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逝与对抗——汉魏儒家“不朽”论及其文学精神

汉魏时期，兵燹战乱所造成的“大死亡”进一步激发了儒家士人原本非常敏感的时间意识。时间迁逝的直接效应是生命的迅速衰朽并被无情褫夺，这引发了个体生命时阃意识的甦醒，而这也构成了“人的自觉”的内在动力。在“立功”和“立言”的悖离中，儒家士子最后选择了“立言”，通过“文章不朽”来对抗时间的虚无，完成对自身的救赎。     

论王充“疾虚妄”、“务实诚”的文学观

王充在<论衡>中提出的"疾虚妄"、"务实诚"的思想,是其文学批评理论的基本原则,在这个基本原则的基础上,王充提出了一系列文学批评理论的原则和方法.如真实、准确、独创的文学创作原则;质文相称的文质观;语文一致、通俗可晓的文学语言观;"实诚在胸臆"的作家修养观等.     

李贽“童心说”与王充真美文学观的内在精神关联

李赞“童心说”与王充真美文学观在内在本质精神上有两点最为契合其一,提倡真实,反对虚妄;其二,以求真为基础,提倡作家个性的发扬,反对模拟复古,强调文学的变化发展。     

文心与哲思的完美交融--王充闾对庄子“游世”思想的解析

王充闾先生的散文体著作《逍遥游·庄子传》是传记创作和庄子研究的一部力作。该书以极富文学与哲思性的语言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庄子的生平和思想。这其中,对于庄子游世思想的阐释尤为精妙。充闾先生认为：庄子“游世”思想,缘起于悟道、显象于“游身”、深隐于“游心”、达成于“逍遥”。这一思想充满了实践精神,同时也是他在傲世、顺世、解世中提炼出来的生命体验与精神追求。“游世”不仅是庄子思想的内核,更因其超越性而成为艺术、文学、美学领域的重要范畴,尤其是在士阶层的审美人格的生成和审美创造的引领方面,更是发挥了无法估量的作用。充闾先生对这一核心思想的揭示,不仅体现了他深厚的学养,更可见先生深湛的哲思与卓越的见地。     

论王充“命”论思想形成的社会原因

关于王充“命”论思想形成的原因,前人已有研究,但很少从社会特别是汉代选官制度这个角度加以研究。作者试图从汉代迷信的社会环境和特权阶层控制的仕进制度等方面,粗略探讨王充“命”论思想以及“命”与“行”分途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形成的社会原因。     

浮华尽去总归真，千古风流本色淳——解读李煜的“真”

李煜,南唐后主,一代杰出的文学家,也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一位才子,然而抛开这一切名号,李煜首先是一个人,一个有喜有泪至真至淳的人。他用他的笔书写着他的真,他以他的真书写着他的人生,也正因为如此,使他短短42年的生命永垂不朽。翻开李煜的作品细细品味,字字真心,满纸真情。     

“职业”与“身份”夹隙中的明代士人群体——《明代的塾师与基层社会》评介

《明代的塾师与基层社会》主要从社会史的视角,对明代塾师的社会规模与构成、生计状况与职业生存观念、职业生活及其社会活动等内容作了十分深入的考察与分析。该书使我们透过"身份"与"职业"的夹隙,更为清晰地看到了明代塾师群体的真实生活样态,以及中国近世士人群体演进的内在趋向。     

大情怀 大视野 大手笔 面对历史的沧桑——与著名散文家王充闾先生的对话

<正>林喦:先生是我一直尊敬的文学前辈,今天能在一起做一个交流,是一件对后学有益的幸事。近段时间,我一直阅读先生的诸多部作品,受益良多,从《春宽梦窄》《鸿爪春泥》《龙墩上的悖论》到《读文人》《读女性》《张学良人格图谱》等。给我个人的感觉,先生的散文以情理并     

阿奎那对“个人灵魂不朽”的解释

托马斯&#183;阿奎那从其“恩典不会摧毁自然”的立场出发，并不反对运用理性来探讨“个人灵魂不朽”的可能性，但又把理性的作用严格限制在论证和解释信仰的范围之内。通过对这一教义的理性分析和创造性发挥，他不仅把亚里士多德关于存在与本质、形式与质料、现实与潜在的关系的学说引入了基督教的灵魂研究，而且把新的含义赋予了教父们归属给灵魂的“非物质性”和“实体性”等本质特征。     

“赞”文分类与《文选》录“赞”

汉魏以来,因应不同场合与需要,赞文创作蔚为大观,可分为散文之赞和韵语之赞两类.散文之赞主要有经赞和史论赞,分别重在阐明与评论;韵语之赞主要有仪赞、画赞、史述赞和杂赞,为赞文之主体.其文或与仪式活动相关,或阐明图画、赞颂人像,或用于史书中概述大意、兼行褒贬,或随地取材、因材施赞.其体以四言体为主,兼有五言、七言、杂言,甚或骚、赋诸体,通篇押韵,多为隔句用韵,或一韵到底,或每四句、六句抑或八句、十句一换韵,或无一定之规,通篇灵活换韵.入选萧统《文选》的赞文,在类型上分属画赞、人物杂赞、史述赞和史论赞,其得以入选,主要在于情辞之美.     

《解嘲》中的“阳”与“阴”——扬雄对西汉末年士人困境的思考与突围

扬雄《解嘲》前半部分重在比较“上世”与“当今”,指出世异事变之下士人遭遇之变迁;后半部分则聚焦于自身,解释其作《玄》的原因,为其拟经提供合法性。扬雄表面上是在歌颂汉王朝的文治武功,实际却对时政提出了严厉批评。扬雄在古今对比中,传递出对现实世界的失望,所以《太玄》被定位为“俟后世”之书。就消极层面而言,守《玄》是扬雄对现实的被动逃避;从积极角度来说,则是其对天人合一创作环境的主动追求。因此,《解嘲》一方面固然反映了扬雄遭遇现实困境时的失望和怯懦,但同时也体现出其触底反弹式的精神突围与超越。较之东方朔《答客难》,《解嘲》不仅揭示了士不遇的深刻原因,也为士人安顿身心提供了解决之道。     

阐释的再阐释——“诗可以怨”阐释向度解析

“诗可以怨”作为中国古代原创性诗学命题之一,是对《诗经》文本的一种阐释,而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对“诗可以怨”的再阐释形成了一条跨越时空、影响深远的理论脉络。在“诗可以怨”理论的诸多阐释向度中,它与中国抒情诗学体系以及古代知识分子个体价值追求之间的关系尤为重要。     

霍布斯的“愚昧之人”与美德的可能性

作为现代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的代表人物,霍布斯主张利己主义的道德契约论思想,因此他对美德的强调和分析却容易被人忽视。以霍布斯的"愚昧之人"为例,阐述其从美德立场解释道德规则和功利问题之思路,通过比较霍布斯的美德与古希腊的传统美德,指出在当代伦理思潮中人们看待美德的误解和偏见。     

《三国演义》与“魏晋风度”的关系探析

魏晋风度是魏晋时期知识群体士族意识形态方面的一种人格表现,在当时是一种比较流行的审美理想.这些名士崇尚自由,超然世俗,率真随意而风流自赏,既有儒家的修齐治平、胸怀天下的大我情怀,也有弃世独享、自我陶醉的道家追求,在一定程度上是二者的适度互补,这为中国文人品格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这点上来说,无论是三国诸书作者还是三国人物都带有魏晋风度的痕迹,其间,孔融是极具代表性的.     

“日夕起居其间,能令魂梦馨香”——明末清初江南士人的居室风尚

江南士人的居室风尚主要从三个方面比较鲜明地体现出来：第一,居室环境的自然之美;第二,在居室的设计方面,追求一种和谐之美;第三,居室的氛围力求体现雅致之美。这三个方面构成了江南士人对于生活的某种态度,即将日常生活视为一种艺术。江南士人习惯以审美的态度看待日常生活中的一切,这就使得原本平常普通的事物染上了一层艺术的色彩。     

“靡然西向”至“异说纷起”——周秦之变视域下士人与秦政权关系演变探析

先秦之际,为谋求建功立业,四方游士纷纷西向秦,助其在诸侯争霸中一统六合,成就帝国伟业.进入大一统专制体制后,士人期许在由自身参与开创的帝国政权内依旧“为帝王师”,这与专制皇权需要士人“从于王”的定位相分歧.最终,士人的“异说”“讥议”“挑战”遭遇帝国“焚书坑儒”的威权回击,从而结束两者在先秦所形成的较为同步的双向期许关系,开启了“道”与“势”“谁寄于谁”的时代.     

以“浩然之气”修养完美人格——孟子心目中士人的理想人格论析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动荡的时期,礼崩乐坏,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士由此产生。诸子对加强士人的人格修养问题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儒家的代表人物孟子认为,对于士人来说,其人格修养的最高境界就是拥有浩然之气,具体表现为博大的胸怀、独立的人格、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崇高的精神追求以及严格的道德自律。     

“北人”“南物”与唐后期南北问题的重新审视——以南贬北人间的礼物馈赠为中心

唐后期,南贬北人之间存在一种互赠南方物产的风气。在一些独特的南方物产交换行为的背后实际上蕴含着某种南北互动信息。蕲州簟与文石枕的赠送既能够使双方的情感得以交织与升华,更重要的是使南贬北人在自己编织的礼物交换网络中逐渐找到了环境应对的手段与方法,在积极的个人调适中,使北人与南方环境逐渐融合。而斑竹杖与壁州鞭的赠送则具有南贬北人调适贬谪心态之功用,表达了他们对南方生存现状的强烈不满,以及逃离现实的深切渴望。在环境应对与心态调适的同时,郴笔、叠石砚与叠石琴荐的赠送又体现出南贬北人所持有的正统身份认同观念,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南北的整合趋势。南贬北人对南方主动的排斥与被动的适应,共同构成了唐后期南贬北人在南方的生存状态。这一充满矛盾的生存状态,使得南北的差异与统一、冲突与整合不时发生着博弈性的变奏,这些历史细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唐后期南北历史的发展进程。     

春秋战国时期的“不朽”观念及其新变——从群体到个体、死后到生前

春秋以前的不朽,指灵魂归于宗庙,享受祭祀.随着世卿世禄制的瓦解,立足于宗族、宗教的不朽观被颠覆,而立足于个体的不朽观开始出现.叔孙豹通过立德、立功、立言,实现个体名的不朽;老庄把生命融入自然,实现了个体精神的不朽;杨朱把生命局限在肉体本身,追求短暂的享乐;神仙家则希望延长生命,进而追求肉体的不朽.     

才性与事功：中古“文士”观念的确立

汉魏时期,文士从先秦的"士"中逐渐分化出来。特别是东汉明帝、章帝,设立兰台令史和东观校书、著作二部,培育了文士阶层的成长,从班固、王充到曹丕,文士身份意识逐渐自觉,文士观念逐步明确。随着文士阶层的发展壮大,编撰文集和为文士立传,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盛事,进一步确立了"文士"的身份观念,提高了"文士"在社会文化系统中的地位。其时的文士论从内在才性和外在事功两方面展开,构成了文论中"作家论"的重要内容。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士观念虽然确立,但文士与社会政治结构继续保持紧密的内在联系,诗文没有摆脱实用功能,这是中国文学与文论的基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