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庄性情论之比较研究

战国时代的两位哲学家孟子与庄子虽然学术各有建树,并都好言善辩,但却两不相知。作为同时代背景下的哲人,许多思想都是互通相合的,特别是对于人的性情这样共通性极强的论题,更是具有很高的比较价值。本文就孟子的“善”与庄子的“自然”;孟子的“圣人”与庄子的“真人”;孟子的“养”与庄子的“静”以及两者对情的态度作了尝试性的分析比较。     

王夫之对朱熹“诚意”“正心”思想的修正与发展

朱熹认为,"诚意"就是指所发之"意"表里内外、彻头彻尾、自始至终都是"好善恶恶"之意,反之,只要有一丁点不够如此,便是"自欺"。王夫之认为,"欺"不应该理解为欺骗,而应理解为欺凌、欺压,"自欺"就是"意"欺凌了自己的"心"。朱熹认为,"正心"就是"心如太虚,湛然虚明",空无一物,不先带着情绪去应接即将到来的事物;"正心"的方法就是"致察"和"敬以直内"。王夫之认为,"正心"就是"正其心于仁义","心为道义之心","正心"的方法是"执持其志"。王夫之的"诚意""正心"思想比朱熹更落实,也更符合儒家一贯的思想。     

王夫之知行论视阈下之良能何以可能

王夫之认为人先天具有知行仁义的良能,它内赋于人心,并在行动中得以显现。由于心会受到外界环境影响,所以由心所发未必皆善。那么,人应该如何把心向善的方向引导,把"良能"转化为德行呢?王夫之批评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提出知行不是先后关系,也不是同一关系;仁义不是一种道德知识,也不是一种凝固的行为范式,而是要在实践中不断生成显明的德行。因此,人应当以仁义之性为本,发挥"良能",让知与行相助益,将内在修为与外在约束相结合,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将社会发展规律与道德原则相结合。王夫之呼吁要将"可竭之成能"激活成为现实的善行,从而把内在良能转化为外在的良行,将仁义之性实践为仁义之道。     

“性”的失语与“情”的独语——以朱熹为重点的儒家性情思想考察

从儒家对性的界定入手,以朱熹为重点考察儒家性失语与情独语的思想脉络,探究儒家性失语与情独语的学理根源,并以思考当代中国社会依然存在的人情社会、私情泛滥对现代性伦理构建的阻滞为理论归旨。     

王夫之王霸论浅析

王夫之上承孟子,尊王贱霸,认为王道即是行仁政,其不过是恻隐之心的扩充与推致;而霸者不过是假仁义之名行利欲、富强之私。因此人君要成就王道就必须推己及人,以德服人,而天下之大乱就是因为不能明辨王霸之优劣,并把王霸之别释为公私之异。在此基础上,王夫之引入情,认为王道本乎人情,并从理、情、势三方面论证仁政必然能成就王业。他还认为孟子对具体如何成就王道,以及作为治道层面的王道,论述过于疏阔。在王夫之那里,王道不是一个完全向三代的回溯,而是一个开放的未来态。     

钱穆、牟宗三对于朱熹“心统性情”的不同诠释

钱穆、牟宗三对于朱熹"心统性情"的诠释,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钱穆强调"心统性情"所蕴含的"心"对于性情的主宰,并认为,朱熹讲"性即理",不只是强调性理之重要,实际上也强调"心"的主导作用,而朱熹讲"心统性情"则是对于"心"的主导作用的进一步阐释。为此,钱穆把朱熹学术归属于心学,把朱熹的"心统性情"看作是对孟子心性论的超越。与此不同,牟宗三强调朱熹"心统性情"的"心、性、情三分",并认为,在这一格局下,"真正之超越实体在性而不在心",心对于性情只有摄具作用,且仅局限于工夫论,所以此心非孟子之心,"尤与孟子‘本心即性’之本心义不相应"。他们对于朱熹"心统性情"的不同诠释,可以为进一步研究朱熹的"心统性情"及其与"性即理"的关系乃至分判朱熹的学派归属,提供重要的参考。     

荀子性情论

荀子哲学中的性与情,或辞意相佐,或指谓有分。从人性与人情意涵相殊的层面,荀子不仅作出了人之性恶、人情不美的不同评判,同时也构建了改善人性与美化人情的不同路径。就儒学传承的脉络而言,荀子对性情内涵的新界定以及对性情关系的辨析,无疑推动了性、情范畴的逻辑演进,然而他对人性与人情的评判,则是先秦儒学中对于人的价值定位的一次突转。     

未发之中:儒者第一难透底关--王夫之"透关"三辨

"未发之中"是传统儒学中"第一难透底关",王夫之通过对宋明心性之学的检讨,从三个层面即心理学之辨、儒佛之辨和心性之辨透过了"未发之中"这一"关".     

王夫之与衡阳刘氏之交往及佚文

本文介绍王夫之与衡阳刘氏之交往及刘氏宗谱中新发现之王夫之佚文。     

道德与自然:理学中的性情之辩

理学中的性情之辩的实质即道德与自然、体与用的关系。元代著名理学家吴澄一方面继承了宋儒“性体情用”的思想 ,另一方面又对性情作了双重理解。在如何处理情的问题上 ,吴澄像大多数理学家一样 ,主张“性其情” ,反对“情其性” ,表现出强烈的理性主义立场     

船山先生对邵雍、朱熹易学的批评

王夫之指出 ,邵雍所制易图违背了《易传》阐述的“易不可为典要”的变化观 ,将易道变成固定不变的公式 ;朱熹强调孔子之易与文王之易的不同 ,离开《易传》另求《周易》本义 ,结果只能使易学沦为江湖占术 ,由明复晦。     

论朱子诠释学中的“理”路

朱子诠释学是在"理一分殊"的大框架下,逐步系统展开的。朱熹认为,"物理"是万物之理,是所有事物得以存在的依据,亦是所有事物在分享"理一"后具体的呈现;"文理"是文本之理,它是经典对万物之理的承载,既体现于文本结构的脉络、文义中,又表露于圣贤文字、语句所蕴藏的义理之中。在文本诠释中,"物理""文理"必须相互关联,彼此统一。其最终要达成的效果是,经典要义的理解必须基于意义的理解,在文理逻辑的推动下呈现,而多元化文本的意义理解又必统摄于单一物理的理解之下。可以说,"物理""文理"恰似"对子",对之关系的正确理解是后人把握朱熹诠释理论架构的关键之匙。     

扬弃朱熹理学的阳明心学

王阳明尽管有着不同于朱熹理学的心学架构,但其思维模式、问题意识乃至立论都深受朱熹的影响。阳明心学对朱熹理学的扬弃主要体现在:扬弃朱熹的理本论和心性论,建立良知(心)本体论;摒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先后提出诚意格物论和致知格物论;去除朱熹的知先行后说,提倡知行合一论;借鉴朱熹的立志、静坐、存养和省察的工夫论。     

朱熹涵泳《诗经》的方法论意义

朱熹视涵泳之法为训诂、章句之外的一种解经之法。这在经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意义。涵泳之法具有推重本文、强调感性和践履的特点。《诗经》以其“吟咏情性”的本质,尤为适合涵泳。《诗集传》中的“情性”观念,与理学的心性论紧密相连;朱嘉以“喜怒中节”为《诗经》的最高境界,这都反映出朱熹的涵泳《诗经》的思想与其“中和新说”的密切关系。考察朱熹对《毛序》由怀疑到否定的过程,也当结合其理学思想的发展历程。     

王夫之对佛教的批判及其局限性

学术界关于王夫之对佛教的批判尚未有足够的讨论,特别是王夫之以什么样的准则批评佛教。王夫之以儒家的义利观作为批判佛教的标准,从一本万殊、实有、自然和气化的角度攻击佛教的天、性、空、兼爱和因果报应等思想。王夫之同张载一样,在批佛的过程中,对宗密攻击儒家和道家的言论予以回应。王夫之明末遗老的民族气节和华夷之辨思想,也不允许他泯除是非、空无所有,及接受佛教的思想。王夫之对一些佛教概念的误解,特别是他将佛教视为巫术和以玄学解佛的错误,乃是其批佛的局限性。     

朱熹视阈中的《周易》"本义"

朱熹的易学易学集中体现在对<周易>"本义"的回归.在朱熹的视阈中,<周易>"本义"分为"精"和"蕴"两个层次,"精"是圣人本意,体现为"理一"."蕴"是"精"的发用和流行,体现为"一理".朱熹通过区分"四圣易"和借用"占筮"之法对<周易>"本义"进行解读.无论是对<周易>"本义"的理解还是解读,朱熹都显示了一个学者的敏感和创见.     

王夫之《明诗评选》对杨慎的批评

明清文人对杨慎诗歌的选评,可代表主流文坛对杨慎的接受.王夫之<明诗评选>,基于对前后七子、公安派、竟陵派的批评,认为杨慎诗歌上承风雅精神,诗旨主张"雅" "洁",而在艺术上追求"浑成"的艺术境界,语言浃洽圆妙,结构圆融,情景妙合无垠,宾主"镕合",通首混溶弥合,浑成一气.     

王夫之公正范畴之“大公”内涵的三层逻辑

王夫之对公正范畴的界说有"大公"的内涵,"大公"内涵包含了三层逻辑:"大""公""理"。首先,公正是"大"思维构造下的公正,公正的范围对象是大面积、大范围的公正而成就天下大全,具有无疏漏的特征;其次,公正之门是"公"思维构造下的公正,公正的本质特征是公共利益下的公正而成就天下民生,具有无偏向的特征;最后,公正之门是"理"思维归结下的公正,公正的哲学归宿是至上之理而成就天下至善,具有无残缺的特征。"大""公""理"的逻辑演进,使公正内涵由现实向学理上推进,令人信服。     

论朱熹的理气观

理气观是宋明理学中的一个重要哲学范畴.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在中国当代哲学史上首次把“理”和“气”作为一对哲学范畴进行讨论,一方面以二程思想为基础具体详细地诠释了“理”论,另一方面吸取并改造了张载的“气”论,综合两家之学,对理与气、理与万物的关系作了较系统的论述,提出了“理一分殊”的理气观.此理气观在中国儒学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朱子论“二气之良能”

朱子用阴阳二气去解释"鬼神"。鬼神是"二气之良能","屈伸"是"二气之良能"的重要表现。鬼为阴、为屈,神为阳、为伸,良能体现的是二气能屈伸、会屈伸,良能强调二气自然能屈伸。良能突出了气的能动性,这一能动性在朱子那里表现得十分复杂,屈中可以有伸,伸中也可以有屈,屈伸的复杂性展现了二气的"灵"。气的屈伸的复杂性也造成了鬼神的不同分类,我们可以从气的屈伸状态理解朱子对鬼神的分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