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哲学的新动态及其对中国逻辑研究的启发

逻辑哲学的新近发展对一种逻辑或多种逻辑、一般逻辑、非形式逻辑、逻辑与数学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新研究,将逻辑学作为一种动态的和开放的体系来看待.逻辑哲学发展的新动态对中国逻辑研究拓展逻辑观念、研究思路与方法,特别是拓展研究范围,将中国数学中的逻辑思想纳入到中国逻辑中来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逻辑是如何应用于哲学的?

逻辑和哲学的关系一直是逻辑学家和哲学家高度关注的一个问题。逻辑是形式的,它作为一种思考世界和描述世界的形式理论,只是间接地应用于世界。虽然逻辑在它的纯粹形式中并不传递哲学真理,但它能够以确定的方式对澄清和解决哲学问题有所帮助。问题不在于逻辑的形式化方法能否应用于哲学,而在于逻辑如何应用于哲学?     

哲学逻辑:一个新兴交叉研究领域

哲学逻辑是伴随着现代逻辑与分析哲学、语言哲学的发展而出现的一个新兴交叉研究领域。作为不同于经典逻辑的非经典逻辑、不同于理论逻辑的应用逻辑,哲学逻辑是一个内涵并非十分确定、外延具有开放性、包容量很大的概念,我们在使用或分析它时必须依具体的语境而定,不能笼统视之。     

推理主义：逻辑与意义理论

很多人习惯于自下而上从词项之意义出发去理解语句进而把握推理,推理主义者则倒过来由推理去解释语句和词项,认为语言表达式的意义决定于它们在人类推理中所扮演的角色,因而我们在理解他人主张或掌握某些概念时应重点关注它们如何充当某一类推理的前提和结论（或是其中的一部分）。当这种革新观念的理论效应正在当代认识论、语言哲学等领域持续发酵和释放时,不应忘记它的逻辑学根底和渊源。然而,推理主义并非简单地抬高现代逻辑的价值,毋宁说,它让我们有机会重新理解逻辑学的本性及地位,尤其是逻辑与当代哲学的内在相关性。哲学家们在把肇始于逻辑学领域的推理主义路径发展成为全域性的语义推理主义的同时,也在整理和重塑现代逻辑的基本观念,从而使得我们对“何谓逻辑”“逻辑的认识论”“逻辑与理性的关系”等根本性逻辑哲学问题的回答,呈现出新的面向和复杂性。作为逻辑与哲学深层互动的最好例证之一,推理主义的诞生及其在当前哲学界的影响力表明,逻辑学并未失去它曾在20世纪哲学研究中所享有的“引擎”地位。     

哲学的信息技术转向--逻辑机器哲学的兴起

计算机科学与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必然引起哲学范式的转换和变革,从而提出新的具有创新意义的研究纲领,进而成为解决传统哲学问题的新方法。逻辑机器哲学是传统哲学与现代计算机科学、信息技术的哲学思考相结合的产物。它通过人与计算机的类比,探讨用计算机模拟人类心智的可能性以及有关的哲学问题。逻辑机器哲学是所谓 “ 信息转向” 的结果,它的兴起标志着哲学的信息转向。     

分析哲学在中国

本文考察了我国学术界对分析哲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充分肯定了 80年代以来这一研究所取得的成果 ,并指出其存在的主要问题 ,如尚未完全摆脱简单化倾向 ,缺乏严格的逻辑论证 ,以结论取代逻辑论证等。作者认为 ,分析哲学方法对中国哲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不仅可以规范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的基本领域 ,制定公认的研究准则 ,辨析概念的意义 ,摈弃无法证实的“心心相传” ;更重要的是将科学理性和分析方法运用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 ,使我们的哲学研究真正走向科学和规范的道路     

西方逻辑方法的借鉴与中国近现代哲学变革

在中国近现代哲学变革的历史进程中,西方逻辑方法曾被引进、传播和借鉴,从归纳法、演绎法到逻辑分析法,经严复的启蒙尝试至金岳霖的有效运用,对中国近现代文化革新、哲学转型都产生了积极的推进作用.具体表现为:1.引进科学方法,改变直觉思维方式,为中国近现代哲学变革提供必要的方法论基础.2.自觉反思中国古代哲学范畴含义的模糊性、随意性,提出对传统哲学范畴界定的有效方法.3.将逻辑分析方法运用于中国哲学体系的研究和重建过程中,提升中国哲学的内涵,尽显中国哲学的魅力.     

语用逻辑研究的新进展--蔡曙山的语用逻辑形式化研究述评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语用学与语用逻辑的研究开始起步.虽然起步较晚,但以蔡曙山教授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却能够站在当代西方语言哲学,特别是言语行为理论和语用学研究的基础上开展研究工作,在受到当代语言哲学大师塞尔高度赞誉的<言语行为和语用逻辑>一书中,蔡曙山构造了命题语用逻辑、量化语用逻辑以及模态语用逻辑的自然推理系统与形式公理推理系统及其各自的语义模型,探讨并证明了元逻辑问题.蔡曙山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拓展了语言逻辑研究的空间,促进了语用逻辑的形式化研究,从而为进一步推进计算机与人工智能逻辑、认知科学的研究,提供了完备的、精密的研究工具.这项研究成果标志着中国语用逻辑的形式化研究达到西方现代语用逻辑研究的相同水准,同时也发扬与光大了中国古老的语用学与语用逻辑的思想传统.     

辩证逻辑与逻辑辩证法

辩证逻辑学界应该统一对辩证逻辑研究对象的认识.在当代,随着逻辑学的发展,逻辑作为非意识形态、工具性的学科已经从哲学中分化出去,以研究辩证思维形式、规律和方法为对象的辩证逻辑应是逻辑分支中的哲学逻辑,而以研究思维辩证法为对象的学科应称之为逻辑辨证法,它属于哲学分支中的逻辑哲学.     

20世纪我国逻辑哲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逻辑哲学被我国广大逻辑与哲学工作者认同并由此而开始的成规模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纵观从80年代初至今的研究历程,可以把我国的逻辑哲学研究分成起始研究阶段与深入研究阶段。在我国的逻辑哲学研究中,主要存在着两种不同但又互补的逻辑哲学观。     

浅谈法律逻辑

真正意义上的“法律逻辑”是法律适用的逻辑。法律逻辑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法律推理。不过,它关心的主要不是法律推理的形式结构,也决不是普通逻辑在法学领域的简单应用,而是法律推理的构建活动,即它的前提如何建立的问题,涉及的实际上是法律适用过程中的思维方法和思维技巧问题。     

本体论的逻辑规定性:一个分析哲学的视角

在现代西方哲学的图景中,本体论问题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回潮。英美分析传统中凸显的本体论情结,其根本原因在于西方思想中逻辑思维方法这个基本的思维方式。本文从分析哲学中的"事实不可能"和"逻辑不可能"两个概念出发,通过关于对"存在"的理解的讨论,从逻辑和经验(语义)对比的角度分析了本体论对于逻辑规定性的要求,进而从经验和语言的联系探讨了导致本体论这种逻辑规定性要求的形而上学动机。     

马克思哲学范式转换的逻辑基础考察——从主观逻辑的立足点转到一切从客观逻辑出发

马克思哲学范式革命中始终贯穿着一个根本的"逻辑转换",那就是从主观逻辑的立足点转到一切从客观逻辑出发。马克思使哲学的研究对象从虚无缥缈的观念世界转向人们的现实生活世界,他的哲学立场转换大体经历了从唯心主义的理想主义转向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然后又从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转向现实主义的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从旧哲学那种超人、超自然、超历史、超阶级的"无立场"哲学转向现实的人的立场、立足于工人阶级认识改造世界的需要来实现哲学革命。坚持从个别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的唯物主义思想认识路线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是马克思合乎逻辑的哲学变革的基础或根本逻辑。现代西方哲学和后现代哲学完全没有把握生活的根本逻辑或生活本质,导致历史虚无主义是它们的必然逻辑归宿。     

从实践思维看现代逻辑的发展

随着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领域研究的不断深入,经典逻辑理论得到了广泛应用和发展,逻辑研究的观念、对象和方法也发生了变革.逻辑的作用不再仅仅局限于有效推理,而是比较全面地研究主体思维活动中存在的程序、模式、方法和准则.本文以实践思维为元思维(逻辑),从方法论的角度分析现代逻辑发展的动因,探讨实践思维在具体学科发展中的重要指导作用.     

逻辑史的参照系应当是整个人类思想史本身——从康德、黑格尔、胡塞尔被邀约至逻辑史名人堂谈起

康德、黑格尔和胡塞尔对作为推理科学的逻辑学的理解有重大的贡献,然而,在标准的逻辑史著作中他们并不占据着显要的位置。的确,他们并没有以形式的或符号技术的方式直接地对逻辑的发展作出贡献。他们对逻辑的贡献主要体现于哲学的方面。他们通过研究逻辑的认识论、本体论和方法论从而为逻辑提供了一种新的哲学理解。     

论逻辑与哲学的初步分离

亚里士多德逻辑的出现标志着逻辑与哲学一样有着各自明确的研究对象 ,至此 ,逻辑学与哲学实现了初步分离 ,这在逻辑与哲学的发展史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转折点。尽管他的逻辑还是和哲学密切联系着 ,其中有些内容哲学味儿还非常浓厚。     

修辞价值重估——论修辞的认知奠基意义

逻辑是哲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而修辞似乎与哲学无关 ,甚至是某种应予拒斥的东西。本文以修辞理解为核心 ,以西方哲学在古代、近代和现代的有关状况为背景 ,讨论哲学对修辞的理解以及修辞在哲学中的运用 ,力图表明 :修辞是不可回避的 ,它不是纯粹的文饰技巧 ,而是塑造思想认识的原初性活动。只有在修辞成果的基础上 ,逻辑活动才能进行。而且 ,如果说逻辑主导着人的理性活动 ,那么 ,在一定意义上 ,正是修辞为逻辑提供了基本的起点和可能性空间     

对象、可能世界与必然性——《逻辑哲学论》的本体论分析

"对象"、"逻辑空间"、"可能世界"和"必然性"是《逻辑哲学论》中的重要而晦涩的概念。通过"对象"与"原子"的比较,可以揭示"对象"概念的两个关键特征,并回答两个重要的问题。"逻辑空间"概念的问题在于:逻辑空间中的坐标轴是什么?可能世界在逻辑空间中对应一个点还是一个点集?答案在于,可能世界在逻辑空间中充当坐标轴。在"可能世界"与"必然性"这两个概念之间存在矛盾,维特根斯坦未能调和二者,这就是《逻辑哲学论》在伦理学领域内容匮乏的原因。借助"可通达性"概念有望解决这个问题。     

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文化逻辑及其现代启示

"傲慢的"民族主义、极端的国家主义和纯思辨的表达形式是近代德意志民族主流文化的三个主要构成要素。只有在对近代德意志民族主流文化的三个主要构成要素进行科学批判的过程中才有新哲学的建构,这就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文化逻辑。这一文化逻辑不是在独立的传统哲学框架内形成和发展的,而是在历史学批判、社会主义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进程中形成和发展的。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文化逻辑对我们在中国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两点重要启示:其一,撇开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把握和研究的关注,缺乏马克思主义各个研究领域的对话和交流,就会违背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文化逻辑和马克思哲学的发展规律;其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最核心的任务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题是通过对当代具体科学成果方法论上的概括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问题的反思,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对当代中国社会整体发展的进程、机制、特点、规律及其趋势做出哲学层面上的科学解释并为实践提供科学方法论的指导。     

法律逻辑研究三十年

我国的法律逻辑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一些逻辑学家基于逻辑的应用,开始对法律逻辑予以研究,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应用形式逻辑的原理、原则来解说司法实例.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一些法学家在法学研究由立法中心主义转向司法中心主义的背景下,开始关注法律逻辑,主要是对形式法律逻辑,尤其是司法三段论的批判与反思,强调法律推理中的实质方面.但是,由于理解过于宽泛,法律逻辑同一般方法论、修辞学等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对于人们一般所理解的研究思维形式结构的逻辑被消解了.本世纪以来,法律逻辑走向多元,非形式逻辑成为研究重点.总的来说,我国法律逻辑研究依然处于较落后状态,诸多争论本质上是建立在误解的基础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