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曾国藩与何桂清争夺江浙地盘的斗争

反动派内部,为了争权夺利,各树门墙,派系众多,互相倾轧排挤,自古已然。一八五四年春,曾国藩筹建成地主武装湘军,他说:湘军“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弁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弁挑选,勇丁由什长挑选。譬之木焉,统领如根,由根而生干、生枝、生叶,皆一气所贯通。是以口粮虽出自公款,而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皆若受其私惠”,故能唯命是从。实际上,统领皆由曾国藩精心选择委派,“譬之木焉”,曾国藩是根,统领是干,营官、哨弁是枝叶。统领、营官等的官职、薪俸虽出于朝廷,但统领等感曾国藩委派之恩,“皆若受其私惠”。因此,曾国藩对洲军拥有绝对的指挥权,也只有他能指挥湘军。湘军是近代中国第一支军阀队伍,曾国藩是近代中国的第一个军阀。曾国藩统率的湘军又是一支独立于八旗、绿营兵之外的队伍,     

夏福礼关于太平军在宁波的报告辨误

一八五一年洪秀全在广西发动金田起义,揭开了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序幕。此时马克思移居伦敦已近两年,他对于遥远的中华帝国发生的这场革命寄予热情的关注。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马克思在一八五三年五月写的论文《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说中国的起义“已经汇合成一个强大的革命”,“可以大胆预言,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普遍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时隔九年之后,马克思在《中国纪事》一文中,却一反原先的态度,用十分激烈的言辞抨击太平天国,说它是“灾星”,是“魔鬼的化身”,“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没有任何口号,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     

宋代胥吏出职与差遣制度研究

宋代，在中央及地方各级官府内均有大批从事具体行政工作的胥吏，其中，中央百司与地方监司、州郡一级的吏人可出职入流，跻身于低级官员的行列。南宋人赵升在《朝野类要》卷三中说：“内外百司吏职及诸州、监司吏人，皆有年劳补官法，俗谓之‘出职’是也。免铨试，径注差遣。”北宋初年，诸事草创，胥吏出职亦无定制；直到真宗朝，才对胥吏的出职年限、出职授官和授官勒留等作了初步规定。［１］本文着重探讨宋代胥吏出职方式以及授官、差遣等问题     

《天兄圣旨》中“团方”“团圆”新证

太平天国印书是研究太平天国史最重要的本证。王庆成同志从伦敦英国图书馆摄回的《天兄圣旨》两卷,无疑是太平天国的文献珍品。在此之前,见于文献记载的,萧朝贵假托天兄下凡传言仅有六次①。而新发现的《天兄圣旨》却记录下戊申年(1848年)九月至壬子二年(1852年)三月十五日这段期间的“天兄一百二十余次下凡事”②。其重要的史料价值是不言而喻的。本文拟就《天兄圣旨》中明确提到金田起义前的“团方”“团圆”及其有关史事进行一番考索。“团方”一词,其它太平天国印书中从未出现过,唯见于《天兄圣旨》记载。庚戌年八月初五日(1850年9月10日),萧朝贵在洪山假托“天兄劳心下凡”传言说:“这团方有人不守天条,该杖几百。”初六     

李秀成未封“护国军师”考辨——李生香印文释义订误

郭若愚编《太平天国革命文物图录·补编》缉入忠王李秀成于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发给陈金荣的田凭一件,骑缝上盖“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开朝勋臣护国军师忠殿户部尚书李生香”双龙纹硃印。郦纯《太平天国制度初探》以为“护国军师”系李秀成,并据以论证李秀成于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巳膺封军师(见该书增订本第257页)。这是一种误解。按太平天国有朝官、属官之分。属官有以朝官兼任者,地位较尊,印章上都刻姓名。例如,见之于吴江“计彩化门牌”的“太平天国御林王亲真忠报国懋天福任西殿属官领袖萧朝兴”(《近代史资料》1955年第1期第37页)。又如忠王于壬戌十二年九月十五日准抚天侯徐少蘧病假的“瑞批”所盖的“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开朝勋臣侣天安兼忠殿吏部主编修董敖侣”(《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208页)。也有不由朝官兼任的     

关于太平天国的“天王”“主”“万岁”问题——与郭毅生同志商榷

太平天国洪秀全称天王,但首义有东、西、南、北、翼等五王,后且累封至二千余王;洪秀全称“真主”,而太平天国除“真主”外,尚有所谓“上主”、“救世主”、“幼主”、“赎病主”;洪秀全称“万岁”,而太平天国初期“万岁”有四位,后因杨秀清逼封,有五位,后期则有八位。这种特殊的现象,其实质如何?颇有加以探讨的必要。《历史研究》一九七八年第六期发表了郭毅生同志的《如何评价杨秀清》一文,对此谈了他自己的看法,惜郭文结论并不符合历史实际。嗣后不少同志都表示异议,但那些文章的重点皆放在对“天京事变”的探讨上,对上述所谓“六王”、“五主”、“多万岁”问题,则语焉不详,使人不甚了然。笔者有鉴及此,愿将考察所得,贡献于诸治太平天国史的专家和同志们。     

有感于凉亭“古训”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图书馆前面有一座古色古香的凉亭，其柱子上镌刻着五条古训：“仲尼之言回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于舆之言曰夫人必自海而后人海之；武侯之言曰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武穆之言曰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命；亭林之言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焉。”这五条古训借镌刻者那娟秀有力的隶体字透出中国传统美德固有的生命力。 “仲尼之言日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仲尼”是孔子的字。孔子把“信”作为“恭、宽、信、敏、惠”五德之一，这五德都是“仁”的内容。“信”为诚实讲信用之意。孔子认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     

跋“哥扎宋哥屯谋克印”

1976年,在黑龙江省依兰县城南40余里牡丹江畔的达连河公社晨兴六队,出土一颗金代的谋克印。印面篆书“哥扎宋哥屯谋克印”,印背左右凿字两行,左作“少府监造”,右作“大定十年正月”。铜印左侧刻有楷书边款,文作“系宋哥屯谋克下”。大定为金朝第五个皇帝金世宗完颜雍的年号,大定十年为公元1170年,上距阿骨打建金55年,下距蒙古灭金64年,这是一颗金代中期的官印。金代的官印一般由尚书礼部铸造颁发。少府监“掌邦国百工营造之事”,其下有尚方署,掌造金银器物。官印多由金、银、铜为之,故少府监间亦有铸造官印之事。传世的金代官印,有一部分是由少府监制造的。     

呤唎助守太平军九洑洲炮台说质疑

英国友人“太平军上校”呤唎(A·F·Lindley1840—1873),1866年在伦敦出版了《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文译名)一书。自述了他在太平天国从军四年的历史。人们历来都认为呤唎曾助守过天京江面的太平军九洑洲炮台,后炮台失守,呤唎负伤,妻子玛丽阵亡。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牟安世《太平天国》、茅家琦《太平天国兴亡史》和《辞海·中国近代史》等均持此说。考九洑洲在江苏江浦县浦口镇金汤门南十余里,与南岸的下关遥遥相对。太平军在此设有要塞,拱卫天京。清方奏报称:“查金陵城下,分内江、外江,中为七里洲,横亘江心,有贼垒四座。     

《太平天国词语与避讳研究》序

《太平天国词语与避讳研究》是史式、吴良祚两位同志新的科研成果,史式同志撰写《太平天国词语研究》,吴良祚同志撰写《太平天国避讳研究》。研究太平天国的语言文字不是一件易事。十年前我给史式同志所撰《太平天国词语汇释》写的序就说过:“要了解太平天国词语不是一件易事,曾有一位研究过的人说是与甲骨文有同样的困难。这话虽然夸大了,但却说明的确不是一件易事。”近来又听说“史学界也有人认为研究太平天国的语言文字是蚂蚁啃骨头,费力多而收获小。”但是,这两位作者却长期埋头于这种不起眼的工作,乐此不疲。史式同志在十年前就撰成了四十余万字的《太平天国词语汇释》一书;吴良祚同志十多年来发表了数十篇很有学术价值的有关太平天国词语     

太平天国天京突围人员考略

1864年7月19日,太平天国天京城失陷。曾国藩八百里红旗报捷:“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但据《李秀成自述别录》:“城破时,城中不过三万人,除居民之外,贼兵不过万余人,能守城者不过三四千人”。英国驻镇江领事艾德金(Adkins)于城陷后一星期到南京参观,据其致英外相罗塞尔报告书,城内能战太平军约一万人。又有外人估计,城内战士最多不过一万人,其中城破逃出一千五百人,被杀者七千人。对此,罗尔纲先生早已考辨曾国藩虚报战功之谬妄(见《太平天国史记载订谬集》)。简又文先生也综述其要,认为“其时天京城内全体人口共约三万人,太平军占其半,能守城作战者不过三、四千人,其余万余人,除大小文官之外,则大都是各处太平军留京之眷属,或老弱孤寡伤病残废,及各王府留守之少数属下人员与卫士,所谓居民实无几耳“(《太平天国全史》卷下)。     

近代日本“国民皆兵”体制的原点——山县有朋的征兵制改革

发生于1873年的征兵制改革,是日本明治维新后迅速实现“富国强兵”并完成军事近代化转型的重要环节,也是近代日本“国民皆兵”体制形成的原点。明治维新初期,山县有朋作为日本军制改革的实际领导者,主导了从中央军队到国家军队的建设与改革。在这一过程中,山县有朋始终秉承“国民皆兵”主义的建军理念,效仿西方军事制度并结合日本的现实国情,制定了实施征兵制的具体方案,在建立征兵制与构建近代日本的“国民皆兵”体制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近代日本的征兵制度打破了封建武士集团对国家军事的垄断,契合了“四民平等”的近代精神,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另一方面,征兵制的成立是以强化中央集权和对外侵略扩张为出发点,带有浓厚的军国主义色彩。     

战国“文武分职说”质疑

战国“文武分职说”质疑马丁马丁，男，１９５８年生，杭州师范学院历史系讲师。《尉缭子·原官篇》尝言：“官分文武。王之二术也。”《六韬·文韬·武韬·举贤》亦云：“将相分职，而各以官名举人，按名督实。”其他诸如《韩非子》等文献典籍也有类似说法、就是指在中央...     

“珠堂事件”初探

《天兄圣旨》有几处记载,隐约反映了“珠堂”人与杨秀清、萧朝贵争着拥戴洪秀全的情况。王庆成同志最早提出“珠堂”问题:“珠堂之名在《天兄圣旨》中出现多次,旁有双竖符号,是一地名。……在天兄看来,珠堂的很多人是不可依靠的,但在此次同洪秀全的对话中却说‘珠堂帮得尔’,决不可能是真话。”罗尔纲先生则在《〈天兄圣旨〉中关于金田起义贵县事的文献》一文的案语中进一步指出: 珠堂事件发生于贵县,珠堂是否地名? 在贵县何处? 其事关系到金田起义前内部斗争至大,必须找寻一些线索,去追查出来。笔者不揣冒昧,试就《天兄圣旨》中的本证,参以其他文献资料,对“珠堂”和“珠堂事件”作初步的探索。在写作过程中,承蒙罗尔纲先生和王庆成同志鼓励和帮助,谨此志谢。     

《太平天国史丛书》问世

广西人民出版社《太平天国史丛书》的出版,被海内外学术界誉为“树旗之举”。该丛收全面总结百余年来,特别是建国四十年来太史研究的成果,并使其提高到更高的境界,它内容全面系统,包罗了太平天国的政洽、经济、军事、外交、人物等各方面(含对立面),将出版专著及人物传记20种,每种30万至40余万字不等。罗尔纲先生担任丛书编委顾问,钟文典教授任主编,各书的作者都是我国在这方面有卓见的专家,他们严格按照“全、新、深”的三字方针精心撰写,因此保证了本丛书在太平天国史研究领域的权威性,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长久的保存价值。     

论徐积对荀子人性论的辨正

“徐积作为宋代理学之一员，站在性善论的立场对苟子人性论展开阐释与批评。徐积驳斥苟子人性论的论证依据，否定苟子以人有欲善心理来论证性恶的做法。针对苟子将性、情同质化的思想倾向，徐积力辩性、情之别；此外，徐积也力斥苟子将耳目之官视为性的做法。对于苟子的礼伪论，徐积指责其“伪”为“虚伪”，这种指责并非徐积对苟子的无理攻击，而是其基于不同的学术立场对苟子思想作出的必然评价。徐积对苟子人性论的诸多辨正，其中确有切中苟学关键之处，但也存在着以己度人、误解苟子之处。     

南街村支书细说“外圆内方”

一个很奇特的村庄里政治空气特别浓厚。村里广场中央矗立着一尊汉白玉的毛主席雕像，周围是苍翠的松柏、灿烂的鲜花。广场四角各树一支800瓦的目光灯柱，人夜银光如昼，雕像光芒四射。全副武装的民兵一天24小时在这里站岗放哨，风雨无阻，自打不动。毛主席雕像的底座上赫然镌刻着“村党总支怀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村里广据每天的开始曲是“大海航行江航手”。村民们在集体场合唱的也都是革命歌曲。这里特别富裕。社区里楼房高大激亮，马路宽阔整洁，街灯整齐耸立。企业就在小区里，没有巴音，没有污染，严然一座花园。村民住宅楼宽敞明…     

太平天国避讳制度述论

(一)太平天国避讳制度的产生与发展避讳在太平天国,既是重要的礼制,又是盛行的习俗。探讨这种礼俗,是太平天国文化史研究的一个不可忽视的课题。太平天国实行避讳制度,原本出于农民进行反清王朝斗争的需要。但是这种礼俗,植根于宗法式农民经济的土壤,浸透了封建宗法与三纲五常的毒素,表现了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者思想意识的落后面,很快就成为建立新王朝的一种手段。太平天国明文规定避讳字样,始见于辛开元年(1851年)十月二十五日《永安封王诏》。“天父”才是真神,才是上,才是帝,才是爷,“天父天兄”才是圣。其余不得僭称;呼称天王洪秀全“为主则止”,不宣称上称圣,免致“冒犯天父天兄”;左辅、右弼、前导、后护各军师,也不得称为王爷,乃分别封为东、     

关东军自治指导部始末

“九、一八”事变期间,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在辽宁省设立了以日本人为主体的自治指导部。自1931年11月至1932年4月,自治指导部统辖关东军占领区辽宁各市县伪政权,为建立伪满洲国作了准备,伪满洲国成立之后,这种控制殖民地政权方式推行到整个东北,成为东北殖民地十四年政治统治的基本形式。     

辽朝提辖司考

提辖司之名见于《辽史·营卫志》和《兵卫志》,提辖司又称制置司、提辖制置司等,在辽朝是分封制下的宫卫私属人户的管理机构。辽朝先后所设置的提辖司数目不少于六十二个,地点至少应有上京、中京、南京、西京、东京、奉圣州、平州、怀州、黑水河等九地。提辖司并非仅有军事职能,同时具有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职能。从提辖司设于诸宫卫,任提辖使者皆为汉官,可推断其所掌之事为诸宫卫中的汉人事务,即掌管各斡鲁朵的宫分虬军、隶宫民户户口、生产活动、治安与教化等日常管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