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与满清政权汉化状况之比较

汉化是我国历史上每个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后所必须面对的重大命题,蒙元和满清政权在兴起后,都在不同程度上推行汉化,沿用中原政治文明成果,重用汉族儒生,学习汉族的文化经典。尽管汉化并不是决定蒙元与满清政权兴衰的唯一因素,但是汉化对于这两个少数民族政权的影响是巨大的。少数民族政权汉化水平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它们在中原统治是否长久。蒙元入主中原后无意于系统深入地推进政权的汉化,政权汉化水平较低,在中原立国不到百年之际便匆匆退回草原故地。对比之下,满清政权的汉化水平较高,在中原地区的统治得以延续两百多年。     

十六国北朝时期祖源攀附现象考论

十六国北朝时期,伴随着少数民族纷纷南下并建立不同政权,如何在汉文明地区加强其政权的执政合法性便成为统治者在意识形态的构建中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少数民族在祖源认同方面的变化,尤其是五胡攀附华夏族祖先黄帝（或炎帝）乃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意识形态建构的重要内容,也是对先秦以来对汉文明认同的具体历史实践过程的进一步发展。另外,南下中原的少数民族的汉化过程,实质也就是其族群历史记忆的诠释与再诠释过程。     

浅谈十六国政权统治的主要特点

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人主北方,是我国历史上一段分裂割据时期。在十六国政权中有十三个（三凉、三燕、三秦、两越、夏、成汉）政权是由少数民族——五胡（匈奴、揭、鲜卑、氏、羌）建立的。这些政权存在的时间有长短、统治区域有大小、统治手段有差异,且之间相互攻伐争战不已。那么这些胡族政权的统治具有哪些主要特点呢？本文试就此加以简单论述。1、经济方面实行封建剥削,发展农业生产。尽管这些民族原来自身发展水平不高、汉化程度不深,但统治中原地区以后,处于封建经济的汪洋大海包围之中,又从巩固自身统治着眼,他们不得不放弃本…     

辽、宋、金、元时期各族的中华意识评析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从历史上说,中华民族的形成经历了秦统一和元统一两个重要的历史时期。秦统一是以少数民族的汉化为主要特征;元的统一,则以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共创中华意识为主要特征。本文试就辽、宋、金、元时期各民族的中华意识,做一粗浅的评述。 五代十国以后,在中国出现了多民族封建王朝并存的现象。这是自唐代以来,统一的封建中央之下,地方民族政权向更高发展的结果。历史的发展不仅在地方出现民族政权,而且在地方还出现了少数民族封建王朝。这种并存与宋代以前的分裂不同。从整体看,中原封建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朝贡作为一种重要经济联系,而成为同一个国家内共同经济生活的标志,并为元朝的统一奠定了基础。从民族意识变化看,这时期的少数民族开始自觉地增强了中华意识。这与历史上少数民族的“汉”化是根本不同的。“汉”有两重含义:     

五胡十六国时期我国少数民族政权法律制度及其汉化进程

五胡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的汉化，并非是其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是出于少数民族政权政治统治的目的，故在汉化过程中，法律的强制手段必不可少；同时，法律制度作为汉化的目标之一，它也必然为各政权所重视。进入中原建立了政权的各少数民族统治者大多在其统治区域内建立了较为完整的法律制度并严格执行，这为加速各少数民族汉化的进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政权典章制度的汉化

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政权在典章制度上的汉化,主要包括藉田、官制、朝仪、律令、崇儒、征隐逸、建学校、养老敬老等方面.汉化的结果,带来这些政权的进步,也标志着当时社会的整体进步.这种进步是少数民族及汉族共同努力的结果.     

北魏统一中原前十六国政权的汉化先声

北魏统一中原前十六国政权的汉化先声,是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十六国前后135年间,匈奴、羯、氐、羌、鲜卑先后建立的诸胡族政权,通过民族族源上的寻根认同、政治制度上的华夷互化、统治思想上的德天相辅、经济领域中的以农为本、文化领域中的尊儒重教,推动本民族的汉化与封建化进程,并初步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十六国政权的汉化成就不仅为北魏统一中原奠定了基础,也为后来隋文帝统一天下,开创隋唐两代民族和睦国家强盛的新局面做出了贡献。十六国统治者大都是一些汉化颇深的胡族首领,他们步中原秦、汉、魏、晋历代汉族统治者之后尘,推行汉化和封建化新政。正是因为十六国胡族政权的汉化特征较为平淡,故这一段民族融合的重要史实很少引起后世史学家们的重视和注意。     

实录修撰与少数民族政权的汉化

实录是汉族王朝为其帝王专修的史学体裁。少数民族政权修撰帝王实录,既是其部落民主制瓦解和帝王专制制度建立的象征,也是其汉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少数民族政权在实录修撰过程中,基本上仿照汉族王朝实录修撰的观念、制度、体式和体例,但也因自身传统的影响而给其实录修撰打上了特殊的印记。     

论沙陀的汉化

沙陀是历史上唯一一个源自新疆、融于汉族,并在中原建立政权的少数民族。本文拟对沙陀汉化前的社会经济状况、沙陀汉化的表现进行的阐述,并在此基础上对沙陀的汉化略作评价。     

论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的迁徙与融合

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三次民族大融合,第一次为春秋战国时期,第三次为宋辽金元时期,而魏晋南北朝是第二次民族大融合时期。这个时期,北方内迁各少数民族,因与汉族长期错居杂处,在汉族的影响下,社会经济得到较快发展,并在加速封建化的过程中,逐渐与汉族形成了共同的经济体制,最后多融合于汉族。而在南方,由于大批北方汉人南迁及少数民族出居平地,也造成某些杂居局面,使一部分与汉族关系密切的少数民族逐渐汉化,也有一些迁居或以其他途径进入民族地区的汉族融合于少数民族。但由于汉族人数众多,文化较高,故在整个融合过程中,少数民族汉化则表现为主要的,汉族融合于少数民族却是局部的。 随着民族间的交往和融合,我国各民族先进、优秀的经济文化也交融一起,汲取升华。     

略述五凉的民族分布及其融合途径

十六国是中国历史上多民族大规模迁徙並纷纷起来建立政权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河西地区,前后曾出现过由两个汉族和三个少数民族建立的五凉政权。这就是汉人张轨建立的前凉政权和李暠建立的西凉政权,氐人吕光建立的后凉政权,鲜卑人秃发乌孤建立的南凉政权以及卢水胡人沮渠蒙逊建立的北凉政权。五凉政权前后延续达一百六十年之久,期间,各政权辖境都分布着为数众多的少数民族和汉人。各民族的杂居错处以及胡汉政权的更替或共存,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历史现象。它揭示了西北各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的日趋成熟和胡汉各族的相互融合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这里试就五凉时期各少数民族的分布及其融合情况考述如下。     

从年号看十六国政权之文化与政治取向

十六国时期为我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该时期战争频仍,政权林立。且政权大多数为胡族所建立。作为第一次入主中原并在此建立政权的胡族统治者,为了同南方的汉族政权———东晋争正朔,极力寻求其统治的正统性与合法化。从各统治者在年号择定上亦可看出这一文化与政治取向。     

鲜卑族的经济

鲜卑族是北方古代少数民族之一,历史上建立过较强大的北魏政权。它在北方地区能够建立北魏政权,并且强盛一世,主要是依靠他们原有的较发达的畜牧业以及入主中原以后接受汉族发达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本文以较详实历史记载、出土文物,试述了鲜卑族发达的畜牧业经济以及农业的兴起和手工业的发展。     

从军制和婚姻看北魏高祖的汉化政策

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北方少数民族拓跋鲜卑以盛乐(今内蒙古和林县北)、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一带为基地,建立北魏王朝,进而统一北方广大地区。在他们入主中原约二百年的过程中,拓跋鲜卑奴隶主贵族不断吸收汉族文化,并不断使自己封建化,实行了一系列汉化措施,实际上推动了北方各民族的大融合。近年来,日本学者对北魏民族关系史的研究比较重视,发表了多篇论文。本文原题为《关于北魏高祖汉化政策的一个考察》 (原载《东洋学报》62卷三、四号,1981年3月出版)。现摘要编译其中的一部分。     

蒙元政权的儒化历程与程朱理学的官学化

元代是我国非常重要的一个朝代,它以漠北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并最终建立了一个大一统帝国。为了巩固大一统帝国,蒙元统治者尤其是忽必烈主动认同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华文化,推行汉化政策,由此赢得了中原地区民众对其政权的文化认同。蒙元政权对儒学非常重视,在金、辽、西夏汉化的基础上,主要推行南宋地区所流行的程朱理学,而摒弃辽、西夏、金所推崇的章句注疏之学。蒙元政权经过长期的努力,尤其借助金朝儒士大夫向以元大都为核心的北方地区传播,最终确立了理学在学术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成为元朝的官方意识形态。     

十六国时期北方政治的新陈代谢

十六国政治是在魏晋以来政治发展基础上,过渡到重新统一北方的北魏前,北方政治经历的一次新陈代谢。十六国政权在政治制度上整体延续了魏晋官制的时代特色,恢复魏晋以九品中正制为核心内容的选举制度,推行以"儒家化"为方向的文化建设和法制建设。为强调本民族的统治地位,五胡政权对占人口大多数且文化先进的汉族及所谓"杂胡"采用"胡汉分治"政策。十六国政治留给其历史继任者一个历史难题:如何在入主中原统治人口远远超过统治民族自身的汉族和"杂胡"时,在接受中原汉族政治制度和农业生产方式的同时,仍然能够使统治民族自身得到政治合法性。这不仅是留给统一五胡十六国的北魏的历史难题,也是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的历史定数。     

三国民族政策优劣论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统一多民族的国家。在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朝代,不管是统一的封建政权,还是分裂的割据政权,都少不了要和周边的少数民族打交道,因此,也就必然有个民族政策的问题。 对于历代统治者所施行的民族政策,概括起来说不外两种:一种是以“和”、     

鲜卑族入主中原的意义

鲜卑族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民族,先后建立了前燕、后燕、西秦、北魏、北周、北齐、西夏等封建政权。长期以来,对于以鲜卑族为首的少数民族进入黄河流域并建立割据政权,传统史家多冠之以"五胡乱华"。事实上,北方各民族相继南下入主中原,带来的绝不止是战乱,还有北方民族那充满活力的气质与气魄,从而为中华民族注入了活力与生命,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北朝时期少数民族贵族的汉文化修养

继十六国之后的北方少数民族贵族接受汉文化的程度及汉文化修养明显加强。汉文化修养的提高使北方胡汉大族在文化上渐趋一致。南方汉族政权统治者也因此改变了对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传统看法。在此基础上民族融合最后形成。民族融合的形成,对其后历史影响至深,其中最主要的是观念的改变和政策的调整。观念的改变,使传统的“贵中华,贱夷狄”的偏见遭到否定;政策的调整,使隋唐时期尤其是唐朝少数民族贵族在上层统治集团占据重要地位。当时接受汉文化是北方少数民族贵族的普遍现象,除十六国时期延续下来的民族外,增加了北朝统治民族鲜卑拓跋氏、宇文氏、高句丽等。     

略论匈奴汉赵政权与两晋的关系

西晋初年,匈奴尚与西晋保持臣属关系,西晋则延续曹魏政策,在怀柔、安抚的同时,限制匈奴的发展。八王之乱爆发后,以刘渊为首的匈奴贵族趁机壮大实力,建立政权,最终消灭了西晋,将晋朝势力驱逐出北方。进入前赵后,石勒在北方崛起,前赵忙于在北方的争夺与扩张,与东晋并未发生大规模战争。在此过程中,汉赵政权在国内建立封建职官体系,保护农业的发展,大力推行汉族文化,加速了匈奴的汉化。汉赵政权虽然存在时间短暂,但却揭开了此后百余年少数民族在北方争夺中原霸主的斗争,同时引起了少数民族对汉文化的认同,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族融合的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