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学批评家的心理特征

文学批评家的心理活动是一种在欣赏基础上的理性化符号传达和二度创造的过程，其特征表现在审美体验、审美意向、意义表现三个方面。批评家的审美体验贯穿于从审美感知到艺术理解的过程中，这种体验是一种多元体验，它综合了批评家对对象的全部认知和理解。批评家的审美意向性活动突出了批评对象的特征，它通过简化行为和强化行为两种方式实现了批评活动在批评主体与对象间的连接。批评家的意义表现行为体现于从意蕴领会向理性表述的转换活动中，以“事实性描绘”和“表现性描绘”的手段显示了文学批评的理性整合力和审美创造力。     

作为文学批评家的王国维

作为文学批评家的王国维王学海历史对人的感召和馈赠，就在于让他们直立着走出山洞，在无穷的大自然中行进时，创造了文字去认识自己。文学就象艳抹乾坤的霞光，在形象地证明人的无限而繁复的主体性和被其不断丰富的大自然的奇诡壮观的客体性。王国维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     

作为文学批评家的茅盾

茅盾(1896—1981),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大作家,也是大批评家.作家的茅盾和批评家的茅盾两相比较,不但批评家的茅盾先于作家的茅盾,而且,在创作活动中止之后,茅盾始终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息的文学活动,便是文学批评.他是现代文学批评,特别是现代小说批评的开拓者之一,是社会——历史文学批评流派的杰出代表.茅盾的文学批评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个大的阶段.前一阶段,文艺战士和思想战士的茅盾,以文学批评为武器,在剧烈动荡、复杂曲折的中国现代社会和现代文坛,不断地进击和战斗.特定的时代和文学历史进程,培植了茅盾特定的人文心理,和对于文学批评的历史使命的认识,为他的社会——历史文学批评提供了舞台,也形成了他的批评的优势,还有局限.他以现     

文学、道德与知识分子的良知及使命

张宝明的文章对张光芒、陈晓明、刘士林的观点一一作了回应,指出文学与道德的关系不是要不要道德的问题,而是如何摆正道德的定位问题;无论是把道德作为文学的救命稻草还是杯弓蛇影的暗器,都是殊途同归的思维模式;道德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双重因素决定了知识分子应走"形而下"的外化道路。张全之的文章则追溯了"五四"道德革命的深层缺失,指出其肯定现世人生,拒斥道德形而上诉求,从而使信仰世界出现"真空";影响所及,使新文学创作在世俗化倾向上越走越远。杨庆东进一步指出,中国启蒙运动过于注重道德实践的个体性与个人中心主义,而忽略了道德普遍主义,这直接导致整个启蒙运动关于现代性道德伟大谋划的失败;在当下道德实用主义盛行的文化语境中,对此加以反省,既是重寻人文精神资源的思想需求,也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潘正文试图以更为辩证的态度来理解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文学之争,认为它反映的是自"五四"以来一直未曾解决的两难选择问题,即文学的审美主义性质与启蒙理性的反审美主义之间的内在矛盾;并指出,道德形而上问题的解决,必须紧扣中国语境和中国文学的两难性质,这样才能有的放矢,而不应该以西方的后现代背景作为道德虚无主义的借口。     

浅析“见在良知”与“现成良知”

见在良知与现成良知是阳明后学经常提及并引起争论的话语,前者强调的是见在,即良知本体具有先验的完满性,并有当下完具地呈现自我之可能;后者偏重于现成,即良知本体具有经验的圆成性,并能在当下得以完整体现。见在良知是良知学内在逻辑的必然展开,现成良知更是将这种展开在实践经验层面推向顶峰,然而这一推进本身却包含着对良知本体消解的可能。     

“良意”、“良情”、“良知”之统一——康德“良心”概念解读

良心这一范畴在康德的道德学中有多重含义。在康德原著中,良心一词有两种德文表达形式:das gute Herz和das Gewissen。在康德看来,Das gute Herz是任意(Willkr)将道德法则接纳入自己的准则之中的能力;das Gewissen既是一种义务意识,同时也是一种针对自身的道德判断力。实际上,良心概念在康德那里是"良意"、"良情"、"良知"的统一整体。     

由“真我”到“良知”——牟宗三关于“良知”本体的建构

现代新儒家作为一个阵营,重要特征之一是重视本体论建构。牟宗三由海德格尔的＂基本存有论＂入手,通过讨论康德关于＂我＂的含义,区分了以＂真我＂为核心的＂三个我＂。进而,他将＂真我＂与＂良知＂沟通,最终确立起＂良知＂的本体地位,为其＂道德形上学＂的建构奠定了基础。     

良知贯通于自然——论王阳明“良知”说的自然维度和生态价值

在王阳明的思想中,"良知"不仅是判断是非的标准,更是贯穿天地万物,达成万物一体的枢纽。在良知的诸多含义中,"气"和"心"构成了贯通天地的两条路径:气兼具物质性和运动性,构成了人与万物的物质统一性;心的感应能力则使得人们作为能动的主体自觉到自身与万物的一致性。良知贯通万物的特性使"致良知"工夫成为了以追求"天人合一"之境为目标的"大人之学",而这需要恰当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阳明认为,"大人之学"就是要将自然界纳入"道德共同体"之中,以普遍关爱的态度对待之。而根据儒家"爱有差等"的伦理原则,此举并不意味着人类不能利用自然物,而是强调人们对待自然的基本态度应是关爱而非戕害,并且当人类要剥夺动植物的生命时必须十分慎重,反复考量其必要性。相比于西方的人类中心主义和"深生态学""大地伦理"等思想,阳明良知说的生态意义在于提供了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合理框架,避免了非此即彼的思想对立。     

香港的“客居”批评家

香港的“客居”批评家王光明特殊文化空间与“客居”批评家在不少人的心目中，香港是个只有金钱没有什么文化和文学的城市。其实，与其说它是一个物化的、没有历史和文化参与感的城市，不如说它是一个异质于主流文化的、雅俗并兼和商政交缠的特殊文化空间。事实上，香港不...     

王守仁学说之“良知”与“致良知”

王守仁是生活于明朝中期,致力于正人心、救时事的传统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著名的理学家,他提出的＂心说＂、＂良知＂、＂致良知＂、＂知行合一＂等,对当世、后世以及中国文化精神都产生了长久的影响。     

良知和善举点亮“最美风景”

最美教师、最美司机、最美的哥等演绎的“最美风景”,以美德为主轴,凸显当下部分群体的良知和善举。这里的“部分群体”,疋El侣H_,拥有美德认知、美德动力,直至美德良知和美德善举的行为人。他们在“最美风景”中屹立,让人敬仰。     

论朝鲜朝文学批评家徐居正的女性文学观

在朝鲜半岛,女性创作诗歌有着悠久的历史。徐居正在《东人诗话》中就记录了一些关于女性的诗作与逸事。他在朝鲜文学史上首次对女子作诗这一现象给予关注,并做了系统整理和点评。此外,徐居正还赞叹女性的气节与美德,关心她们的疾苦。通过徐居正的《东人诗话》,结合他在《东文选》里对女性诗作的选编及徐居正自身的诗歌创作,我们可以发现他的女性文学观是矛盾对立的。尽管徐居正的女性文学观没有完全摆脱封建色彩,但仍然值得赞许,对朝鲜后世女性文学的整理以及女性文学的发展都有重要意义。     

“人的文学”的融合发展——论林语堂对现代文化人格的建构

"人的文学"成为"五四"的时代主题,在20世纪30年代的文化转型中,这个主题深化为更加符合中国文化传统又兼具现代性的文化人格的塑造。林语堂认为,中国现代文学体现出来的文化人格,应该融汇中西文化,既有西方文艺复兴以来人的自由独立,又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平和优雅,是由中国自身成长起来的理想的现代文化人格。中国现代化转型中文学所思考的人的问题,必然包含了中外文明冲撞下文化人格的现代性构建。林语堂所做的文学批评是对"人的文学"在人格健全和文学现代化这两个维度上的延展掘进。     

论冰心的良知意识与人格模式

一百年来 ,在旧传统承续与新传统生成的过程中 ,冰心不断调整自我 ,以其圆满的良知意识和完美的人格模式 ,成就了自己独特的存在价值     

“人类心灵的指路碑”——论批评家

<正> 文学史家称赞文艺批评家是“人类心灵的指路碑”,和作家被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一样,享有崇高的社会声誉.人们常常认为批评家首先是思想家,同时又是艺术家、科学家,要求批评家既当学者,又要当诗人.从文艺批评作为一种研究和评价艺术的科学来看,这种需要也并非苟刻,因为这是文艺批评的性质和任务所要求的.许多优秀的杰出的批评家都为我们提供了这种榜样.当然,要求批评家既精通评论,又熟谱创作;既是学者,又是诗人,实际上并不容易做到.有些作家认为批评家和作家的关系,就象树上的木耳和树木的关系一样,完全是靠吸收植物的营养来过日子的,实际是把批评家看作作家的附庸.这显然是一种偏见.美国叶芝说:“没有文艺批评家作为保护人和解释者,伟大的艺术就无从产生.”16世纪中叶的英国,正处于文艺复兴时代,伦敦的文坛与戏剧界都十分活跃.有个名叫高森者却大肆攻击戏剧,旁及文学,认为都是诲淫诲盗的毒物.他把他写的挑战性的小册子献给西德尼.为此西德尼写了《为诗申     

窥破意识形态——阿尔都塞派批评家论文学与意识形态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不否认文学的意识形态性。文学从来不是一种纯粹的抽象的美的物品,从文学的来源、构成直至鉴赏、接受,无不浸润在意识形态氛围之中。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自阿尔都塞以下,对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作了深入探讨。阿尔都塞建立了他对“意识形态”的独特理解,这是他文论的中心,也是他对后来者产生影响的根本点。阿尔都塞提出了文学艺术与意识形态之间“浸润”与“距离”的复合关系,规定批评的任务即揭露文学本文     

“文学社会学”的历史、理论和方法

本文第一部分先从文学社会学研究的语境人手,试图在“文学性”与“社会性”这两种对立研究取向的颉颃中呈现该研究的困难前提。主体部分（第二、三、四部分）梳理文学社会学的“系谱”及其来龙去脉,从这一研究方向的“历史发展”看其“主要方法”,检视“文学社会学”在不同时期和人物那里的认识程度和方法论上的思考。在历史考察的基础上,亦鉴于文学社会学迄今在定义以及一些相关问题上还缺乏共识,第五部分既是对文学社会学定位问题的探讨,也是本文的总结性思考。     

"误读"的文学史 ——解构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的文学史观

美国解构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将他的误读理论推演至文学史领域,建立了一套自律论的文学史观.为此,他提出了六种"修正比",来描述后辈诗人歪曲、误读前辈诗人的六种方式.布鲁姆这套颇为复杂的体系,是在互文性的理论层面上展开的.然而布鲁姆比结构主义者们走得更远,他以独特的误读视角扩建了或者毋宁说拆解了互文性的理论大厦.     

我的文学批评观——广东青年文学批评家十人谈

张奥列(作家协会广东分会):当今文学批评,已经同哲学、美学紧紧融合,具有宏观的气度,思辨的色彩。批评回到了自身,不再是创作的附庸。它具有独立的意识,自身的价值。但是,文学批评的这种良好的发展态势,是否又潜藏着某种令人思虑的东西呢?文学批评观的多元,是批评个性的寻求。今天,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批评模式,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去进行文学批评。可以是宏观的,也可以是微观的;可以是鉴赏评判的,也可以是哲学思辨的;可以远距离审视,也可以近身切入。但不管何种方法,都离不开批评的研究对象——创作本体。     

“法律人格”的私法解读——兼及“人格”的翻译问题

我国当前所使用的"法律人格"概念,不仅与Personality相对应,Persona、Person甚至Caput等词也常常被翻译成法律人格。然而上述词语在使用中其内在意涵并不相同,不加区分地被翻译成法律人格造成了我国当前对该词理解上的混乱。事实上,Persona在罗马法并不是用于指称主体资格的专门概念,Personality与人格权客体意义上的"人格"相对应,具有"人格要素"之意涵,而Person更多地用于表达主体意义上的抽象人格。目前学界在翻译时对不同的用词的不同涵义未进行区分,从而导致"人格"一词的使用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