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权的阶层关系属性:阶层分化与地权冲突 ———对江汉平原一个乡镇的个案分析

农村地权嵌入村庄社会关系并被其形塑.在阶层分化越来越明显的当前农村,地权已深深地镶嵌进了农村阶层关系之中,阶层而非个体、家庭抑或家族作为行动者的交互作用及动机、价值取向影响着农村的地权意识.地权的社区共识被地权的阶层共识取代,使不同阶层在处置村庄土地时发生地权冲突.在这个过程中,秉持不同地权诉诸原则的阶层的利益关系、社会关系、力量对比关系、政治博弈关系以及它们的变动,都影响着地权在不同阶层间的配置及其不稳定性,地权由此深深地烙上了阶层关系的属性.地权在本质上反映的是附着在土地上的“阶层与阶层之间的关系”.被烙上阶层关系属性的地权的冲突,其实质是阶层之间的冲突.     

论香港地权法律制度的基本特点

作为地权制度核心的土地所有权制度,香港既没有承袭中国封建地主私有制,也没有效仿英国,而是根据自身的特殊性,建立了土地使用权与所有权相分离、土地只租不卖的基本制度。这个制度决定了港府在土地处置中拥有双重身份和权力,从而使土地发展利用的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得以比较完善的结合,为土地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全面实现提供了法律保障。香港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和繁荣受惠于香港的地权法律制度。因此,分析研究香港地权法律制度,认识其基本特点,对“一国两制”的实现和借鉴香港经验,改革与完善我国地权法制都有相当价值。     

论地权的基本内涵与地权模式的时空差异北大核心CSSCI

土地是一个国家最核心的资源,土地制度也是一个国家最核心的制度。对以耕种土地为主要生产活动的乡村地区来说,土地制度对其它相关制度有很强的决定作用。本文扬弃了将地权理解成狭义的产权,转从汉语的本义来理解地权之"权",认为地权包括了治权、身份权和产权三重属性。中国历史上的地权模式存在三种"权"依次凸显的历史演进,当前正在发生的是地权的产权化过程。进而从治权、身份权和产权之间的关系来理解当代中国地权的内在结构,并以此为框架分析中国地权模式的区域差异。其中也不可避免地探讨了地权模式与乡村治理的互动关系,认为不同的地权模式对于乡村治理形态会有相应的影响。     

中国农村地权冲突的类型比较与治理路径选择

中国农村地权冲突集中地表现为征地拆迁冲突、违建执法冲突和农地流转冲突三种类型,它们具有发生频率高、抗争强度大和影响范围广等特征,逐渐演变为基层治理中系统性的"土地风险"。中国农村地权冲突是地权分割、乡村与基层治理弱化等综合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个复杂的动力系统诱致着地权冲突的发生、扩散与演变。中国农村地权冲突的治理必须考虑到产权单元、社会因素与治理单元之间的互动,以地权渐进式发展促进基层治理良性变革,以基层治理结构和功能的完善来维护地权实施规则的统一性。因此,应通过促进地权发育和发展、构建以公平正义为理念的地利共享机制、以股份制改革提升农民自主治理能力和转变基层政府经营土地的理念、提供公共服务促进失地农民生计转化等举措来化解农村地权冲突。     

20世纪30、40年代费孝通地权思想浅析

20世纪30、40年代,费孝通地权思想在农村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形成。他认为农民贫困是农、地分离的根本原因,主张通过发展乡村工业来改善农民的经济状况,防止农民与土地的分离,地权分配与土地生产相结合,分散所有权,集合经营权,以发展农业的规模经营,实现农业的机械化、现代化。费孝通地权思想来源于纯学术性质的农村调查,着眼于农业未来的现代化发展方向,具有"普适价值"与更为广泛的意义。     

农村新政下的农民地权保护研究

保护农民地权,是切实维护农民利益的体现,已成为十七届三中全会农村新政的重要内容,更是＂以人为本＂理念的必然要求。这一目标的真正实现,有赖于农民地权的扩大。但扩大地权的良好愿望不能仅归于集体土地所有权归属的变革,还需立足于当前法制体系的整体构架,以强化并完善地权的基础权利效力为根本,进而逐步取得所有权的改造。     

地权变动中的新区农村党建工作研究（1952-1954）--以川北达县为个案

土改结束后不久农村就出现了地权变动,新区农村党建工作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农村建党过程中必须结合整党来进行,即提高积极分子的觉悟与整顿党员的思想。鉴于新区农村的实际情况,其基本方针为整建结合,以建为主。首先是对积极分子与候补党员进行思想规训,并在互助合作运动中考察他们的行为,使他们在合作化浪潮中扮演了积极的示范角色。同时,通过建立与加强对党在农村的细胞组织--支部的管理,使支部在管理党员、组织生产及领导互助合作运动中占据了核心地位。新区农村党组织的建立,为地权变动中的乡村社会顺利实现所有制转型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且为当今农村党建工作提供了若干启示。     

从贵州清水江文书看近代中国的地权转移

具有数量大、时间长、区域广、价值高等特色的清水江文书是深入了解西南地区和乡土中国的第一手珍贵资料。土地买卖、地权转移是清水江文书的主要种类,“白契”、“红契”并存而又以“白契”为主的文书显示出了地权转移“亲房优先购买权”、“典卖”或“借钱借谷以田抵押”、“亲属间买卖以市场惯例操作”、“中人或房族人作证”、“多不惊动权力机构和政府”等特征;约定俗成的习惯性规制及其房族亲族等的仲裁作用使得清水江流域的地权转移在近代一直稳定存在和延续,并使土地资源因人口分化与经济变动得以顺畅而有效的配置。又其地权转移文书的内容与书写格式与汉族地区的极为相似,表明近代清水江流域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活动、市场经济因素与江南经济发达的农村相比差别不大,甚至某些方面更加灵活和便于操作。     

原始地权分裂中的国家政权集结

土地是古代社会最为重要的政治性自然资源,以土地为中介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是分析古代社会政治生态的重要线索。原始地权在“任土作贡”的过程中分裂为法权意义上的土地所有权和土地占有使用权,这是国家化的公共权力、政治权力集聚成型并最终使社会形态发生质变的过程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环节。在土地关系变迁、赋税制度完善的基础上,夏商西周社会的国家政权被模式化、系统化,并逐渐成熟。     

近代中国东北地区地权的流变

近代东北地区地权发生两次重大转变：晚清,经历了旗地转变为民地,官有转变为私有土地的过程;民国,经历了土地集中到分散的演变。前者为后者奠定了前提条件。两次重大的地权演变,地权的集散程度共同规定着土地资源的配置,土地的商品买卖贯穿着整个过程。     

“地权集体化”:传统农区宅基地制度改革的逻辑

由于基层多样的制度创新,传统农区宅基地制度改革超出了现行政策提倡的财产化改革的范畴,需要在理论上作出新的概括。以两个村庄的宅基地制度改革案例为分析对象,通过治理视角考察宅基地制度改革背景下,宅基地地权集体化的政治社会效应及其结构性条件。研究发现,传统农区宅基地地权集体化超越了保障农民财产权的经济效应,具有提高宅基地管理效率,推进村庄建设,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的政治社会效应。宅基地地权集体化的实现,有赖于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的制度基础、“权责均衡”的治理基础及政府支持的政治空间。研究证明,传统农区宅基地制度改革的关键不是扩大权能,而是实现宅基地有效治理。在宅基地制度改革中,“集体”的权利可以被激活,因此,宅基地制度改革需要给村集体留出实践其所有权的空间。     

传统农村社会的地权分散过程

中国传统农村社会中 ,地权之集中程度受两项机制所左右。一个是市场机制 ,即地价与粮价之相对变动 ,它决定积累田产的速度 ;一个是传统的诸子均分的财产继承制度 ,它决定了田产分散的速度。这正负两种力度联合决定农村地权是集中还是分散 ,不论是集中还是分散。其过程都是自然过程 ,没有任何“制度”主导     

明清地权契约中“业”的表述与田骨田皮的“业权”属性北大核心CSSCI

明清时期田骨田皮分离是永佃关系或者说永佃制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就权利范畴与属性来说,田皮与使用权、经营权、永佃、永佃权存在交集,但实际并不相同。在土地"王有"观念支配下,田骨田皮分离无论是针对国家所有权作进一步分割,还是针对私人所有权作进一步分割,其终极所有权依然归属国家。受"王有"观念的影响,人们并不总是关注于土地的"所有""占有",而更多关注的是基于土地的"收益",是为了获得这一收益而力求享有的合法经营的权利——"业权",这在明清地权契约中有着更为明显的体现。业权固然是多重权利的组合,但却彰显着浓厚的传统文化观念,即强调对土地的经营与收益权利,而并非对土地的所有、占有权利,相对于现代所有权概念,"业权"更能够实现对田骨田皮权利范畴与属性的表达。     

走向产权的在地化解释——近代中国乡村地权研究再评述

［摘要］在近代中国乡村地权的研究中,围绕着清代刑科题本、台湾淡水新竹诉讼档案、徽州契约文书、“满铁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等基本资料,很多社会史、经济史、法律史学家对乡村地权的概念化解释做了不懈的努力。但是,将民俗语汇与学理分析有机结合起来的在地化解释,是近代乡村地权研究的学术前沿动向,显示了历史人类学的整体社会科学取向。     

土地政治过程与乡村秩序的集体生成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集体土地制度呈现为“共有私用”的地权形态。农民集体包含了权利主体、关系主体和制度主体，三者的弹性关系赋予农民集体以实践本位的存在模式。农民集体扎根于土地秩序之中，且从土地秩序中汲取政治动力，推动了土地政治过程。土地政治过程内在于集体土地制度的实践逻辑，体现了权利与权力、民主与集中的辩证统一。土地政治过程塑造了集体的统一性和自主性，凝聚了村庄的政治性，在促进土地秩序更新和土地价值实现的同时实现乡村秩序整合。因此，农村土地制度变迁须适当平衡集体所有权与农民土地权利的关系，维系乡村秩序再生产的活力基础。     

两种财产权利的冲突:油气资源矿权与土地产权

油气资源赋存于地下或土地之中，而在我国油气矿权与地权又是分离的，国家拥有油气矿权，国家与集体共同拥有地权，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一元矿权与二元地权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集中表现在矿业权与矿业用地使用权取得方式上，而其产生的根源则不仅仅是我国关于矿权与地权关系的法律、法规的不完善，更主要的是因为我国复杂的土地权利层次和权利结构以及法律上对集体土地权利的忽视。因此，我们认为有效解决油气资源开发中矿权与地权冲突、缓解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的关键是创新油气资源矿权制度，变革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完善矿业用地制度。     

国家地权新探

国家地权是是主权国家对其国土资源依其国家意志所统一享有和行使的设定权、规划权、管制权、征收权和最终处分权等公权和权力。国家地权一直行使"授田"与调整、限制的基本功能。国家地权不是所有权意义的私权,而是终极所有制意义上的国家职权,体现了一种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     

农民信用能力的培育与近代中国农村复兴——扶植自耕农运动再研究

金融枯竭和信用缺失是近代中国农村高利贷盛行、土地集中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了救济与复兴农村,国民政府及其官方学派主导的扶植自耕农运动,致力于土地信用化,创设和扶助自耕农,将土地所有权转移给农民,在局部地区盘活了农村金融,提升和维护了农民的信用能力。然而分期摊还信用机制的实际运行状况显示,农民信用能力的培育不单是地权转移,且需要金融和行政力量的双重支撑,同时要强化土地的产权意识和市场的契约精神。     

农民流动与地权变动:救灾中的国家治理——两个经典命题的阐释

在荒政研究中,"灾荒是农民离村的重要推力"及"灾荒是土地兼并的杠杆"等经典命题与相关争论反映出传统农业社会自然灾害、农民离村和地权变动之间的内在关联。传统治理主要指向流民安置与地权调整,但其措施多是应景性的临时控制,缺乏有效的制度安排。当前,自然灾害频发与人地矛盾突出等问题相互纠葛,促使国家重新审视灾害、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及其在现代社会的表现形态,有序引导农民流动,强化土地政策供给,构建协同共治的治理模式。     

近代天柱凸洞侗族地区的土地买卖和地权分配——清水江文书（天柱卷）研究之一

一般研究强调,明清以来地权分配呈集中趋势发展,形成中国封建社会地主占有制度,侗族地区也不例外。清水江土地契约文书（天柱卷）为我们研究中国乡村社会、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社会发展的第一手素材。从天柱文书看凸洞侗族地区地权分配,自乾隆四十六年到1950年169年问。发生了2097次地权转移,其中田地买卖1158次,816农户出卖田地,537农户购进田地,反映出地权转移相对自由、活跃;因其田地转移大都在中小农户中间进行,未形成少数人占有较大田地局面,呈现凸洞有土地兼并势头而无大土地集中现象。故不存在地主土地所有制,是一个由自耕农为主构成的侗乡社会,即类似一些经济史家所谓“农民所有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