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官学与书院的办学思想

南宋的官学与书院都是为封建政府培养人才的地方,作为两种并存的教育组织形式,其办学思想各有所重。官学的学科齐全,为社会培养所需的各方面人才;书院则注重道德修养与学术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官学和书院之间互相影响。南宋中后期,理学成为官方学说,理学家们讲学的书院也成为官学的一种。     

明代人才选拔、培养模式与书院发展关系探析

明初统治者在健全科举考试制度的同时,将官学纳入科举体系之中,形成了科举-官学的人才选拔与培养的运作模式。在官学能够满足科举应试需要的时期,书院被排斥在科举-官学模式之外。然而,当官学的教学功能日渐式微,在官方的认可和扶植下,书院再次承担起了教授科举人才的重任,科举-官学模式转变为科举-书院模式,书院因此而兴起,其数量与规模都远逾前代。     

明代扬州书院的建置与发展

扬州明代书院的兴建和发展,与全国明代书院的兴衰是密切相关的。明初,朝廷提倡科举,比较重视官学的发展,因而,一般人士对创建书院也不太热心。自洪武以后100多年之中,书院沉寂,即使宋代已负盛名的白鹿洞书院也毫无声息。到了明中期,科举渐趋腐败,官学亦逐步变为科举的附庸。教育的颓废,促使当时一些理学家起而建立书院,进行讲学,以救治时弊。王守仁、湛若水就是当时对创建书院最热心的两位理学大师,他们积极讲学于书院,推动了明代书院的发展。直至成化(1465-1487)以后,书院才渐渐兴起。白鹿洞书院也到成化元年才得以复兴讲学。扬州的资政书院就     

论书院与科举的关系

论书院与科举的关系刘海峰书院是中国封建社会一种形式独特的教育组织和学术机构。关于书院与科举的关系，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书院是反对科举或不重视科举的。１９３１年陈东原在《学风》第１卷第９期所刊《书院史略》中提出“反科举的精神是书院不朽的灵魂”，１９３７年...     

科举学与书院学的参照互动

科举与书院在中国近代均遭受了彻底被否定的共同命运,但两者都有重大的历史价值。科举学与书院学都属于传统文化领域的专学,也都需要进行理论的建构。科举学与书院学不仅可以互相参照,而且具有一种共生互动的关系。科举学可以为书院学提供学术借鉴和理论支撑,而书院学能扩大科举学的研究领域和丰富其内容。科举学与书院学的研究可以为现代考试改革和学校教育提供历史借鉴。     

本期导读

书院是存在于唐宋至明清的一种独立的教育机构,是私人或官府所设的聚徒讲授、研究学问的场所,千余年来,书院和科举制度相关联,2011年是我国书院改制110周年,我们特别策划了"书院和科举"专题,发表了三篇重头文章,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生导师、科举制度研究专家李世愉的《论清代书院与科举之关系》指出:清代书院的兴衰和清朝政府的态度具有很大关系,政府加强书院建设是为科举培养人才,书院只有和科举联系起来,才能获得发展,故清代书院表现出与科举同命运的特点。湖南大学博士生导师、我国     

南宋前期新儒学对书院发展的影响探析

南宋统治者为稳固其统治,通过政治打击、科举等手段频繁“禁学”,使新儒家的政治地位边缘化。而新儒家为获得发展空间,选择书院作为研究与讲学的基地,不仅书院的数量明显增加,而且书院也从官学的替代机构向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和儒学传播的机构转变。不少信仰新儒学的书院生徒通过科举获得了一定的政治地位,为新儒学的合法化提供了更坚实的政治基础。“嘉定更化”之后,随着新儒家地位的巩固,书院不仅得到了新儒家的重视,而且逐渐为官方认可。     

论清代书院与科举之关系

清代书院的兴衰和清朝政府的态度具有很大关系,政府加强书院建设是为科举培养人才,书院只有和科举联系起来,才能获得发展,故清代书院表现出与科举同命运的特点,因科举的兴衰而兴衰,因科举的废除而改制,书院俨然成为科举的附庸,许多书院的条规都是围绕科举而制订的,如书院的活动安排和章程的制订,都以科举为中心,这说明书院终究摆脱不了时代的局限。     

元代书院与程朱理学的传播

元代建立之后,南宋遗民将书院作为研究与传播程朱理学的基地,以捍卫其作为"道统"维护者的尊严.在官方支持下,程朱理学以书院为依托实现了北传,不但将程朱理学的影响成功地向北方广大地区扩展,而且也使蒙古贵族对其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随后,程朱理学被统治者提升为官方哲学,并规定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在学习程朱理学与科举应试相统一的思想指导下,元代书院的教学成为程朱理学传播与普及最重要的途径.     

南宋书院的学祠与学统

宋代书院与理学的发展密切相关。理学家形成的学统及道统观念,对书院祭祀制度的完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南宋时期的理学家有一种强烈的建构书院学统,以确立书院在儒家道统史上的意义、地位的精神追求,他们通过创建书院学祠,开展书院祭祀活动,以完成这一文化使命与道义责任。     

道统之传：南宋南剑州书院与闽学的传播

南宋时的南剑州,为继承道南之理学道统,以先贤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为郡人或出生于此郡为因缘,陆续建立起数所书院,对延平四先生进行崇祀,并通过书院这一场域传播闽学,构建儒家道统精神空间。其中,位于州治剑浦的延平书院最具典型性。结合对延平书院的分析,延平知州利用地域因缘,通过聚集朱子门人前来讲学,刊刻闽学著作,将修习朱熹著作列入学规等多重方式,承续朱熹所宣扬的道统,从而使延平书院成为闽学在东南传播的一个重要基地。这种综合性的理学传播策略,在南宋书院复兴运动中具有代表性,亦为闽学传播得以成功推展的主要原因。     

19世纪中后期汉学书院与科举关系论略

在诂经精舍和学海堂的影响之下,专门研习汉学的书院数量大为增加,不少科举出身的地方官吏将创立汉学书院作为改变书院片面追求科举的重要途径。然而随着乾嘉汉学地位的日渐式微,汉学书院也不得不教授科举之学。与此同时,不少以培养科举人才为主要任务的考课式书院也重视汉学教学,汉学书院与考课式书院都向培养科举人才方向靠拢,二者以是否开展科举教学为界线的区别逐渐消失。     

南宋理学与书院教育宗旨

南宋时期,理学和书院呈现一体化发展趋势。理学家倡导复兴儒学、以儒家明体达用、内圣外王作为书院教育宗旨,推动了南宋书院的发展,为书院成为相对独立的教育体系奠定了思想基础。     

清代书院的道德教育及其对当代思想道德教育的启示

清代书院类型主要有四种:以科举考课为主的书院,以讲习理学为主的书院,以博习经史词章为主的书院,以学习西方近代科技知识为主的晚清西学书院。清代书院的教学宗旨都突出了德育的要求,并且各有一定的特点;清代书院还十分重视具体教学制度对学生德育的功能,如在选拔教师时,注重考察其德行表现;注重祭祀制度对学生的德育功能;注重学规章程对学生德行的塑造作用。考察清代书院的道德教育,对当前高校大学生思想教育工作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流坑董氏家族书院考略

书院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独特的文化教育组织模式。流坑董氏家族书院始创于北宋大中祥符年间,鼎盛于两宋,衰落于元代,复兴于明清。千余年间,流坑先后创办了名为书院、书屋、精舍等各类学校40余所,培养出文武状元各1名、进士34名、举人200多名。流坑董氏家族书院教育的发展,主要特点有三:一是教育目标的两重性;二是教育经费来源多样性;三是师资来源的家族性。     

清代书院的道德教育及其对当前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启示

清代书院主要有以科举考课为主的书院,以讲习理学为主的书院,以博习经史词章为主的书院,以学习西方近代科技知识为主的晚清西学书院等四种类型。清代各类型书院在办学宗旨上都高度重视道德教育,具体教学制度也充分体现道德教育功能。这对当前高校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具有诸多的启示:要注重发挥我国传统经典文献对大学生思想道德的影响;思想道德教育和知识能力培养同样重要;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必须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教育者首先要具备过硬的思想道德素质;注重发挥礼仪仪式和规章制度的德育功能。     

南宋时期书院的教学活动探微

宋室偏安江南,书院及理学发展的中心亦向南移,张械、朱熹、陆九渊、吕祖谦等理学家们纷纷以书院为阵地,潜心研习并传播儒学及理学,致使书院的教学活动异常活跃。吕祖谦、朱熹等率先颁定书院学规,确立了明德亲民、传道济民、学而优则仕等三大教学目标。除向弟子传授经学内容外,还着重“最切实用”的日用知识传授和备战科举考试。教学方法上亦有诸多新意,诸如定期祭祀先贤、以励后贤,平日活动及考核要记录在案,学生分斋研习等,常用的教学方式是“升堂讲说”,弟子可以当堂质疑问难,听讲者不受地域和门户限制。尤其是一些知名学者常带领弟子外出到其他书院进行游学和讲学活动,诸如朱熹拜访张拭的岳麓会讲,朱熹、吕祖谦与陆九渊的鹅湖会讲以及陆九渊拜访朱熹的白鹿会讲等,实开书院教学活动之新风,为后世书院发展起到一种导向作用。     

论书院的形态

历史上书院形态呈现多样化的特征,除授受儒家学说的教学型书院外,佛道的宗教书院、官员休憩的园林书院、宗族的祠堂书院等以不同形式存在。书院形态的多样性因社会向慕、威权压力和书院的民间性等原因而发生。认识书院形态的多样性,对从整体上把握书院发展史,认识书院文化形成的多元取向,形成多学科交叉的书院研究或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