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士禛的诗歌创作

在清代诗坛上,王士禛被誉为“一代正宗”(《随园诗话》)。宋荦在《蚕尾集序》中说:“予以谓先生在本朝卓然为一大家亡疑,如东坡、山谷之在宋,遗山、道园之在元。”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卷四说:渔洋少岁即见重于牧斋尚书,后学殖日富,声威日高,宇内尊为诗坛圭臬,突过黄初,经其身无异辞。”《四库全书总目》卷173在评价王士禛的《精华录》时说:“当康熙中,其声望奔走天下,凡刊刻诗集无不称渔洋山人评点者,无不冠以渔洋山人序者,下至委巷小说,如     

王士禛诗文集的删定与清代文字狱——碑刻所见王士禛集外诗的史料印证

今陕西汉中市勉县武侯祠保存的《阮亭题诗碑》题有王士禛《过沔县谒丞相武侯祠》第二首,传世王士禛诗文集都未收录.此诗系王士禛于康熙十一年闰七月十一日谒沔县诸葛武侯祠时所作,晚年感觉到文字狱有山雨欲来之势,故删去,未收入其诗集,《熙朝新语》中的相关记载可以印证.通过《日下旧闻考》删诗和《列朝诗集》被禁毁两例事件,也可以从侧面印证《过沔县谒丞相武侯祠》第二首被删的原因.结合诗歌押韵和格律形式,可以断定其首句当以《阮亭题诗碑》所录为是,《熙朝新语》卷二所栽“青”字当作“侵”.     

典范的视距：王士禛与清初诗、记文体的并行创作

文学家的典范意识与文学实践密不可分,“典范的视距”影响具体的创作过程。清初王士禛的《蜀道集》与《蜀道驿程记》采用诗、记文体并行创作的方式,具有强烈的典范意识：接续远典范的意图与树立新典范的渴望。从纵向来看,王士禛基于“为我所用”的征引策略,通过“行记作者”“诗人”“诗论者”的三重身份来重构作品与远典范的关系,凸显创作能动性并消解了远典范的部分压力。从横向来看,王士禛的诗歌和行记注重时代特征,合力表现清初蜀地的社会风貌和“世变”之感,两种文体功能互补与主题一致的联动构成了有机的文学整体。王士禛对表达方式和内容的自觉追求塑造了近视距的新典范,深刻影响到清初诗、记二体并行创作的风气。     

论清初新城王氏与益都赵氏家族文学上的交叉影响

新城王氏家族与益都赵氏家族均为明清时期山东著名的青箱世家,在文学创作上存在着世系间的交叉影响。赵进美清真绝俗的诗风以及创新求变的诗论,影响了王士禛神韵诗风的形成。赵进美词作中以诗为词的雅化倾向,亦是王士禛所追求的。王士禛的诗论及创作又影响了赵执端与赵执信;赵执端其诗继承王士禛清空一脉;赵执信诗中有人、诗外有事的诗论则是对诗坛神韵流弊的修正。这一文学现象在家族文学与地域文学研究中十分独特,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孟子与经学

<正> 赵岐说:“孟子通五经,尤长于《诗》《书》。”(《孟子题辞》)可见孟子也是传经之儒。孟子于五经中,除了《易经》没有讲到以外,其余《诗》《书》《礼》《乐》《春秋》都有所论述。 (一)孟子论诗司马迁说:孟子与其徒公孙丑之属,“叙《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史记·孟荀列传》)所以赵岐说他“尤长于《诗》《书》”。现在《孟子》中引《诗》论诗的,不下三四十则,可见司马迁、赵岐之说是有充分根据的。《孟子》中讲到诗的兴衰,他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孟子·离娄下》,以下     

王士禛的诗歌创作与理论

王士禛诗歌创作与理论的特点有二:一是有意识与现实生活保持一定距离。士禛提出“远”的概念,其含义是既反映现实,但又将现实放在远离自己的时空中进行观照,与现实保持一种不即不离的状态。他的诗之所以显得朦胧虚幻、情韵淡远,正是“距离”所产生的艺术效果。二是寻求物我对应。士禛主张以禅悟诗,提倡感悟,即在创作过程中平求主客体的对应。当主体与客体不期而遇时,对应便产生了,它表现为突然的发现与领悟。他的诗多系兴会神到的偶然之作,这正是物我对应的结果。     

新旧文人的和谐唱和——乙巳上巳水绘园修禊的多重风景

冒襄和王士禛共同参与的乙巳上巳水绘园修禊是新旧文人间的一次和谐唱和。本次雅集以篇什之富、兴趣之豪、主宾之美而深受文人企羡。在此次雅集中,诗人们一反自己平日的诗风,模仿王士禛在扬州期间的创作风格,而王士禛在此次雅集中的一般应酬之作,也得到遗民们的交口称赞。隐藏在和谐唱和背后的是遗民和仕清新贵各自不同的情感需求和利益需求。本次雅集是王士禛初期"神韵"诗在不同身份的文人间的一次成功创作实践,是之后这一诗歌风格迎合统治者口味,并为各阶层文人普遍接受的一个前兆。     

梁启超与袁崇焕研究

本世纪初最早以近代学术方法研究袁督师,从而在袁崇焕研究领域做出开拓性贡献的,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学问家梁启超.梁启超的家乡广东新会县是南宋朝廷抵抗元兵,作最后一战之地.他在孩提时代就从祖父的讲述中了解亡宋、亡明史事.其《三十自述》载:“四五岁就王父及母膝下授四书、《诗经》,夜则就睡王父榻,日与言古豪杰哲人嘉言懿行,而尤喜举亡宋、亡明国难之事,津津道之.”     

《齐风·东方未明》正解

<正> 《诗经·齐风·东方未明》是春秋时代齐国的诗。全诗三章章四句:“东方未明,颠倒衣裳。颠之倒之,自公召之。东方未晞,颠倒裳衣,倒之颠之,自公令之。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辰夜,不夙则莫。《诗序》云:“《东方未明》,刺无节也。朝廷兴居无节,号令不时,挈壶氏不能掌其职焉。”近代研究《诗经》者都不同意《诗序之说》。例如余冠英先生的《诗经选》说:“这首诗写劳苦的人民为了当官差,应徭役,早晚都不得休息。监工的人瞪目而视,一刻都不放松。”袁梅先生的《诗经译注》说:“这是周代一个小官吏,苦于差役纷繁,他没早没晚地替官府当差,使他寝食不安,满腔怨恨。这首诗反映了周代奴隶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等级制度造成的上下差别与对立。”高亨先生     

唐五代诗话目录中诗话作品选录标准析论

分析唐五代诗话目录可知,诗话作品的选录标准实为“唐五代诗论”.唐五代诗话不应等同于唐五代诗论,而应作为唐五代诗论的一种,与诗品、诗格、诗句图、论诗诗、诗序等其他诗论形式共同构建唐五代诗论.唐五代诗话作品选取标准应为“狭义诗话”,作品只应包含与北宋初期诗话内容、体例皆相近的唐人“本事类”作品及宋后创作的四部以诗话为名的作品:尤袤的《全唐诗话》,孙涛的《全唐诗话续编》,沈炳巽的《续唐诗话》,王士禛、郑方坤的《五代诗话》.     

诗言性情说

一般认为,中国古代诗学的基本观念是主张表现。这是我们普遍都同意的。表现什么呢?情感,这似乎也已成定论。有时候,已成定论的看法常常是可以讨论的。古代诗学文献中大量的诗言“性情”的议论迫使我们对这一定论重新进行审视。刘勰《文心雕龙·征圣》说:“夫作者曰圣,述者曰明,陶铸性情,功在上哲。”《情采》说:“文质附于性情”。钟嵘《诗品序》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皎然《诗式·重意诗例》说:“但见性情,不睹文字,盖诗道之极也。”这种议论在宋元以后更多。宋代吕祖谦说:“诗者,人之性情而已”。文天祥说:“诗所以发性情之和也。性情未发,诗为无声:     

王士禛五载扬州的文学活动与成绩

王士禛是清初神韵派的领袖，被奉为“一代正宗”，扬　州五载是其辉煌艺术人生的起点。他“在广陵，昼了公事，夜接词人”，结交遗民隐逸，举　行大型酬唱活动，创作了大量的含蓄深婉、富有言外之意的神韵诗，为诗学开辟了新境界，　受到钱谦益、吴伟业等诗坛大老的赏识援引。扬州的文学活动与成绩在其一生中具有决定性　的意义。     

《文心雕龙·明诗》篇新探

《文心雕龙·明诗》篇是刘勰关于诗歌创作的专论,它比较具体地评论了从先秦到魏晋各个历史时期的代表作家和作品,提出了关于诗歌创作的一些理论问题,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下面我们从四个方面作一点探讨。一在《明诗》篇,刘勰论诗,首先提出“诗言志”的问题。他说:“大舜云:诗言志,歌永言,圣谟所析,义已明矣。”有的同志据此而得出结论说,刘勰提出“诗言志”的主张,是从儒家思想出发,和缘情一派成了对立面。清汪师韩则提出相反的看法,他在《诗学纂闻》中说:“刘彦和明诗亦曰:‘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以绮丽说诗,后之君子斥为不知理义之     

"诗亡而后春秋作"新解:韵文史诗向散文史书的嬗递

“《诗》亡而后《春秋》作” ,通常的解释是《诗经》因王者之迹熄而式微 ,《春秋》应运而继之代兴 ,世风大变。这种释义对文体递变和记史方式的演变未加注意。本文认为不但可以从政治义理上解读成“《诗》亡而后《春秋》作” ,更可以从记史方式的韵散嬗递上解读成“诗”亡而后“春秋”作。“诗”指“史诗”类记史记事韵文 ,而“春秋”则指散文体史书。《诗》亡而后《春秋》作是历史叙事方式的重大转变     

谢脁及其诗

谢脁字玄晖,南齐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县)人,家也显赫,与琅琊王氏齐名,号称世族之首。《南史》本传称脁“少好学,有美名,文章清丽”,并非虚语。当时人很推重脁诗,文坛领袖沈约认为他的诗是二百年来从没有过的作品(《南齐书》本传),有重名无所与让的刘孝绰常把他的诗置几案间,动静辄讽味(《颜氏家训》),连梁武帝萧衍也备加称道说:“三日不读谢诗,便觉口臭”(《本事诗》)。后代作家受他的影响和对他的推崇就更多了,如李白论诗“目无往古”,而一生低首于脁(见王士(礻真)《论诗绝句》),如杜甫也说脁诗“篇篇堪讽诵”(见《寄岑嘉州》),其他就无须多述。 关于脁的身世,论者不一。就其死来说:有的说是因事牵连(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有的说是被诬(北京大学编《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有的说是由于畏祸(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以下     

“赋比兴”今释

<正> 自从《论语》中说:“诗可以兴”,“兴于诗”,两千多年来,关于赋、比、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汉代经学家郑玄说:“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把“比兴”训为“美刺”“讽喻”,于是众儒便索隐影射、穿凿附会,把“比兴”解释为讽刺社会现象、宣扬道德伦理的诗的社会作用,以合于“文以载道”。刘勰也说过:“环臀以托讽”,“诗刺道丧,故兴义销亡”。这算是社会作用说。还有文体说。章炳麟《国故论衡·六诗说》中把“赋比兴”与“风雅颂”统称为诗的六种类型。朱自清也怀疑:“赋比兴”“原来大概是乐歌的名称,和风雅颂一样。”①此说本于《周礼》:“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在《毛诗传》中变称为     

略论孙奇逢对于明亡的几点反思

孙奇逢是畿南容城一位颇有头脑的封建文人。他从明末社会诸多不正常的现象中,便预感到明朝行将灭亡。面对农民革命风暴,他曾出面组织封建武装,对抗农民起义,最终亲身经历了明王朝大厦坍塌、清王朝定鼎北京、土地为从龙诸贵圈占而扫地出门的极大痛苦。他反思历史,认为“明不亡于逆闯而亡于逆珰。”在其总结的历史经验中虽有不少感性的东西,但也有颇多理性色彩。比如,他恨透了李自成农民起义,却不把朱明灭亡归罪李自成农民起义,而是透过李自成亡明的历史事实,正确地问罪于明朝皇帝,问罪于明朝的专制统治,他的确不失为是历史上一位有远见卓识的思想家。 一、“与民为仇者,民必胜之” 在封建社会,没有哪个皇帝不想一世万世地统治下去。但是主观愿望代替不了历史的客观发展变化。孙奇逢说:“从古无平而不陂之理。”天下事“总之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夏峰集》)103页、258页)这是不以人们的意     

《诗》古训在文化史研究中的价值

《论语》记载了孔子对他的儿子鲤谈《诗》的两段话.《季氏》:孔子问鲤“学《诗》乎?”鲤答:“未也.”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也.”《阳货》:孔子问鲤:“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孔子还对他的学生们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孔子认为,不学《诗》就不会表达思想;连《周南》《召南》都没有读,那就好比面对一堵墙,对社会交往常识一无所知.《诗》有兴、观、群、怨四种功能.不学诗,就缺少士大夫的共同语言,无法理解别人言谈中的引语譬喻(兴);就缺少见识,不能通过风俗察觉国过之盛衰(观);就无法与同僚聚会,切磋探讨(群):“更谈不到运用诗句发表政见,讽喻上司(怨).不学《诗》,近不能事父,远不能事君,也缺少关于自然界的常识.     

论徐光启《诗》学及其贡献

明代是《诗经》研究由经学向文学转变的一个重要时期,徐光启代表了这个时期《诗经》文学研究的最高成就。他于汉儒“美刺”“比兴”说与宋儒“纲常”“义理”说之外,从《诗经》文学的本质出发,提出了“《诗》在言外”的《诗》学理论,为《诗》学研究的转向,完成了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并以此理论为核心,对《诗经》作品从多个角度作了认真、细致、全面、深刻的分析,在晚明产生了很大影响,对中国《诗》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从《宋论》看王船山关于“陋宋”的观点——兼论船山的政治思想

<正> 王船山是我国十七世纪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又是杰出的史论家和爱国主义者.史论是船山学说的一个重要方面。他论史的一大特色,就是通过对历代的兴替、存亡、得失的总结,作为“求治之资”。所以他的史论,往往就是他的政论,真实地表达了他的政治思想。他在论史时曾经批判过“孤秦”和“陋宋”,特别是指责宋代统治者,因“陋”而使国敝,先陷于女真,终亡于蒙古,溃决了“华夷之大防”。显然,这是他联系到当时明亡于清的现实,有感而发。本文拟从他在《宋论》中提出的关于“陋宋”的观点,作一些考察,进而对他的政治思想作一些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