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及其深刻启示

探索"中国的出路"、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大问题是李达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目标,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联系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李达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路径,坚持普遍与特殊相结合是李达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根本方法,而由这三者构成的李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是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在今天,要破解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面临的迷局,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继续成为中国哲学的主潮,我们就应该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复归于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     

经济学分析法学之理论功能研究

经济学分析法学具有自己的基本概念、研究方法和理论研究体系.就理论研究成果的着眼点和适用领域而言,经济学分析法学既可以作为经济学的流派,也可以作为法学的分支.站在法学的立场上、运用经济学的原理对法律制度进行效率评价的经济学分析法学理论是法理学的一个分支.经济学分析法学能够促进法律制度的有效设置和改革,其相关理论研究对于中国现代化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学的总体特征

产生于20世纪初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学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思潮,在法理学历史和马克思主义法学发展中占有特殊地位.故科学概括并评价其总体特征,既有助于促进马克思主义法学研究,也有助于繁荣社会主义法学理论.     

规范法学:宪政法理学的理论原型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时代,“法律”性并不明显的革命法理学难堪重任。而建基于“看不见的手”、“知识就是权力”和“摈弃玄虚,追求实在”的规范法学,因其蕴涵着崇尚自由、追求民主、向往科学的内在精神,可成为建构宪政法理学的理论原型。宪政法理学将现行的法律制度作为出发点,着重分析法律渊源、法律概念、法律原则、法律规则、权利义务、法律效力、法律体系、法律责任等法律自身问题;主要研究事实认定、法律解释、法律推理、法律论证等法律技术问题。宪政法理学所研究的对象源于中国现实,涵纳当今各种重大法学理论问题,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蕴涵着丰富的理论创新点。     

哲学与法学

自从党的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得到了不断的改善和加强,大大促进了法学的发展和繁荣。今天,我国法学园地百花盛开,欣欣向荣,呈现出法制建设史上极其光辉灿烂的景象!法学之花要开得万紫千红,必然要受到其他学科的制约,首先它要受到哲学的制约和影响.不少的哲学家都十分重视法学的研究,而不少的法学家又十分重视哲学的研究。哲学是法学的理论基础,法学又是哲学的体现。两者的关系是何等的密切!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不仅是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也是法学史上的伟大变革。因为它为法学奠定了一元论的唯物史观的法律观,这就使法学成为真正科学的法学,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的社会主义法学又反转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深入探讨哲学与法学的关系,开展马克思主义法律哲学的研究,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法学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法哲学视阈中的法理学思维方法

法理学在法学中占据着特殊而重要的地位,它在为普通的部门法学研究提供方法论和价值判断上的理论支持的同时,也形成了自身独有的思维方法.本文从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的视阈来探讨法理学思维方法,并结合实际案例阐述如何运用法理学思维方法评判现实社会中的公平正义.     

法学研究的模式转换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法学"中国化"及其实现方式

目前中国法学界对西方法学理论和方法的热衷是主流现象,同时苏联法学的一些陈旧观念仍在影响着中国法学界①,而对中国的传统和现实问题却缺乏切实的关注和研究.一些具有忧患意识的学者开始呼吁注重对中国问题的研究,近期邓正来先生更是以"中国法学走向何处?"一题连发四篇宏文,对中国当下法理学的一些思潮进行批判与反思,"法学中国化"的提出即是对此批判与反思所作的一种回应.     

中国法律推理研究现状与展望

法律推理研究不仅是一个法学方法论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深刻的法理学问题,隐藏其背后的是一个法学本体论和法学认识论问题.法律推理研究在国内形成法理学界和法律逻辑学界两个阵营,前者按照现实中综合的理性思考构建推理的前提,追求审判结果的可接受性;后者按照法律的规定进行严格的逻辑推理,追求审判结果的确定性.在此背景下,形成宏观和微观视野下的法律推理研究范式,其主流倾向是主张将法律推理研究建立在综合形式推理和实质推理的基础上进行.在法制现代化、法律移植和社会转型的背景下,中国法律推理研究应放弃法律中心主义和形式主义的简单思维定势,建构转向现实主义立场、注重经验实证研究的方法.     

唯物史观中国化的标志性成果——李达的《现代社会学》探论

李达的《现代社会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启蒙传播时期唯物史观中国化的标志性成果,它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刻的阐释,建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唯物史观表述体系,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对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作了创造性的探索,赋予唯物史观以广阔的理论视野,深刻地体现了历史的唯物论和历史的辩证法的有机统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的创造性运用.     

一场法学研究范式的革命

环境法能否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该命题的成立是否对主流法理学提出了挑战,这一法学研究所面临的具有"哥德巴赫猜想"性质的新问题暨环境法学理论发展中具有长期、内在和重大影响的难题,①在法学界的争论几年来从未终止过.最近,我国著名环境法学家蔡守秋教授在其80万字的新著<调整论--对主流法理学的反思与补充>中,对环境法应该并且能够调整人与自然关系这一观点进行了深入的论证,从而引发了法学界的一场大讨论.如果环境法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命题成立,则意味着主流法理学关于法只能调整人与人关系的观点就有可能被否定或需要补充和完善.笔者认为,这一命题之所以会在法学界掀起轩然大波,关键在于争论的双方所运用的研究范式不同,切入的视角不同,乃至得出的结论有所不同.可见,讨论这一命题的意义不在于命题本身,而在于该命题所引发的一场法学研究范式的革命.     

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的理论维度及其价值

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研究的理论维度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思考的范式、理论总问题以及运用理论总问题分析当今社会提出的理论问题,还包括我们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念的变化及其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关系。因此,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史理论维度的研究不仅能更好地揭示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影响和互动关系,明确和凸显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目的,而且有利于我们把握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革创新的轨迹与理论得失,是深化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实现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价值的重要途径。     

法律史的法理学研究范式

法律史若要走出法学“边缘学科”的困境,可尝试自法律史研究旨趣的法理学论证逻辑、传统法律史叙事框架的法理学“修复”、“法理学化”的法律史研究等方面,进行研究范式重构。法律史的法理学论证逻辑,不仅要求厘清史料与史实的关系,还要求对新的史实的发现始终保持开放心态。面对传统法律史叙事只关注“历史—事实”而带来的诸多缺陷,应引入“历史—事实—原因”的法理学叙事框架予以弥补。“法理学化”的法律史分析,可在承认法律人类学“可翻译性”理论基础上,自静态与动态法理学双重视角同时展开。法律史的法理学分析范式建构是一项体系化工程,需要以跨学科视角来进行知识、方法与技术等层面的深入探究。     

倡导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范式

随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深入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范式问题逐渐引起了研究者的重视,以至于在2007年10月苏州召开的第七届"马克思哲学论坛"上,赫然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确立为论坛的核心论题。可以预计在近一个时期,如何进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与创新,将成为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界的一个热点问题。研究范式是我们理解和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维度,从以往的研究历史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经历了三种研究范式的转换,一是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教科书范式";二是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的"教科书改革范式";三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后教科书范式",这后一种研究范式时期众声喧哗,呈现出新旧范式交替的特征,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尤其需要我们对以往的研究范式进行认真和深入反思,进而探索和创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式。下面这组专题讨论文章,从各自的角度探讨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和创新问题,我们希望通过这种专题讨论的形式,促使学术界同行加强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共同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繁荣发展。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转换的基础与原则

随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深入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范式问题逐渐引起了研究者的重视,以至于在2007年10月苏州召开的第七届"马克思哲学论坛"上,赫然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确立为论坛的核心论题。可以预计在近一个时期,如何进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与创新,将成为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界的一个热点问题。研究范式是我们理解和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维度,从以往的研究历史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经历了三种研究范式的转换,一是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教科书范式";二是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的"教科书改革范式";三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后教科书范式",这后一种研究范式时期众声喧哗,呈现出新旧范式交替的特征,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尤其需要我们对以往的研究范式进行认真和深入反思,进而探索和创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式。下面这组专题讨论文章,从各自的角度探讨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和创新问题,我们希望通过这种专题讨论的形式,促使学术界同行加强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共同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繁荣发展。     

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百年历程

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构建科学化现代化中国法学的必由之路.在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百年历史进程中,党领导人民创立了毛泽东法律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习近平法治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三次伟大历史 性飞跃.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这三大理论成果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法治领域的实践智慧、理论创新、制度构建,体现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党在各个时期的主要代表在推进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中的独创性、原创性、集成性贡献,凝聚了我国法学研究的优秀成果和思想精华,标记下我们党持续推进法学理论创新的百年历程.     

侯外庐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中国运用

侯外庐的中国哲学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运用的重要成果。侯外庐对中国哲学的思考包括历史、宗教和社会三个维度,三者分别体现出他对中国哲学的历史性思考、结构性思考和现实性思考,彼此之间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反映出侯外庐自觉运用马克思唯物主义解决中国学术和社会问题的现实关切。这些研究观点和方法论有助于我们从学术研究角度明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范式”的建设途径以及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方向。     

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中国法学在近二十余年的发展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显现出一些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经济全球化和法律趋同的进程,使中国法学在面临全新机遇的同时,也遭遇到了全面的挑战,并直接提出了“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而深刻的问题。邓正来先生就此撰文指出,当下中国法学的根本问题,是未能为评价、批判和指引中国法制发展提供作为理论判断和方向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中国法学场域的主流理论,皆受制于一种“西方现代化范式”的支配。据此,中国法学必须结束这个受“西方现代性范式”支配的法学旧时代,开启一个自觉研究“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新时代。该问题的提出,在法学界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包括批评和交流。本刊择取若干论文,连同邓正来先生的回应予以发表,以期将该问题的讨论和研究推向深入。     

反思与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范式

20世纪70年代以来政治哲学复兴,而在时代要求、中国现实与理论挑战的推动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也逐渐成为显学。反思研究过程中出现的几种各有得失的理论进路,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范式面临的前提性问题在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以及当代中国需要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领域定位、现实依据、理论维度、立体动态、旨趣倾向、研究路径和目标指向为结构内容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范式构想。     

道德对法律进行审视何以可能——以哈特的实践理性观为视角

自从法律出现以后,关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一直是法学家和哲学家们所重点关注和研究的问题.在近代以前,法学一直没有摆脱其哲学的附庸的身份,这导致法律在实践中可操作性较差.又由于受到不确定的价值考量因素的影响,使法律的统一性难以得到有效地保障.直到19世纪初,英国著名的法理学家奥斯丁开创实证主义法学,才使法学摆脱这种尴尬局面.但是由于传统实证主义法学自身理论的缺陷性,无法应对自然法学理论上的挑战和具体的司法实践,为此,20世纪英语世界最伟大的法学家哈特在对传统实证主义法学扬弃的基础上创立了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强调了法律的可操作性和统一性要求,是法律实践理性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