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理论

我最感兴趣的是自然和自然科学,即宇宙学。我自从1919年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以后,仅仅是作为国民和民主主义者对政治和政治理论产生了兴趣。但是20年代及30年代初逐渐增长的来自左翼和右翼的极权主义运动以及后来希特勒在德国的上台迫使我开始思考民主问题。正如大家知道的那样,民主在德语里的意思是“人民政权”或“人民主权”,它与“贵族统治”和君主统治正好相反。但是词义并不能进一步帮助我们。因为任何地方都不是人民统治,到处都是政府统治     

重审“现实抽象”统治及其超越性难题——以霍耐特对阿多诺误读为个案讨论

资本逻辑中主体超越性的难题是学术界的热点论题,霍耐特从“支配自然”的逻辑与历史哲学中的工具合理性两个层面,声称阿多诺的统治理论主要是“行政管理式”的统治理论,断定阿多诺的社会理论是“社会的终结”。但是,回到阿多诺的文本,霍耐特这种观点显然是“刻意”的误读。阿多诺已经明确地将整个社会所遭受的统治界定为“交换原则”的“现实抽象”统治,而不是“行政管理式”的个人统治。当然,霍耐特的理论意图是通过批判阿多诺的方式,给被压迫群体以颠覆性的反抗潜力,从而弥补早期批判理论的缺陷,但这条道路是难以通达的。改变资本逻辑统治形式,无须规范性地设定,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冲突的必然结果,也是主体基于自身生存抵抗资本逻辑同一性的运动形式。     

颠覆与虚无:莎剧《麦克白》与《哈姆莱特》中的主观性困境

本文通过对比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中《麦克白》与《哈姆莱特》两剧主人公的性格,从主观性的角度入手,尝试分析麦克白与哈姆莱特这两个人物的性格特征及其缺陷如何造成其悲剧命运,并进一步揭示莎士比亚塑造这两个人物的现代性意义。麦克白受想象引发的欲望诱惑,犯下弑君罪行,在犯罪之后,又受同样源于想象的恐惧折磨,幻想掩盖罪行,确保安全,反而令自己的罪恶越发深重。麦克白用自己的行动不断颠覆现实,将自身放逐于自然秩序之外。哈姆莱特的困境在于,他用自己高度二元化的形而上学思维来把握世界,在自己的头脑中构建起思维与存在、本质与表象、理想与现实的对立,并在双方的对立冲突中令自己陷入虚无,从而无法完成报仇的使命。莎士比亚塑造的这两个人物,正是后来现代社会中高度主观抽象的现代人的真实写照。     

“儒法合流”的历史逻辑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

汉初的“汉儒批法”及随后的“儒法合流”并不仅仅是一个文化事件,其背后反映着封建大一统权力秩序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乃至整个社会价值建构的客观要求,本质上是封建统治秩序的价值重构。但作为统治策略的“儒法合流”,并没有真正解决“家天下”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尤其是德治和法治的有效结合问题,反而造成了“礼高于法”等一系列封建社会秩序建构的缺陷,并影响到了随后整个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必须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探索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一致。     

宣泄与超越——《沉沦》、《伤逝》之比较

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震撼了当年无数知识分子的心灵,他们从封建统治禁锢下的“铁屋子”中觉醒,起而要求个性的解放、人格的独立、思想的自由以及恋爱、婚姻的自主。然而,统治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势力,是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的。因此,这一时代,既是先觉者从梦中觉醒的时代,也是梦醒之后无路可走的时代。而正因为心灵已经觉醒,现实的黑暗与丑恶更使他们感到加倍的抑郁和苦闷。敏感而深刻的作家不仅表现了人的觉醒这一时代主题的前奏,而且完整地描绘了少数知识分子从觉醒到觉醒之后无路可走的全过程,从而深刻地揭示了个体生命的复苏与顽固而腐朽的黑暗势力相冲突所产生的时代悲剧和个人悲剧。     

诗人小说家--论菲兹杰拉尔德的艺术风格

探讨菲兹杰拉尔德的艺术风格 ,首先应关注他悖论的世界。他一辈子追求成功 ,可领略的却是无数次的失败 ;他历经失败 ,又哀伤地把失败写成诗。他是诗人小说家。他成功的秘诀 ,正是他能游刃有余地将相互矛盾的看法熔于一炉。他的艺术魅力在悖论中升华 ,其艺术视野在悖论中延伸。对人生他有本能的悲剧意识 ;对艺术他有诗意的追求。他把人生与艺术融为一体 ,把悲剧写成诗。他创造的“夜色世界”与他同时代的海明威的“冰山世界”遥相呼应 ,在“迷惘一代”的艺术海洋上巍然耸立     

人缘好的重要性:《推销员之死》中威利死因之再探索

本文试图从威利的个人形象入手,探讨造成主人公悲剧的缘由.经过分析发现,威利的悲剧要追溯到他所坚持的“人缘好“的生活理念,这个生活理念不仅仅使他走向毁灭,也深深影响了剧中的关键人物比夫,“父子关系在本剧中处于中心位置”.借助于女权主义批评,笔者逐一分析了他作为丈夫、父亲和推销员这些角色时对外部形象的维护,最后得出结论:正是因为威利把维护外部形象推向了极致才导致他的死亡.     

马克思恩格斯论宗教与艺术的关系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了关于人们掌握世界的四种方式:“整体,当他在头脑中作为被思维的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世界的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实在主体仍然是在头脑之外保持着他的独立性;只要这个头脑还仅仅是思辨地、理论地活动着。因此,就是在理论方式上,主体,即社会,也一定要经常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①这里指出的四种方式中艺术的方式和宗教的方式是接近的,它们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通过这两种方式的比较,我们可以进一…     

不平衡发展的“现在”历史空间辩证法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首次提出的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观点具有较为曲折和复杂的“理论旅行史”,后人对这一理论的解释具体表现为几种不同的模式:经典马克思主义语境中作为资本主义统治逻辑与发展动力的“不平衡结构”理论,列宁与卢森堡帝国主义理论视野中作为资本主义发展前提与结果的“不平衡积累一扩张”理论和尔后兴起的世界体系论,以卢卡奇为代表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所批判揭示的主客体颠倒的物化统治逻辑,以戴卫·哈维和尼尔·史密斯等激进地理学家为代表的关于资本过度积累与不平衡发展的历史地理景观理论,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基本形态之一是以空间化地解构资本不平衡发展逻辑为己任的历史空间辩证法.     

权力芭蕾矛盾论

上帝说:“当我创造女人时,让她很特别。我使她的肩膀能挑起整世界的重担;并且,又柔情似水。”不管上帝是不是位“女权主义者”,他的这句话透彻地点明了当下中国的现实。种种迹象表明,即使摆脱了男人这个中介,女人仍有统治世界的可能。     

"散文化"与"自然主义"——论陶渊明诗歌的审美特征

陶渊明诗把"时序感"种植到田园之中,超脱了政治、历史,自然主义为其基本主题.自然就是自己生存的家园,他与田园为邻,从事劳作,饮酒赋诗.陶公作诗执持一种"欲辨已忘言"的玄学态度和"但使愿无违"的个体追求.既无须在诗中汲汲于抒情,也不必刻意表现自我,且不再调用"比兴"来高扬道德人格.陶诗对自然和人生取珍视当下、目前的观法,是庄子的逍遥哲学和玄学的独化、顺化哲学相结合的产物,正是此一观法,要求把自然和人生视同一篇自然主义散文.散文化已然成为他的基本世界观及生活态度,它表现为一种平等的对话,陶诗描写邻居饮酒过从,体现了自然和知音之双重关系,而其诗中大量出现的群鸟日常生活意象即此关系之镜相.     

"小说"与"杂家"

本文将"小说"放置在传统目录学文类系统发展过程中,全面系统地梳理总结了"小说"与"杂家"之间的种种联系、区分及其流变,力求回归"小说"文类原有的文化语境来把握其非叙事类作品的文类规定性.     

“麟”之别证——兼谈“二南”诗的地域

《诗经·周南·麟之趾》中的“麟” ,应是《山海经》中的怪兽“犭婴如” ,其生活时代久远 ,活动范围在陕南秦巴山林中 ,类似长颈鹿。从历史地理角度进行考察 ,“二南”诗的地域应在汉水中上游地区。     

"全球化"与"东突"、"藏独"之动向

受经济全球化、民族主义、恐怖主义浪潮国际性互动影响,民族分裂型和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在我国西部边疆地区时隐时显。受猖獗一时的“东突”势力暂时进入战略蛰伏期;“藏独”势力暴力恐怖倾向凸显。     

"气"与艺术的"空白"经营

艺术讲究"气韵"、"气脉"、"气骨"、"气象",讲究"风气"、"意气"、"神气"、"逸气"。并将"气"纳入艺术美学范畴,成为艺术评论的一个重要标准。其中艺术的中"气"与"空白"经营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长期的艺术设计与创造的实践过程中,人们逐渐认识到存在于这些特质材料之间及其周围的"空白"也在积极参与着艺术创造,而且发挥着奇特的作用。艺术设计中的一、"透风漏目"的虚实处理、"借景移光"的整体留白、"烘云托月"的蓄势铺垫、"取法自然"的借景抒情等都是这种空白运用。     

"积极自由"与"自由个性"——柏林对马克思"自由"概念的误读

马克思的自由概念是扬弃了"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自由个性"。由于柏林不懂得,马克思是从否定的方面去理解物化的现实的,并且强调的是"抽象的自由"和"现实的自由"之分,从而把马克思的自由概念误解为"积极自由"。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澄清柏林对马克思的误解,科学地阐释马克思的自由概念,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政治的"纯化"与"泛化":也谈"中国模式"

霍布斯给了我们一个政治的"利维坦",外在的、反自然的国家权力,于是在洛克那里就有了作为"利维坦"的对立面的社会;到康德,再讨论社会的"伦理秩序"与"政治秩序",认为生活在一个"伦理共同体"中是人类的特殊义务,或者说只有人类才可能生活在人与人的伦理关系之中,但这种关系又应该以健全的政治秩序为前提.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国家(政治)与社会(伦理)的关系,认为就世界范围里的现代性而言,"组织"这样一种社会化形式综合了国家与社会的特征,并进而取代了政治与伦理,使得人们更愿意以放弃公民的政治身份与伦理义务为代价而扮演一个更令人满意的"组织成员"的角色;而这一点,至少有助于我们对什么才是当今的"中国模式"的理解.     

论"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兼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社会学要回答"单个的人怎样组成了社会"这个问题."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这两个范畴,对把握"单个的人怎样组成了社会"的问题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可以说,"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的相互关系",就是"单个的人怎样组成了社会"这个问题的理论表述形态.考察西方社会学发展史上形形色色的具体理论,归纳起来可以看作,一是人文主义社会学流派主张的"社会行为"决定"制度文化"的研究范式;二是实证主义社会学流派主张的"制度文化"决定"社会行为"的研究范式.因此可以说西方社会学的发展史,就是关于"社会行为和制度文化相互关系"的两种不同研究范式的学说史.另外,从范畴的学科属性看,"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的相互关系"是社会哲学中"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范畴在社会科学层次上的具体表达,它属于社会科学层次的范畴.将"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的相互关系"定义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有利于解决我国社会学对象研究中一直困扰着研究者们的以下问题"社会学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的同一性"问题,"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在研究角度上的关系"问题,"研究对象和范畴体系的内在联系"问题,"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有机结合"的问题,以及"西方理论和本土理论的关系"问题.     

从"军队人"到"社会人"--对长沙市337名转业军官职业角色转换情况的调查

我国每年有一大批转业军官(包括文职干部)退出现役,回归地方就业。退出现役的军官回归地方后,必须经过一个由职业角色转换的过程。那么,转业军官是如何完成这一角色转换过程的呢?他们的职业角色转换的情况如何?他们在职业角色转换过程中有哪些困难?带着这些问题,笔者在湖南省委政策研究室的支持下,采取分群随机抽样的方法,于2002年4月至7月对1996年至2000年转业到长沙市及驻长沙的省直单位的转业军官进行了调查,共发放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