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家世的一点质疑

王利器先生在《<文心雕龙·校证>序录》(以下简称《序录》——笔者)中说:“据《彦和本传》,我们知道他的祖父灵真是宋司空秀之的老弟,他的父亲尚是越骑校尉。由是可知,彦和的家庭成分是地主而兼官僚。”似成定论,但我却认为它难以令人信服。《序录》的这个论断很有代表性,因为它唯一的根据是《梁书·刘勰传》中的一句话:“祖     

钱锺书文学史观及相关问题考论

钱锺书1933年发表的《中国文学小史序论》体现了“以能文为本,不当以立意为宗”的文学史写作理念和提出了文学的“平行影响观”;钱锺书在“史识之通”的基础上,践行“通识真赏”地“谈艺衡文”,由此申说其文艺鉴赏中的“静穆观”和“圆成论”,这是匠心独运的地方,也是最能体现其“文学史观”的突出之处;钱锺书“辩证”地厘清了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的关系等问题,显示了他考镜思想的学术取径。钱锺书以“文史通义”为鹄的,将文学史的作法融在文史哲研究当中,已经超越了单一的“文学史”研究框架,表现了他文史打通的学术品格,这或许是他写出《中国文学小史序论》,而其《中国文学小史》未见面世的深刻原因。钱锺书的学术探索为学界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对于今天反思“百年文学史”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钱锺书“超然物外”了吗？

1978年,钱锺书修订《宋诗选注》序言的时候,引用了1977年发表的历史文献,但他却保留了作序的时间（1957年）。序言中的时间矛盾,是众所周知的一桩文坛公案。某些学者认为,钱锺书一生无论是为人还是为文都是超然物外的。事实并非如此。既然钱锺书是以擅长讽刺而著称的作家,即证明他不是超然物外的。     

论闻一多对汪静之《蕙的风》的批评及其他

闻一多曾在通讯中骂汪静之爱情诗集《蕙的风》只诲淫而无诗。他的这种理念,在当时国内文坛就有同调,如胡梦华认为轻薄并有向恶倾向,是不道德的文学。但周作人等则为《蕙的风》辩护,认为做得就说得,并暗指胡梦华是伪君子。鲁迅更给胡梦华扣上锻炼周纳的罪名。如果认为周作人等为《蕙的风》辩护错位,那么我们必须肯定闻一多批评的价值。因为周作人除夹杂人身攻击外,更多是围绕道德标准的文化取向角度纠缠,实际是偏离了文学本身。而闻一多既从道德标准,更从诗之本身即艺术审美价值角度立论,这就抓住了关键。因为诗亦属系统工程,是更为复杂的金银盾,即不仅需要内容精纯,还需要艺术精湛,任何方面都不可缺失。     

郭沫若早期如何受庄子的影响

郭沫若的成长,是中西文化综合作用的结果。然而,在郭沫若思想发展的进程上,中国先秦时期的哲学家庄子,不能不说是对他有重要影响的一位人物。郭沫若自己就多次谈到了这一点。他说:“我和周秦诸子接近是在十三、四岁的时候,最先接近的是《庄子》,起初是喜欢他那汪洋恣肆的文章,后来也渐渐为他那形而上学的思想所陶醉,这嗜好支配了我一个相当长远的时期,我在二十年前曾经讴歌过泛神论,事实上是从这儿滥觞出来的。”又说:“我爱我国的庄子。因为我爱他的Pantheism(泛神论)。”等等。其实,泛神论在我国古代哲学中,并不只是庄子的特产。在     

中西法制思想比较

人类学家巴霍芬在其１８６１年出版的《母权论》一书中,引用了古希腊埃斯库罗斯的悲剧《俄瑞斯忒斯》中的一段故事：远征特洛依的希腊统帅阿伽门农凯旋归来,却被其妻伙同奸夫谋杀,其子俄瑞斯忒斯为报杀父之仇,杀死了自己的母亲,遭到复仇女神依理逆斯的追究。在法庭上,阿波罗为俄瑞斯忒斯辩护,说他的罪行远不如他母亲的严重,因为他母亲既杀死了他的父亲,又杀死了自己的丈夫。依理逆斯女神则为其母辩护,理由是：她和她杀死的男人没有血缘关系。最后法庭投票结果是各占一半,雅典娜作为审判长,投了俄瑞斯忒斯一票,宣布他无罪。巴霍…     

王注《西厢记》词语新探

元杂剧《西厢记》是我国优秀的古典戏曲作品之一。为了帮助读者阅读或研究《西厢记》,王季思先生对它做了大量的校注工作。他校注的《西厢记》,—版再版,说明深受读者的欢迎。王先生的注释,大多数是确切的,但是,也有少数欠妥。我们不妨大胆地提出来,一方面就教于王先生,另一方面也可能对广大读者有所裨益。 1.俺 王先生注:“俺 集韵:‘北人谓我曰俺。’一般带有倨傲语气,并多用在独白时。”(见此书第2页注[三]) 这个注释,我们撇开“多用在独白时”不谈,有两个问题值得商榷;一是“俺”一般不带“倨傲语气”;二是“俺”不仅表示“我”,还表示“我们”的意思。例如: ①因俺孩儿父丧未满,未得成合。(《西厢记》第     

飞白和他的《诗海》

飞白的“世界诗歌史纲”——《诗海》在漓江出版社出版,无疑是近几年来出版界的一件大事。有人称誉它为“奇书”,我看并不过分。 作为翻译诗歌的名家,飞白引起人们注意和称颂,是从译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山外青山天外天》、《春草园》、《瓦西里·焦尔金》等开始的,后来他又译涅克拉索夫的《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红鼻子雪大王》、《马雅可夫斯基选集》、《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诗选》等,已经出了厚厚的14本。他译得既多又快,既流畅又传神,从这里可以看出:他既具有掌握多门外语从事译述的特殊才能,也具有民族的与西方的文化作有机交融的知识结构。我也曾有过一点不足之     

贾岛评价质疑

《复旦学报》83年第3期载有胡中行同志《略论贾岛在唐诗发展中的地位》一文(以下简称“胡文”),意在“从唐诗的发展来考察贾岛在唐诗中的地位,以期作出比较公允的评价”。然而细读胡文,其失之主观的论述和论断实未足以使人信服。今质疑如下,以就教于贾岛研究者及海内学人。一 贾岛和韩愈虽有较深的交谊,在诗歌创作方面却没有继承关系,这是贾岛研究者的共识。问题在于应如何认识贾、韩的关系。 胡文论断:“贾岛投身韩门主要是出于进身的需要”,“因为贾岛进京赴举,需要依附先达”。 按:胡文这个论断,其来有自。宋王远《长江集·后序》:“土有未效之用,身在无     

“吴戈”疑是“吴钩”

《九歌·国殇》中有“吴戈”一词,学者之间有不少异议:有的据此而认为《国殇》是春秋时代的作品;有的释“吴戈”为“吴科”,即“楣名也”;也有的说是“吴魁”;等等,千数百年来,久悬而不得其解。我不同意上述诸说。我认为,前一种纯系推论,其不可信固不待言,后两种也很难成立。因为楣即盾,毕沅《释名疏证》云:“盾,遁也。跪其后,避刃以隐遁也。”按:“楣”是防护武器,既已“被犀甲”,就没有必要再操“楣”了。那么,“吴戈”又作何解呢?我认为,“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