诊治、施散药物、建立病房、隔离病人、掩埋尸体等依旧是防治疫病的有效措施。     

1942年桃源县李家湾鼠疫流行事件考述

1941年冬天日军实施的常德细菌战造成常德地区鼠疫大流行,桃源县小村庄李家湾也未能幸免。该村于次年5月爆发肺鼠疫,导致16人死亡。李家湾鼠疫流行事件的起因是村民李佑生在鼠疫流行的常德城内染疫后翻越城墙潜回该村,再传染给亲友邻居。李佑生没被注射疫苗就进了城,然后又能逃避检疫,是因为常德的防疫工作存在许多问题。幸而湘西防疫处采取了及时的隔离管制和救治措施,才避免了这场灾难的进一步扩大。     

清末潮汕地区瘟疫流行原因与社会救助研究

清末潮汕地区瘟疫流行给潮汕地区的经济和社会造成了巨大影响,而此次瘟疫流行是气候、地理位置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当地政府和社会各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行救助和防治,极大地降低了死亡率,同时提高了民众的防疫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