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前后蜀诗坛的形成原因

五代十国时期的前后蜀诗坛以其独特的文学成就与南唐诗坛双峰并峙,交相辉映。前后蜀诗坛的成因有以下几点:当时前后蜀社会环境相对安定,国力较为强盛,为其文学的繁荣提供了强大的物质保证;巴蜀地区自古便崇尚文德,前后蜀统治者对文化礼教也十分重视,不仅广纳贤才,兴办学校,而且沿袭唐制,恢复科举取士,这对前后蜀文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大量的入蜀诗人、少量的蜀中诗人和一些皇室成员共同努力,造就了前后蜀诗坛的繁荣景象。     

杜甫在四川的后裔

唐代大诗人杜甫,值天宝之乱、饥寒流落,由陇入蜀,卜居成都西郊浣花溪,旋又入梓州(三台),寓阆州(阆中)复离蜀南下,寓居夔州(今云阳),两年后去夔出峡至江陵。计诗人寓居四川,前后近九年(肃宗乾元二年至代宗大历三年,即公元759—768年)有二子,长宗文、次宗武。其后代子孙之在蜀中者,实为宗文一支,代远族繁,徒居数地,可考知者,约有三处,一是成都,一是眉州青神,一是江津。大贤子孙,千年不替,现分别考订如下。     

从宋之问后期诗歌看其贬谪心态

宋之问两度遭贬时的贬谪诗简练自如、真切感人 ,并反映出了诗人在贬谪期独特的心态特征。认为宋之问的心态特征主要有 :巨大反差之下的逐臣心态 ;思乡怀友的游子心态 ;向佛悟道的消散心态。后期诗歌通过抒写亲情与友情 ,体验自然山水与佛意 ,使诗人因道德失落遭贬而倾斜的心态逐渐复归平衡     

盛世的悲怆挽歌 绮情的凄美变奏——试析《长恨歌》创作心态的演绎

关于李、杨情史的天宝遗事极易成为讽喻诗的典型题材,却为白居易吟咏为感伤诗,这是创作对题材的颠覆;而后世论者又多按讽喻诗来评析<长恨歌>,则是评论对作品的颠覆.本文从诗人的创作心态入手,仔细分析了白居易创作长恨歌心态的演绎过程,指出诗人是用人性、人情去审视男女主人公,使之在人性和情感的坐标中获得正值的定位,从而创造了一个美丽而又感伤的爱情童话和寓言.     

山水之乐与仕宦之忧——隐逸诗折射出的文人心态

本文试从把握作者情感的角度,对陶渊明、孟浩然、王维等三位典型的隐逸诗人归隐时的真实复杂的心态作一解读,借以比较清楚地看到隐士的理想、悲剧性与超脱性,看到人性的压抑、反抗与回归。在作者清新脱俗的诗句中去感受他们心灵上的创痛和精神上的追求,可以推断出中国隐逸诗人闲适的背面:退隐中包含着无奈,超脱中隐藏着哀伤。     

愁极本凭诗遣兴,诗成吟咏转凄凉——从杜甫两川诗看杜甫在蜀的情绪

杜甫自肃宗乾元二年(759)十二月入蜀,便开始了他“五年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去蜀》)的生活.杜甫在川西和川北的生活,是杜甫一生中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中,他有过一段短暂的平静生活,有过漂泊的日子,有过为求生存而与官吏们虚以应酬、俯仰沉浮的酸辛.有过为报知遇之恩而再历官场的生涯.在此期间,他经历了四川军阀段子璋、徐知道的叛乱,以及吐蕃对蜀的入侵骚扰,这一切都使他的思想感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影响着诗人对生活的反思和创作.本文试就杜甫在四川的主要情绪,涉笔下列三个问题:对杜甫在蜀情绪的基本认识;杜甫情绪的变化;杜甫两川诗风与其情绪的关系.     

晚唐诗人在农民起义中的心态表现及命运

晚唐农民起义特别是黄巢起义爆发后,知识分子急剧分化,其心态表现非常复杂,更具敏感性的诗人尤为如此:有的加入了农民起义队伍,直接参与推翻统治者的斗争;有的顽固地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立场上坚决反对农民起义;一些身为朝廷重臣的诗人则混水摸鱼,首鼠两端;而更多的是逃避现实,避祸全身。这种种不同的心态和表现又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其迥异的命运。从主观上讲,他们复杂的心态表现及命运是由其诗人特定的身份决定的;从客观上讲,则与晚唐社会现实及农民起义的特殊性密切相关。     

欲探天下秀 须到峨眉走

到中国旅游的人如果不到四川,看看天府之富,九寨沟黄龙之美,剑门关之雄,青城山之幽,尝尝成都之美食,是一憾事;如果到了四川,不去看看峨眉之秀,更是一大憾事了。古往今来多少大诗人如李白、杜甫、岑参、苏轼、陆游、郭沫若等都咏赞过峨眉山。苏东坡曾说:"天下山水在蜀,蜀之山水在嘉。"这里的"嘉"指的就是峨眉乐山风景区。郭沫若称峨眉山     

蜀中女儿多志气——谈花蕊夫人和她的半阕词、一首诗

花蕊夫人是五代时后蜀主孟昶(935—965年)的宠妃,徐匡璋之女,蜀青城(今四川灌县)人,别号花蕊夫人。花蕊夫人以诗人兼词家而得名,其文学创作以蜀亡为分界线,可分为前后两段:前段所作宫词,多描写后宫宴饮、游乐及日常生活,内容虽然很平淡,但文辞却很流丽清新,没有晚唐诗人的绮丽习气。《全唐诗》载其宫词百余首,称其“佳者不减王建”。(又近人考证,《花蕊夫人宫词》非其所作,乃前蜀王     

论倪瓒题画诗的冲淡之美

倪瓒题画诗具有冲淡之美,这种冲淡之美在他的题画诗里表现在诗人对“无我之境”的塑造,诗人对自身宁静的心灵、闲适的心态的描摹和诗歌意象的选择上。形成这种冲淡之美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与其自身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以及受佛教、道家文化的影响;二是社会文化心理与文人心态对诗人创作所起的作用。     

杜甫研究百年回顾与展望

百年杜甫研究历史,大体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即民国时期、改革开放之前、改革开放之后。无疑,改革开放之后是杜甫研究的高潮期与高峰期,成绩斐然。百年杜甫研究的成绩概而言之有:杜诗文献、文本及杜甫相关资料的整理与研究;杜甫生平、思想、个性及人格研究;杜诗艺术研究;杜甫文学思想与诗学理论批评研究;杜甫对前朝文学文化的学习、继承、评述及后世对其诗歌的接受、传播以及杜诗鉴赏、普及、传承研究;比较研究;域外杜甫、杜诗研究;杜甫及其诗歌的文化研究;杜学与杜诗学的建构;各类研究综述、概述;有关杜甫研究的团队、平台、阵地建设。百年杜甫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重复研究是主要不足之处。需要拓展的方面:一是大量宋元明清杜诗笺注、笺释等文献的整理;二是大量宋元明清杜甫及其诗歌的诗话类、笔记类等文献资料的整理与研究;三是大量域外杜甫研究的梳理;四是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的拓展;五是大众化视野下的杜甫文化与杜甫精神的普及传承弘扬。     

杜甫暮年的湖湘之旅及其生命绝唱

杜甫暮年的湖湘之旅 ,是诗人后半生避乱生涯的苦难终结。它典型地反映了盛唐文人在安史之乱后的悲剧命运。杜甫在湖湘之旅中创作的一百余首诗歌 ,寓寄着诗人的爱国思想、忧生思想、民本思想、平叛思想、怀乡情结、恋旧情结、孤高心态和隐遁意愿 ,堪称诗人毕生政治理想和善良人性的总结。古老的湖湘大地未能留住杜甫早逝的生命 ,但却如同屈原、贾谊一样 ,留下了诗人辉映千古的政治理想和人文精神。湖南近代以来人才辈出 ,富有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传统 ,其中也积淀着杜甫的精神滋润。     

此“游”不逍遥——评杜甫生平与创作

杜甫一生处于"游"之中,是"游"成就了杜甫"诗圣"、"诗史"之誉,又是诗歌记录了杜甫"游"的一生.杜甫之游有种种,归纳起来,大致有四,即为追求济世报国理想的实现而宦游;为友谊、结交名人而交游;为好奇养气、满足文化兴趣而赏游;为改变个体生存的饥困状态以及难以安宁的心境而不得不客游.其中,宦游是杜甫之"游"的主要形式,交游、客游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以仕宦为其目的,"客游"是终其一生之"游"的总状貌,而"苦游"则是终其一生之"游"的总性质.杜甫之"游"是屈原之"游"的一脉相承,与庄子"逍遥游"的精神实质不同.     

杜甫诗中的"尧舜"情结与文化传统根源研究

从文化人类学角度来追溯杜甫诗歌中的尧舜崇拜、祖先崇拜与杜氏家族意识根源,对探索杜甫爱国主义精神和民主主义渊源,有较大的作用.杜甫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他胸怀博大,爱民如子,其诗屡次出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为君为民苦拈须,屡歌"尧舜"非无因,他是远古时期杜国杰出的远裔,诗歌王国伟大的旗手.杜甫的家族情结颇浓,他在内心深处以远古帝"尧"为祖先.一帆风顺时,他歌唱尧舜,在窘困岁月,杜甫更是把"尧舜"作为精神上的太阳与支撑,与"尧舜"进行精神交流,他心中潜存的追念杜氏先祖尧、尧裔杜国及杜甫的家族观念,显示出中华民族传统姓氏文化的特质,从心理深层而言,这是杜甫爱国情操来源之一.多年来,这为学界所忽略.     

论杜甫望南岳诗更胜望东岳诗

在杜甫的同题《望岳》诗中 ,同是五古的望南岳衡山诗比望东岳泰山诗 ,气势更加雄阔 ,笔法更加奇崛 ,结构更为复杂 ,内容更为丰富。它在礼赞南岳的同时 ,突出了高昂不屈的人格精神 ,融入了国仇家恨之思 ,展现了杜甫精神世界里信奉道教的一面     

隐逸中儒家诗人的生命情态——杜甫草堂时期诗歌所体现的心态与文化探析

杜甫在草堂时期,虽然志在隐逸,但潜抑的济世思想仍然直接或间接地表现出来,尤其是济世思想与隐逸之志的矛盾使诗人的人格形象表现出"狂人"、"囚人"、"幽人"的变化,呈现出不同的心态和情怀.文中进一步探究了其中深层的文化心理根源是诗人的道统人格与高层权势之间的矛盾斗争的反映.     

论杜诗的用典艺术

江西诗派以及后世一些学者诗人把杜诗曲解为学问诗 ,是迫于政治压力而为诗歌寻找的一种出路。杜诗的灵魂是干预社会现实 ,其用典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抒写现实感受。为了实现这个目的 ,杜甫在用典艺术上进行了成功的探索 ,主要是 :1.使用熟典 ,以豁人耳目 ;2 .活用典故 ,以方便抒情 ;3.不露痕迹 ,以增加韵味。     

论杜甫的边缘焦虑及其影响

边缘焦虑是杜甫人格构成的重要因素。边缘焦虑限制了杜甫对理想自我的设计和追求 ,使其社会生活呈现以官府为中心的显著特征 ;边缘焦虑还培植了杜甫的京城情结 ,促进其诗歌创作与社会现实和国家政治生活紧密关联。     

杜甫诗歌对儒家思想核心——"仁"的经典诠释

杜甫号称"诗圣",乃诗国之圣人,恰似孔子、孟子,乃儒家之圣人。作为儒家薪火的传承者,杜甫用诗歌这种生动形象的方式,对儒家思想进行了深刻而独特的诠释。"仁"是儒家学说中的核心,贯穿于儒家思想体系的全过程,在一定意义上说,儒学就是仁学。由于孔子、孟子都没有对"仁"的具体内涵作明确界定,所以"仁"的内涵带有不确定性。本文认为,作为儒家"仁"思想的一位与众不同的传承者与发展者,杜甫正是用诗歌这种特殊形式诠释了"仁",从"治人之仁"、"为人之仁"、"待人之仁"这三个方面,对儒家思想核心——"仁"做出了生动而深刻的诠释,形成了自己的一整套诗化的"仁学"思想。在对"仁"进行诠释的过程中,杜甫所依据的诠释原则与孟子诠释《诗经》时所依据的原则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即"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尽管杜甫对"仁"的诠释是一种带有时代和个体特征的选择性诠释与创造性诠释,已经不可能与孔子、孟子等儒家先贤对"仁"的诠释达成绝对的"视域融合",但杜甫的诠释在本质上仍是基于对孔、孟等儒家先贤人格与生平的深刻理解,是基于对儒家经典的创造性吸收和掌握,是基于崇高的"仁者"精神跨越了时空界限在灵魂层面上的共鸣与共勉,因此,经杜甫诠释的"仁"仍然深深地契合于儒家思想的本质。     

论客寓意识与杜甫后期乡思诗“诗性”与“史性”的整合

杜甫一生创作了大量诗歌,今存一千四百余首。仅漂泊西南十一年间所创作的诗篇即占其作品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其西南诗不仅数量多,而且所表现出的深邃思想内涵和炉火纯青的艺术技巧,为我们展现了一位老而弥坚、不断追求的“诗圣”形象。杜甫以沉郁的客寓意识,飘零落拓之感,寄托了乡国君民之思,体现了其思乡诗“史性思维”与“诗性思维”的融合统一,实现了对传统思乡诗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