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托尔斯泰对老子“无为”思想的接受与变通

托尔斯泰高度评价老子思想,其思想中有与老子相近的观点,如"禁欲"和"无为"。他提出了自己的"勿以暴力抗恶"的主张,认为这与老子的"无为"相通,并以老子"柔弱胜刚强"佐证。他看到统治阶级的奢侈享受,和老子一样反对统治阶层扰民。但是,将二者比较后可以发现,托尔斯泰在接受老子思想的同时进行了带有浓厚博爱色彩的变通。老子"无为"是深谋远虑的治国之策,托尔斯泰的"无为"则带有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     

托尔斯泰与儒道学说

托尔斯泰属于俄国作家中对中国传统文化最有研究的一位，从１９世纪８０年代起经常研读孔子、孟子、老子、墨子等人的著作，亲自翻译《道德经》并写了评论孔子、老子的文章。在２０年当中所撰写和编辑的有关中国古代哲学和文化思想理论的著作有近十种。他承认所受到的影响，从孔子来的是“很大”，从老子来的则是“巨大”。他的“托尔斯泰主义”就有从儒、道学说中汲取的成分。     

托尔斯泰这一面镜子——重温列宁对托尔斯泰的论述

1908年至1911年,列宁发表了7篇专门论述列夫·托尔斯泰的文章,对托尔斯泰思想的整个演变过程,对他与俄国民主主义文学及社会思想传统的关系,以及他在各种文学派别、政治派别的斗争中的作用与意义等等作了科学分析,其论述的核心问题当然是托尔斯泰与俄国革命的关     

托尔斯泰与中国文学

列夫·托尔斯泰是十九世纪世界文学的泰斗,生前与东方,特别与中国的关系是很密切的。他对中国的古典哲学,特别对老子的《道德经》有专门的研究,对受帝国主义侵略的中国人民曾寄予关切与同情。但是在十月革命前,即使在俄国知道托尔斯泰的,也只是极少数人,至于在中国,了解他的人则更少了。根据不完全的材科,在托尔斯泰生前,1900年上海广学会《俄国政俗通考》曾介绍过托尔斯泰。1906年《民报》上登过托尔斯泰的照片,并且称池为“俄罗斯的新圣人”。     

托尔斯泰主义与中国的宗教思想

托尔斯泰主义是托尔斯泰的宗教思想和宗教观的代名词,其宗旨为博爱精神,内容是道德自我完善,勿以暴力抗恶和禁欲。托尔斯泰相信并欣赏中国的儒教、道教、佛教。托尔斯泰主义与中国的儒教思想一拍即合并在其中得到了充实、完善和印证。托尔斯泰主义是“福音书”和东方,特别是中国宗教哲学的综合体。     

俄罗斯东正教长老制对托尔斯泰晚年宗教思想的影响

长老制是俄罗斯东正教传统的核心之一。虽然,托尔斯泰的宗教思想与俄罗斯东正教传统思想存在分歧。但是,托尔斯泰晚年的宗教思想却有了长老制思想的影子。文章从托尔斯泰与俄罗斯东正教长老的交往入手,结合他的日记和晚期文学作品,分析俄罗斯东正教长老制对托尔斯泰晚年宗教思想的影响:托尔斯泰同长老的交往改变了其对修行思想的看法;长老制顺从原则动摇了托尔斯泰理性信仰基督教思想;长老制中贞洁原则改变了托尔斯泰禁欲思想以及俄罗斯东正教长老制中神化理想对托尔斯泰"天国"理想的补充,最后指出托尔斯泰晚年受到长老制思想影响的原因。     

托尔斯泰后期妇女观转变的原因

托尔斯泰早期的妇女观比较保守,但在其精神探索中,其妇女观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究其原因,除了受到俄国妇女运动的影响之外,也和托尔斯泰在俄国专制制度下对社会隐曲的反抗,和他对中西方文化的兼容并收等因素有关.     

从托尔斯泰的上帝观看其对老子“道”论的接受与误读

托尔斯泰虔诚地相信上帝,对老子之道非常推崇,他认为老子的＂道＂是指与通向上帝的＂道路＂,多次引用老子的道论印证自己的上帝观。托尔斯泰如此认识是因为二者存在相似性：＂上帝＂与＂道＂都具有本源性,＂上帝＂之意志和＂道＂之规律都具有必然性,＂上帝＂之门与悟＂道＂之路都依赖直觉排斥知识。但是,不同文化下产生的思想是存在根本不同的,＂上帝＂是以＂爱＂为其内涵的人格神,＂道＂是以＂自然＂为其内涵的客观规律。托尔斯泰视二者为一,既与他个人的思想倾向有关,也与老子在西方的传播特点有关。     

论老子的欲望观

对《老子》思想的解读，尤其是对《老子》中的欲望观问题的探讨，近些年来学者们论辩激烈、见解各异。有很多学者认为老子的思想是厌世的，消极的，因此他自然是主张禁欲的。这一看法是对老子“无欲”观点的表面理解。实际上，老子对真正的欲望并没有否定。相反，他以“道之自然”等为其哲学基础，构建了一套以自然生命欲望为核心的欲望体系。     

论老子的欲望观

对<老子>思想的解读,尤其是对<老子>中的欲望观问题的探讨,近些年来学者们论辩激烈、见解各异.有很多学者认为老子的思想是厌世的,消极的,因此他自然是主张禁欲的.这一看法是对老子"无欲"观点的表面理解.实际上,老子对真正的欲望并没有否定.相反,他以"道之自然"等为其哲学基础,构建了一套以自然生命欲望为核心的欲望体系.     

试论北村的苦难意识及其书写——兼与托尔斯泰比较

北村的苦难意识形成于意义匮乏的当代社会现状和他忱于哲思的个性,表现的是个体生命的精神苦难,它的核心是人文精神;北村小说强调的是形而上的苦难形式和虚幻的精神救赎,具有某种主题先行的说教和传道色彩。托尔斯泰的苦难意识形成于俄国19世纪的黑暗现实和他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思想,受苦的主体是广大的下层人民,它的核心是人道精神;托氏小说展现的则是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及不同的精神类型。     

老子的“自然性”道德与义利观

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义、利问题向来为思想家们所重视。自先秦以来,围绕义、利关系发生过几次义利之辩。就老子的义利思想来看,由于作为其立论基础的"道"、"德"有别于儒家道德的人伦性,具有鲜明的自然性特点,因此,老子的义利观在路数上就显示出与孔子很大的不同。笼统地认为老子"义利俱轻",否定义和利,乃是忽略了老子道德的自然性这样一个立论基础,是以孔子及其儒家强调人伦性的义利观标准去衡量老子的结果。     

从天人关系看老子对荀子“礼义”思想的影响

战国晚期诸子关注政治权力的运用,从理论上探讨国家统治的模式。荀子提出＂天人相分＂的命题,认为社会秩序独立于自然秩序,但又离不开自然秩序。在这个基础上,荀子的＂礼义＂秩序确立了君主支配社会的地位,并把这种君主权力道德化。     

女权主义视角下玛丝洛娃的形象透析

玛丝洛娃是托尔斯泰《复活》中女权主义的代表,玛丝洛娃在作品中给大家呈现出一个主动背离传统道德,用特殊方式反抗男权社会的形象。她也清楚地明白,聂赫留朵夫想与她结婚的想法不过是为了替他自己的灵魂赎罪。这就让当时男权社会有效的统治工具——家庭以及婚姻约束失去了应有的作用．也在本质上就否认了男权的道德规范,极大地显示了自己女性的价值以及尊严。     

浅谈列夫·托尔斯泰对茅盾《子夜》的影响

托尔斯泰创作深深地影响了矛盾的创作。从选材布局、人物塑造、环境描写三个方面可以明显的看出矛盾对托尔斯泰创作手法的借鉴。其代表作《子夜》是充分学习和借鉴托尔斯泰创作的产物。     

鲁迅与郭沫若译学思想比较研究

鲁迅与郭沫若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两人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双子星座”。在翻译方面,鲁迅与郭沫若均有独到的见解和看法,主要表现在翻译选材、翻译策略及译文所表现的译者地位等方面。在翻译选材方面,鲁迅主张“为人生而艺术”,郭沫若则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在翻译策略方面,鲁迅坚持“宁信而不顺”,郭沫若则倡导“风韵译”。在译著及译文所体现的译者地位方面,鲁迅让译者“显形”,郭沫若则让译者“隐形”。但大道之行,殊途同归,他们都以自己丰厚的译著及译学理论共同促进了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和繁荣。     

公共理性发展：从一元、多元到合作理性

从18世纪到20世纪,康德、韦伯和罗尔斯等人的公共理性思想具有一元性特征,但它们具有不同的思维基础和不同的发展主旨。康德的“普遍的人类理性”立足于认识论层面,留有中世纪理性的道德痕迹;韦伯的“工具理性”则完全融入了组织,从属于法的形式并舍弃了价值属性;罗尔斯的“公共理性”尽管局限于政治领域,但试图融合法的形式性和道德的引导性。总体而言,工业社会的公共理性主要是一元公共理性。后工业化过程中,博曼等人假设公共领域及其价值的多元化,提出了多元公共理性。这是公共理性思想发展过程中的重大变化,但两者都无法摆脱其本质的竞争特性,不利于合作治理的实现。因此,公共理性的发展将走向合作理性的形态。     

罪恶与救赎——论莎士比亚戏剧与基督教对人的本质理解之异同

莎士比亚戏剧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与基督教有一致之处：都视人为有罪的存在,都认为罪恶源于人的自由意志。但它又与基督教有本质的差异：基督教认为救赎要依赖神恩,而莎士比亚戏剧体现的是人的自由意志的力量。救赎观的不同,其根源在于它们对人的本质理解的差异。基督教从神学本体论出发,认为原罪是人的自由意志背离上帝的结果。而莎士比亚戏剧将罪恶看作是自由意志中的破坏力,尽管破坏力使人无法彻底自救,但自由意志中的内驱力可以使人在对自我有限性的触摸中,生发出对宇宙的敬畏感,获得人性的提升与精神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