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骈文之“气”——从“六朝”到“初唐四杰”

骈文之“气”即是指骈文创造者借助对偶、声律、辞藻等要素,在骈文中所展现的充实内容所寄予的那份足以打动人、感染人的真情实感,从而所生发的那股贯穿始终的生动气韵,这也是骈文的生命与灵魂所在。六朝骈文多有一种内在的阴柔之气,然其中梁、陈时期有些骈文渐失于柔靡,其风延至初唐,而“初唐四杰”骈文则气象高华阔大、词采宏博瑰丽、气势充沛刚健,升腾着一股阳刚之气。     

任昉交游形成的人脉与文脉

［摘要］任昉是南北朝时期骈文宗匠，时人有“沈诗任笔”之誉，又推其为“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清人孙德谦为研究骈文大家，在其《六朝丽指》中亦称“骈文之有任沈，犹诗家之有李杜”。但对任昉的研究，到目前为止还甚为简略，而且因其作品多为诏策之制而颇受贬抑。因此，从研究任昉交游入手，去研究任昉的人脉和文脉以及他在当时文坛的地位，都很有价值。本文通过对任昉交游活动的梳理，来考察交游对任昉人脉、文脉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朱筠与清中叶文章变迁

朱筠在清中叶以学政大吏操持选政、广开幕府，以儒林而兼文苑的通才培育为根本，不惟笼罩清中叶学术，亦是清中叶文章通变之先导。他把“识字以通经”作为文章写作基础，有意改造制义文风；以振兴古文为己任，力倡清中叶史学派古文，推动了清中叶传记文的发展；倡导以学养气，于“不名一家”格局下，引领并加深了清中叶常州骈文群体根柢经史的创作，扬州汪中“骈散之迹泯”,洪亮吉骈散兼容，这种骈文方向的生成壮大均离不开朱筠之点化推动。其对通才的培育在文章理论及创作上孕育了通变之思，进而引发文体及文风的转变，以学济文、不论骈散渐成为文章主流。     

汉赋属骈文之一体

骈文要求对偶、用典、炼字、声韵,汉赋具有上述特色。汉赋从它产生之初起就与骈俪结下了不解之缘,汉赋是最便于产生并容纳骈俪的土壤,因此,汉赋是骈文之一体。汉代各个时期的赋作从不同方面证明了汉代已有典型的骈文而不仅仅是对骈句的个别利用。但汉赋尚属古骈,古骈离“四六体”尚远,因此也没有如 “四六体”一般的板滞。古风犹存的汉赋既开创并丰富了骈法,又具有古骈文的新鲜与生命力,这是骈文在汉以后数百上千年间得以存在与发展的原动力之一。     

孙梅的家世与生平补索

《四六丛话》是清代孙梅的一部辑著,既辑录了元代以前的骈文文话,又表现了辑录者骈文理论批评观念,有骈文著述“集大成”之誉。清人陈广宁云：“从未有钩元摘要,抉作者之心思,汇词章之渊蔽,使二千年来骈四俪六之文若烛照数计,如我夫子（指《四六丛话》作者孙梅）之集大成者也!”今人陈志扬亦云：“《四六丛话》是我国古代骈文理论批评的集大成之作,它的出现在骈文学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邵齐焘骈文刍论

清代中叶，苏州府骈文名家辈出，前后相继，蔚为壮观，其中率先在骈坛自树一帜且号为大家者，乃是昭文邵齐焘。邵文“寻观往制”、涵揉众体，形成了以“于绮藻丰缛之中，能存简质清刚之制”为主的多种艺术风格，其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奇偶相参、以气驭文，文笔简澹、节短韵长和长于叙议、兼擅写景等方面。就文学史影响来说，邵齐焘以其“自拔于蹊径”的骈文创作，有力地推动了清代骈文朝着更为广阔的道路发展、衍进。     

邵齐焘骈文刍论

清代中叶，苏州府骈文名家辈出，前后相继，蔚为壮观，其中率先在骈坛自树一帜且号为大家者，乃是昭文邵齐焘。邵文“寻观往制”、涵揉众体，形成了以“于绮藻丰缛之中，能存简质清刚之制”为主的多种艺术风格，其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奇偶相参、以气驭文，文笔简澹、节短韵长和长于叙议、兼擅写景等方面。就文学史影响来说，邵齐焘以其“自拔于蹊径”的骈文创作，有力地推动了清代骈文朝着更为广阔的道路发展、衍进。     

论洪亮吉骈文的艺术特色

洪亮吉是乾嘉时期极具声望的骈文作家。他一生学问广博，识见超卓，其骈文既继承了六朝骈文优秀的抒情风格，又自成一家，有力地证明了清代骈文卓然自立、繁荣复兴的文化地位。古朴淡雅是其骈文的总特点。以学济文，气质渊雅；用典自然，高古为尚；韵律和谐，铿锵悦耳；情感真挚，凄恻委婉是其骈文的独到之处。     

中国骈文的千秋功罪

中国古代宗法社会向来讲究嫡传与庶出之别,思想界注重正统与旁门之分,文学上则有“正经”文章与“离经”文字之扬抑.“正经”文章睥睨独步,压倒一切.于是文学史上就有公案,骈文的功罪便是其中的一桩.自韩愈高举反骈旗帜以来,“八代之衰”几成定论.历来数落骈文的不是,成了一种时髦,甚至成了一种传统.解放以来,反骈者也不遗余力,一直骂到当今.骈文真是怪胎,真是劣种,真是千古妖孽么,骈文究竟是不是形式主义的别名?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究竟起过什么作用?应该弃若敝屣还是批判继承?这一切,似乎有重新认识、重新议论的必要.     

清代孙梅《四六丛话》的骈文训诂

清代学术界发生了由“宋学”到“汉学”的学术转型,学风由空疏玄虚转向崇实尚博。在这种学术背景下,骈文理论观念也发生了由空转实的深刻转变,其表现就是将训诂学引入骈文研究领域,从而催生了骈文训诂。清代孙梅《四六丛话》的骈文训诂,成就尤为突出,其继承《文心雕龙》的实学精神,引“汉学”训诂之学入骈文领域,以成骈文训诂,实现了由空疏玄虚到实事求是的骈文理论观念转变,开创了骈文理论的崭新局面。这也是《四六丛话》的骈文训诂的根本价值和重要意义所在。     

“时维九月，序属三秋”辨正

姚铉《唐文粹》未收录王勃《滕王阁序》，历来不解其意。宋人认为是因为“时维九月，序属三秋”有重复之病，而南宋叶大庆以为其中“时维九月”句之“月”为“日”之误，与“三秋”并不重复。但正仓院藏《王勃诗序》中则写作武周新字“■”，为“月”字之有力佐证，且《新唐书》以前，史籍并无记载王勃作序的具体时日，“月”字无误。至于“三秋”，今人大都解作“九月”，但考之唐前诗文，“三秋”并无此用例。蒋清翊注引梁元帝《纂要》，以为“三秋”乃秋之别称，当从。因而可以断定“时维九月，序属三秋”并无前人所说的“重复之病”。《唐文粹》不收《滕王阁序》，主要与不选骈文有关。     

论"徐庾体"的新变

梁陈时期,骈文发展呈现鼎盛局面,出现了被尊称为骈文典范的"徐庾体"。"徐庾体"之所以能成为骈文史上的高标,主要在于创作上的求新求变,这种新变表现在其形式上达到了骈文文体对于对仗、辞藻、用典、声律等各种形式之美的最高要求,同时亦兼顾了文本内容的表达,开创了文质并重的骈文风格。而"徐庾体"新变的原因,与文体交叉渗透与"小学"的发展、文坛"新变"之风的倡导以及南北文风的融合等因素密切相关。"徐庾体"的新变,对于骈文文风的改革有承前启后之功,在中国古代骈文发展史上影响深远。     

论六朝骈文的行文之气

“气”是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蕴含非常丰富。古文主气盛言宜,但骈文之气不同于古文之气,主要表现为句式参差错落、骈散结合、借助虚词启承转合以及潜气内转四个方面。     

略论骈文发生发展的深层原因

我国骈文成因,论者多主“易记”、“便言”和“汉字单音”说。本文认为这些只是产生骈文的重要因素而不是必然因素,是表层因素而不是深层因素。其深层的文化原因,是古代“物生有两,唯两能化”的阴阳对举观念。     

清代文坛上的六朝风

在清代骈文复兴的历程中，持续性地激扬回旋着一股六朝风，牵动文坛风尚的进路。如何为“六朝”涤去“金粉气”，洗刷所谓“齐梁小儿语”的污名，清初的有识之士利用时代与地域条件，做出了一定的努力。乾、嘉、道时期的骈文家拓展了更大的理论发挥与实践创辟的空间，不仅自觉靠拢六朝审美，而且确立了以“六朝”为高格和正轨的审美主导理念。晚清骈文界深化认识“六朝”作为典范的审美价值，积淀了深厚的理论与创作成果。清代的“六朝”观连缀着清人下逮民初精神史的重要内涵。     

骈文在汉初的生发

骈文产生的时代及原因自来是悬而未决的问题。汉初散文骈化的原因在于它突破了先秦散文偏重于致用的功利性，以崭新的形式反映出汉代作家新的审美情趣和追求；汉初社会开明的政治氛围及统治者的提倡是骈文产生的土壤。从汉初文章骈俪的多样性和普遍性可以推知；汉初政论已具备骈文特点，骈文脱胎于散文而于汉世独立存在，骈文生发于汉初。     

西方文学与建筑

本文主要结合西方文学来审视其与建筑之交往，认为两者之所以沾亲带故的最基本的内在契合点在于围绕“人”互动；而这种互动使双方萌生创意，相得益彰；而双方相得益彰之祈盼无非是：文学渴求一种建筑感，建筑渴慕一种文学性，力图实现共同的然而又独具个性的美的追求、美的表现之欲求，以期获致发展之活力。那种认为在两者之间作比较是“危险的”论调显然差矣。     

袁枚骈文主张与骈文创作艺术

清中叶是有清一代骈文发展的鼎盛时期,清代骈文史上最有分量的骈文大家多半产生于这一阶段,而袁枚就是其中的一个佼佼者.在骈文观上,袁枚主张文分骈散是自然之理、骈散系出一源且各有价值、骈散代雄乃文学史发展的必然.袁枚骈文形成了流丽浑脱的风格特色,这是他在规抚以唐宋骈文家为代表的历代前贤、综取经史百家各种精粹的基础上,发挥才情、熔裁学识、涵纳个性而刻意创辟的结果.袁枚骈文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其中句式灵活多变、俪体散趣及议论自铸伟词、奇纵融通两方面,最能体现其特色与优长.要之,袁枚称得上是清代骈文史上无可争议的一位大家,《小仓山房外集》也称得上是一部独标高格的经典之作.     

论宋四六的“类俳”批评

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有骈文“类俳”之说。最初，批评家所言“俳”既指文章“俳偶”追求文采审美但缺乏政教意义，又指“俳谐”之文具有娱乐性而不够庄重，还指“俳优”文人作为政教体系附庸的身份处境。古文运动兴起之后，宋代出现了立足文章本体的四六批评。其所谓“类俳”是文章学层面的专门批评，强调文学审美应与思想内容统一，辩证地指出娱乐之“俳”有其得体意义，体现了宋代士大夫文人的主体性。宋四六的“类俳”批评表现了文学批评的理论创新意识，在文化史上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王国维“境界说”中的三个概念探析

王国维的境界说在中国的词学理论史上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这里从“境界”、“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三个概念出发探讨了境界说，其中“境界”是“境界说”的核心概念，是诗人主观世界与外部客观世界相结合的产物；“有我之境”、“无我之境”则是就作品中所表达的情感来说的，主要体现在创作主体与对象的审美关系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