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独生子女家庭与二孩家庭生育模式百年模拟与选择

不少人对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可能造成家庭负担过重忧心忡忡。通过独生子女家庭和“二孩加间隔”家庭未来百年发展变化模拟评价后认为：如果生育模式选择得当,独生子女家庭“四、二、二” 负担结构有可能基本避免,未来独生子女家庭的负担,也不会比历史上经历过的较重的负担更重。生育模式选择不当,生二个孩子,并不能保证比生一个孩子负担轻。从百年人口对资源环境和杜会经济发展的压力看,“二孩加间隔” 的政策无论如何组合和选择,所形成的人口压力都要显著大于独生子女政策,而独生子女家庭的生育模式如果选择得当,它的家庭负担不见得比生育模式选择不当的二孩家庭重多少。因此,政府应坚持稳定现行生育政策,坚持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同时应按最优生育模式,对生育年龄和间隔进行适当的调整。     

家庭结构对妇女生育水平影响的研究

本文利用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了家庭结构对妇女生育水平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妇女的生育水平和家庭结构类型有关。家庭规模大小和妇女的生育和存活子女数量存在着明显的正向关系,大家庭中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高于小家庭,不同结构类型家庭的育龄妇女生育模式存在明显差别。     

中国家庭养育成本分担模式对再生育的影响北大核心CSSCI

在低生育率时代,制定降低养育成本的公共政策要充分考虑家庭生育特征的重大变化。目前,生育一孩仍然是我国大多数家庭的责任和义务,一孩的养育经历深刻影响着家庭再生育决策。本文基于多重家庭均衡理论分析传统家庭与现代家庭养育成本分担模式的差异,使用2019年全国人口与家庭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微观视角解析当前我国家庭养育成本分担模式对一孩母亲再生育计划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现代女性肩负的养育成本责任增多,母亲在承担着照料孩子主要角色的同时分担着传统家庭中由父亲独自承担的养育经济成本,此外还要担负养育导致的机会成本损失。新时代家庭养育分担模式已经不再主要表现为“男主外,女主内”。更多女性期望在家庭与职业间寻找新的平衡。女性在家庭中提供经济支持对再生育并不完全起到消极影响,有较高收入能力和良好工作保障的一孩母亲是再生育的潜在群体,对生育构成阻碍的是伴随女性经济成本承担出现的机会成本压力。丈夫在养育照料上的平等分担对女性再生育没有起到十分显著的影响,预示着性别平等理念还未彻底渗透于养育家庭内部。祖辈照料是转移女性照料负担,促进生育行为的积极力量,但因老人身体不佳导致的隔代支持缺乏正逐渐成为再生育家庭的困扰。     

夫妻生育分歧对家庭生育行为的影响研究——解释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偏离的新视角北大核心

家庭是冲突与合作并存的地方,家庭成员之间往往具有不同的偏好和效用,最终在决策上产生分歧。生育行为不是个体的独立行为,夫妻双方对于生育同样具有独立决策权,当夫妻任何一方否决生育决策时,夫妻双方生育决策的合作被打破,最终导致生育行为暂时延迟或一方妥协。随着生育政策的放开,夫妻间关于生育决策的分歧逐渐由生育时机分歧向生育数量分歧转变。本文利用2014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在新家庭经济学讨价还价的生育决策理论框架下,分析夫妻关于生育数量存在的生育分歧及其对生育行为的影响机理,为低生育率陷阱提供了新的对策,同时为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偏离的现象提供新的理论依据。研究发现:夫妻生育分歧普遍存在,相比之下,生育过1个孩子的家庭分歧程度更大。实证结果显示生育分歧对家庭生育行为具有显著负向作用,生育分歧越大,发生生育行为的概率越低。分样本回归结果显示丈夫和妻子同样具有生育否决权,但在决定是否生育一孩和二孩时,男性否决对生育行为的影响更大;随着家庭中子女数量的增加,妻子否决对于生育行为的负向效应逐渐显现并增强。调节效应结果显示女性承担较重的育儿负担会强化生育分歧对生育行为的抑制作用。     

我国农村家庭生育博弈行为分析

本文针对我国农村新的生育环境,在对农村家庭生育动机实证调查的基础上,对农村家庭超生行为的发生做了多因素变化分析,提出农村家庭生育动机的新因素——家庭生育行为博弈。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社会因素对生育意愿的影响——以吉林省农村地区为例

生育意愿是对生育时间、生育数量和生育性别等内容做出的选择。这种选择往往会受家庭条件、居住环境、文化水平、社会因素等多方面的影响。本文结合东北地区农村群众的生育观念,仅从农业大省的角度分析社会因素对农村家庭生育性别意愿的影响。影响吉林省农村生育性别意愿的社会因素传统农业生产模式对男性的依赖。吉林省是典型的农业大省,改革开放30年来家庭联产承包的分散经营生产模式没有     

三孩政策下生育质量研究

生育质量是人口高质量发展的起点和基础。本文基于国内首个出生队列追踪调查——武汉出生队列追踪调查（WBCS）数据,以生命早期1 000天理论为基础,从孩子出生时和成长发育过程中的生理性和功能性两个方面构建生育质量指标体系;运用投影寻踪模型测度3 049个同一年份出生婴幼儿的生育质量指数,重点从养育模式、父母特征、家庭环境和社区环境四个维度分析其影响因素。数据结果显示：城市家庭生育质量大多处于中等水平,但分化较为明显。城市家庭一孩、二孩的生育质量相差较小,随着孩次由二孩向更高孩次增加,生育质量明显降低。随着母亲年龄的增加,生育质量呈下降趋势,且这一趋势在母亲35岁以后更加明显。母亲受教育水平从初中及以下提升至高中/中专/技校对生育质量的边际效应更大。回归结果显示：城市家庭生育质量与养育模式、父母特征、家庭环境和社区环境密切相关。随着婴幼儿成长发育环境向外的不断扩展,养育模式、父母特征、家庭环境和社区环境对生育质量的影响逐渐减弱。进一步研究发现父母特征是影响婴幼儿生理性方面的重要因素,养育模式对功能性方面的影响贡献最高。     

我国家庭养育成本的研究述评与前景展望北大核心CSSCI

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社会变迁和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家庭养育成本日益成为低生育时代育龄群体生育决策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通过梳理与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家庭养育成本的相关文献资料,发现家庭养育成本研究的文献数量总体上呈递增趋势,并形成了研究内容丰富、方法多样、结论可靠的系列成果,相关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在西方新家庭经济学理论基础上,对养育成本的概念界定及其测量;二是利用全国性或地方性调查数据,对养育成本的基本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展开分析;三是从个体、国家和社会层面分别讨论养育成本与生育意愿及行为、生育率和生育政策间的相关关系与后果。尽管既有研究为更好理解家庭养育成本规律及其后果提供了参考,但还存在家庭养育成本概念测量多元且不一致、养育成本分担主体责任界限模糊、理论解释机制缺乏新意、实证调查数量偏少等不足。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应从以下五个方面进一步深化家庭养育成本相关研究:第一,构建科学合理的养育成本测量指标体系,统筹考虑家庭、国家和社会层面长期投入的各项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第二,正确认识我国养育成本责任分担主体的非均衡状态,剖析养育成本的责任分担模式与政策启示;第三,探讨养育成本与生育意愿和行为间的内在关系,深入分析养育成本对生育率和生育政策的作用机制;第四,重点关注女性机会成本,建立健全女性机会成本的补偿机制与体系;第五,开展实证调查,验证与评估相关生育政策的有效性。     

生育支持政策对生育率影响的国际比较及启示——兼析城镇化进程中隐性家庭代际责任对生育率的影响

本文基于1970-2020年欧盟27国及新家坡、日本、韩国的经验数据,实证分析了生育支持政策对生育率的影响,结果显示：由于隐性家庭代际责任的差异,儒家文化传统地区与欧盟国家的生育支持政策效果差异显著。欧盟国家的生育政策显著促进了地区生育率的提升,且当生育率回升至1.5附近,生育政策的效果更加稳定;而儒家文化传统国家的生育支持政策与生育率变动之间的关系不显著。其背后反映的是不同地区家庭隐性代际责任的差异,以欧盟国家为代表的西方家庭隐性代际责任较弱,这使得生育支持政策可以更好的对接家庭生育需求,进而推动地区生育率回升;而儒家文化传统国家的强家庭代际责任使得这一地区的隐性家庭生育成本更高,导致该地区的生育支持政策效果不显著。同时,由于隐性家庭代际责任的长期性与连续性,城镇化进程中,隐性家庭代际责任对生育率转变产生了长期且显著的影响。不同地区生育支持政策效果的差异,凸显出儒家文化传统地区在提升低生育率方面面临的特殊困境,这一地区的生育支持政策需要社会支持体系的辅助,更加全面的社会保障措施,有助于系统性降低长期家庭生育成本,促进低生育率回升。     

生育外部性及生育成本分析

生育虽然是一种家庭行为,但它同时也是具有外部性的社会行为。生育成本包括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两部分。由于家庭在生育决策问题上很少考虑社会成本,导致家庭生育意愿与社会需求不一致。通过缴纳社会抚养费等方式,将部分社会成本转化为私人成本,是实现调节生育行为的必要手段。     

影响朝鲜族生育水平的因素分析

中国朝鲜族育龄妇女的生育水平迅速下降,其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因子分析的结果表明,计划生育政策和经济社会发展对朝鲜族生育水平的下降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朝鲜族独特的传统文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Sex,Breastfeeding, and Marital Fertility in Pretransition China

Coital frequency is at the heart of the debate over low marital fertility in pretransition China. This study argues that coital frequency in contemporary China is indicative of sexual behavior in an earlier era. Frequency of intercourse is low in China relative to Europe, a natural outgrowth of a traditional family system and related sexual culture only partially transformed by a century of family revolution. Customary sexual behaviors and breastfeeding practices together shaped the Chinese historical fertility regime as they did the European. As explanations for China's low marital fertility, these proximate determinants leave little scope for the operation of fecundity‐reducing malnutrition on the one hand, or deliberate fertility control on the other. The fertility regimes of other pretransition agrarian societies more closely resemble China's than Europe's, seeming to confirm a pattern of European demographic exceptionalism.     

我国社会转型中生育文化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育文化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总的看来,我国生育文化仍处在由传统生育文化向现代生育文化的转变过程中,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育文化仍存在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发展生育文化的根本途径是加快经济发展,深化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强政府对建设新型生育文化的正确引导,逐渐消除传统生育文化赖以存在的土壤和条件,创造出有利于新型生育文化发展的宏观、微观条件。     

A note on differential fertility in Sri Lanka

In this paper an attempt has been made to study differential fertility by urban-rural and regional classifications, using data obtained from complete tabulations of the 1963 Census of Population, the four rounds of the Socio-Economic Survey conducted from November 1969 to October 1970, and the Registrar General's Department. The analysis of current fertility indicates that the traditional pattern of lower urban fertility relative to rural held true in both 1963 and 1970 and also shows a narrowing of the differentials. The country was divided into four zones on an agro-climatic basis for regional analysis. A consistent ranking of the zones in relation to current fertility emerges in both 1963 and 1970. Changing patterns of age-specific fertility and age-specific marital fertility are discussed. Data on average size of family by urban-rural and regional classifications are also analyzed. An attempt has also been made to identify some of the possible causes for the differentials observed.     

文化因素对性别偏好的决定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中强烈的男孩偏好是导致高出生性别比的根本原因,且急剧的社会经济变革和有效的计划生育政策所导致的低生育率也起到了加剧的作用。国家生育调控导致夫妇在生育孩子数量和性别选择上的冲突,本质上是制度与文化的冲突。传统生育文化的力量是顽强和巨大的,并带有一定程度的继承性和历史滞留性,只有以一种新型生育文化去替代重男轻女、传宗接代的传统生育文化,才能逐渐弱化人们的性别偏好。     

乡村生育中男性偏好的社会学解释

农村生育中男性偏好根本理由不在经济、制度、心理等方面,我国农村受儒家生育文化的广泛影响,形成了与之一脉相承的生育俗文化,它潜在规范制约着人们的伦理道德和作风行为。这种传统生育文化,以及由它营造的民间风俗为农民生育选择设置了多个问题情境,构造了农民生育心态上的趋同现象,并在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强力作用下催生出农民偏好男性的生育行为。     

论生育文化和生育文明

生育文明中表现了生育文化的种种现象和活动,生育文化也体现了生育文明的历史轨迹、进程和内容。生育文化的发展表现了不同时期人类生育文明的进步与发展,不体现生育文化内涵的生育文明显然是不存在的。然而,严格说来,生育文化和生育文明是既有密切联系,又有一定区别的两个不完全等同的概念。正确认识和理解生育文化和生育文明的概念、内涵、功能及其相互关系,对于推动新时期人口计生工作的深入发展,进一步开展人口和计划生育的理论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社会主义生育文化的八大新观念

社会主义生育文化是一种全新的不同于传统生育文化的现代新型生育文化.本文仅生育观念的角度,把社会主义生育文化的新现念概括为八个方面.     

A review of the studies on fertility transition in China]

This article is a summary of papers and analysis in recent years on fertility transition and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fertility decline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These papers discuss the causes of fertility decline and the role of family planning programs in demographic transition. The major points are: 1. 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in China has the same characteristics as in the countries that have completed the transition. The transition had already started in the more developed areas or completed in a few large cities before family planning programs were implemented. 2. The role of family planning programs is to lead and to accelerate 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which is the key idea of the "induced fertility transition". 3. Th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family planning programs worked together to affect the fertility decline, however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is the fundamental factor. Without the existence of th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which included the changes in the function of family, traditional ideas on fertility, increased level of education, the status of women and social security system; the family planning program is not likely to make an impact.     

对新型生育文化效应的实证分析

新型生育文化是一种与传统生育文化既有联系又有根本区别的现代生育文化 ,它的效应的产生和发挥对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十分突出的意义。本文对我国新型生育文化效应发挥情况进行了初步的实证研究 ,主要涉及到新型生育文化效应的指标设置、运用、问卷调查分析以及促进效应有效发挥的模式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