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人性语境下的权力观

人性善恶的话题是古今中外学术争论的焦点。历史文明的差异,导致中西方形成了不同的人性观和权力观。而“性善论”与“性恶论”思想在各国政治实践的不断碰撞,一次次印证着人性善恶与权力运用的紧密关联性。市场经济条件下,官员的权力滥用和腐败现象日益高发,因此在权力规范的问题上应综合考虑性善论与性恶论的合理之处,既要对人性之善充满信心,更要警惕人性之恶,将德治与法治结合,编织制约权力腐败的制度之笼。     

国际关系中软权力的层次分析

软权力一种重要的力量形式,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人性层次、国内政治层次和国际政治层次.人性层次的软权力源于心理学上的"激励";而国内政治中的"王道"与"霸道"的关系反映的正是软权力与硬权力的关系,"王道"主张实行"仁政"和"德治"等柔性政策以维护封建统治."王道"与"霸道"上升到国际层面就是国家处理国际事务中的软权力与硬权力.郑和下西洋和朝贡体系都是古代中国运用软权力的突出典范.东西方国家在如何看待和使用软权力问题上迥然不同,其根源在于东西文化的巨大差异.     

论中西管理思想的人性假设

人性与管理密不可分。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以性善论和性恶论为代表 ,现代西方管理思想以“经济人”、“社会人”、“文化人”假设为代表。本文认为 ,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人性观为指导 ,融合中西管理人性的合理成分 ,才能建立完整科学的人性管理理论     

政治中的人性

从不同的人性体认出发,中西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的演化表现为根本不同的发展轨迹。性善论为德治、忽视制度建设提供了思想基础,性恶论则为分权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     

浅析韩非子国家治理思想的人性论基础

韩非子认为人性自利是自然现象,反对对人性作出善恶评价,跳出了性善论与性恶论的窠臼。因此,人性的拯救不能靠道德教化,而是要"顺性因情"、利用人性的自然趋势,因势利导,把人性的自利导向于有利于君主、有利于国家富强的方向。韩非子思想与儒家思想的分殊,投射到政治上,就产生了德治与法治的差别。韩非子的人性论与治理思想虽然总体上已经早已不适应封建时代后的政治环境,但对今天的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仍然有重要借鉴作用。     

论中西人性预设与社会治理模式中激励制度的建构

中西不同的人性论设定,导致了不同的治政方略和制度路径。性善论者强调通过统治者自身正向的道德激励,来实现对人民的管理,但其人性预设在本质上是与"法治"相对立的。性恶论者强调通过法律的负向激励,实现对权力的规范与制约,但却阻碍了人的主体能动性的发挥。只有在正视人性经济自利性的同时,看到人性的道德自律性,才能对当代中国社会治理模式中激励制度的建构作出科学的设计,使之成为现代公共行政的有机组成部分。     

德法和合:预防和惩治权力腐败的理想策略

一个国家究竟采取何种社会治理模式，这是由其历史条件决定的。而思想家们向治国者们推荐何种社会治理模式，这归根结底取决于他们对人性的基本估价。一般说来，性恶论者偏好法治，性善论者偏好德治。性恶论者的思路是：人性是恶的，即每个人都天然倾向于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最大限度地追求一己利益，     

荀子“性恶论”与孟子“性善论”比较研究

孟子“性善论”与荀子“性恶论”表面上对立,其实可以兼容.二者对“人性”内涵的理解是不一样的,荀子将人性视为与生俱来的原始质朴的自然属性,即对物质生活的欲求,而孟子的人性则指人在亲人、他人遇到危难、横暴等事情时天生的心态,主要指精神心理的倾向性.二者都切实有据,言之成理,但都有不合逻辑之处.性善论与性恶论实际相互补充,可整合为统一的理论.     

论先秦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人性预设

先秦儒家的政治伦理是以仁政、德治为价值指向的。因此,提倡“仁”,强调“礼”,追求德治和等级秩序和谐的先秦儒家,势必要寻找一个合理而有力的人性依据。人皆向善的人性预设,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其政治伦理思想的人性根基。     

从人性论的差异看中西政治哲学理念的分殊

比较而言 ,“德治”与“法治”分别构成中西政治哲学的核心理念。这种重大差异的一个根本原因 ,就在于中西不同的人性观。在人性的罪性或恶性的预设下 ,西方政治哲学强调用法治的形式对人进行强制性约束 ,而在其中包含的却是对自由、平等、权利、个体之价值目标的肯定和追求。中国政治哲学则在人性善的预设下 ,主张用发掘先天善心和道德教化的方式进行政治治理 ,追求政德合一 ,礼仪仁爱 ,上下尊卑 ,修己安人 ,个人、家庭、国家一体化的整体主义价值目标。立足于当代中国政治构建的立场 ,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建立起法治政治 ,但强调以法治国并不意味着与以德治国相对立。事实上 ,法治与德治应该并举互补 ,二者的作用相辅相成。关键在于 ,中国传统的德治思想必须突破和超越人治的范畴 ,必须在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两相区分的前提下 ,方可为中国当代的政治建构提供有益的文化资料。     

对文学审美品格的逆向反映——评《金瓶梅》对人性弱点无节制的展示

人性是个复杂的问题,文学艺术在表现人性上是从古至今争论不休的议题之一。对人性的看法,在我国古代哲人那里始终是莫衷一是,众说纷纭的问题,有孟子的性善论、荀子的性恶论、告子的性无善无恶论,董仲舒的“性三品”说、王充的性有善有恶论、韩愈的人性上、中、下三等新的“性三品”说、北宋的二程“天理”与“人欲”对立的人性论、明代罗钦顺“天理”与“人欲”相统一的人性论、王廷相以形气为基础的人性论、李贽功利主义的人性论等十多种观点。从总体内涵上说,人性应有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从对人的本身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功利角度上观照,人性又有优点与弱点之分,这与     

西方政治制度的人性论基础

在影响制度设计的诸因素中,对人性的态度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坚信人心向善,必然将制度的希望寄予某个至善至贤的人格化身;而主张人心皆恶,则必然预设对付人之恶德的机制。在西方政治制度的蓝本———美国宪法制定的过程中,开国元勋们始终将人心之恶视为制度应防范之首选敌人,因而强调以权力制约权力,以制度牵制人的私心。这样一种人性恶论源于基督教的救赎理论,而中国传统文化是主张人性善的,因而在某些制度设计中,我们倾向于将制度的希望寄予人格修养。前者的不足在于过分强调人性中的幽暗成分,而后者则对人性之弱点缺乏应有的预警机置,一旦伦理道德的大堤崩溃,则权力就会肆无忌惮地泛滥。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分析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源远流长、影响深远,其基本特征可概括为四个方面：人治论占主导地位,倡导“天赋王权”,法律地位卑下,成为权力的附属品和权势的工具;人性论中最具代表性的孟子的“性善论”与荀子的“性恶论”殊途同归,以道德与政治的互渗为手段,为权力绝对化提供了理论支撑;权力泛化为整个社会体系的主导运行规则,权力是谋取个体利益和社会资源的基本手段,是衡量个体地位和人生价值的基本尺度;中央高度集权和泛政治化是全能政府模式下国家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全面控制社会的两个方面,它们相伴而生、相辅相成。     

新时期的思想道德建设

江总书记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鲜明地提出了“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并把“以德治国”作为一项重要的治国方略加以强调。江总书记指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同是社会主义国家治国的方略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法制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两者虽属不同的范畴,但都是管理国家、治理社会的重要手段。现代国家固然需要强调依法治国,但同时也强调以德治国。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性规范社会成员行为,而德治则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内在和自律意识,从而达到规范行为的目的。法治和德治是一致的。     

市场经济下的法制与道德 ——新政治人的“经济政治学”分析

市场经济下的法制与道德──新政治人的“经济政治学”分析陈云引言：在开始本文之前，我想纠正一种流行的说法：人性恶是法治的依据，人性善是德治的依据──这是不科学的。人性本没有善恶，善恶之分是社会对人的行为的评价──而这些行为的出发点是什么，这才是问题的关...     

社会秩序三角:和谐社会构建途径的一种阐释

社会秩序与社会和谐密切相关。弄清社会秩序的基础,有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本文在综合性善论和性恶论两种不同人性假设及其社会治理主张的基础上,概括出人性二元论,认为人性如同一张两歧图,明暗相交,善恶并存,社会行动者如何行动,受制于道德情操、社会规范和社会强制三种基本力量,因而提出"社会秩序三角"的概念。道德情操与德治紧密相连,社会规范和社会强制与法治息息相关,和谐社会的构建既需要借助个人道德情操的力量以实现自律,也需要借助社会规范和社会强制力量以实现他律,最终实现德治与法治的有机统一。     

论卢梭的国家权力理论

卢梭的国家权力理论 ,对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和人类社会的政治发展 ,都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人的个体的“性善论”、整个社会的“性恶论”、以及政治道德化、政治神学化是卢梭国家权力理论的两个基本出发点。卢梭的国家权力理论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超越众意、克服个人利益的社会公意至高无上 ;主权者不滥用权力损害它的公民是通过道德来保证的 ;国家的主权是不可分割的 ,也是不能代表的 ;以多数人的意志能够体现公意为至高无上的权威为特征的、极端的、直接的人民民主制。卢梭国家权力理论的缺憾在于 :它不是建立在政治学而是建立在政治哲学的基础上的 ;卢梭置公意于法律之上 ,是与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历史潮流相违背的 ;卢梭坚持主权的不可分割和不可代表、反对权力制约的三权分立理论是错误的 ;卢梭关于消除所有党派、建立人民直接面对国家的极端的人民民主制是根本不可能的     

制度设计的人性基础及其在美国宪政制度中的反映

西方政治思想对于人性的善恶两面均有深刻的认识。而其设计制度的人性基础却常常是指向＂人性恶＂的,即＂制度设计的性恶论＂。性恶论作为制度设计的基础是有其必要性的。《联邦党人文集》集中体现了对人性善恶两面性的承认,利用＂制度设计的性恶论＂进行制度选择,并以尊重、关怀和彰显人性为终极目标。而这种精巧制度的设立,是自发形成的,建立在对欧洲尤其是英国传统和政治思想的确认、美国自身实际的认识和协商妥协的基础之上。     

论德治与法治的结合

21世纪要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不仅要有经济、政治方面的繁荣与稳定 ,还必须有民族文化的繁荣与复兴 ,其中 ,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 ,开发中华民族 5 0 0 0年道德文明的智慧 ,借鉴其他国家和民族的道德文化精华 ,结合中国当代社会的实际 ,实施以德治国的方略 ,使德治与法治相结合 ,已是一项十分迫切的历史任务。德治和法治相结合的思想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基础上 ,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律性认识。它要求我们 ,在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 ,必须高度重视道德建设 ,使德治与法治紧密结合、相辅…     

关系论视角下的法治辨析——兼论法治与人治、法制、德治的关系

在以何种方式治理国家方面,我国法学界曾有过三次大的讨论。在90年代后期达成共识,法治与人治的区分不在于是否由人来治理,而在于法是否具有至上权威,应当实行依法治国,彻底抛弃人治。法制一般指静态的法律制度,法治作为治国方略则指动态的法律运行体系,包含民主、平等、自由等内容。关于德治的具体内涵,法学界尚存在争议。对于德治能否作为治国方略,有的赞成,认为依法治国要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有的反对,认为不能将德治理解为与法治同级别的“他治”。当前应当淡化以德治国的提法,着力探讨法治与和谐社会的关系等理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