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宗三超越存有论驳议——从先秦天论的发展轨迹看牟宗三超越存有论的缺陷

以天论传统建构超越存有论是牟宗三儒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但这种理论并不符合先秦天论发展的实际情况。先秦儒家的天只是道德心性的形上源头,只能在假借的意义上创生道德心性,再由道德心性创生道德存有,其自身并没有直接创生道德存有的能力。牟宗三超越存有论在理论上存在着根本性的困难。     

“道德践行之呈现”的传承——论牟宗三对熊十力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之二

“道德践行之呈现”是熊十力的重要思想。牟宗三很好地继承了其师的思想,对其多有阐发,由此接上了传统心学的血脉,这也是牟宗三在现代新儒家中占有重要地位、影响巨大的原因之一。但同其师一样,牟宗三对这种意义的呈现缺少透彻的说明,令人难免有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之感。另外,牟宗三受传统心学立场的局限,过于看重了这种呈现,将其视为成德成善的唯一途径,未能重视智性的作用,延续了宋明儒学门庭狭窄化的弊病。儒学下一步发展要取得好的成绩,必须解决这两个问题。     

道德的形上学与审美形而上学——牟宗三与李泽厚哲学比较研究

从牟宗三批判康德的"道德情感"入手,既可以为理解牟宗三与康德的哲学差异,也可以为理解李泽厚与牟宗三的哲学差异找到入口。牟宗三提升康德"道德底形上学"为"道德的形上学",李泽厚则提出了"审美形而上学"的新思想,前者让实践理性充其极,后者则以人类实践作根基,其根本思想差异在于"两个世界"与"一个世界"之别。李泽厚批判以牟宗三代表的"即内在即超越"论,质疑这种"内在超越论"如何内在?超越什么?最终超越到哪里去?李泽厚批判牟宗三"即存有即活动",最终关注"道德实践","智的直觉"通过作为神秘经验之"逆觉体证"来实现,李泽厚则是以"生产实践"为思想根基,认定"宗教性道德"对"社会性道德"形成范导,并指向"理性的神秘"。李泽厚批判牟宗三"即道德即宗教"论,批判"儒学第三期"受佛教影响而追求宗教品格,转而强调儒学思想"即道德即审美即准宗教"。透过牟宗三"道德的形上学"与李泽厚"审美形而上学"之哲学比较,可以发见未来中国儒家发展之路。     

以道德摄存在——牟宗三道德的形而上学之证立

道德的形而上学之创构是牟宗三重建传统儒学之具体理论型态的展示,本质上,这一形上学体系是在康德哲学架构的理论背景下、以天台圆教思想为参照,通过以道德摄存在的方式建构起来的,同时,其亦可被视为在存在与价值二分的现代思想背景下,传统儒家智慧对如何确立道德与价值的普遍根据与个体安身立命之本等问题的积极回应.本文试图通过具体分析牟宗三道德的形而上学中道德与存在的必然性关联以及道德本体、智的直觉等相关概念,揭示此一形上学体系之证立的内在根据,并阐明其理论意义及所面临的理论困难.     

创造性的转化与融合——论牟宗三的“良知学”

牟宗三的良知学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为应对西方文化的挑战而作出的积极反映,他创造性地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良知进行了改造,使其重新焕发了新的生命力。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成果的取得,是牟宗三融合中西文化,特别是中国的心性儒学与康德哲学的结果,但其思想又不局限于二者,而是超越于二者之上,在对物自体和自由意志的理解上,他超越了传统文化;在道德情感的理解上,又超越于康德之上。     

“智性直观”在东西方思想中的不同命运(2)

“智性直观” 问题在本世纪的东方思想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一方面，牟宗 三赋予“智性直观” 概念以“本原直观”、“纵贯直观” 和“如相直观” 三个解释。他相信“智 性直观”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血脉，并试图把它当作中西思想的结合点。另一方面，西田几 多郎则是通过将美学与哲学相结合来展开他对“智性直观” 的理解。他的理解虽然不同于牟宗 三，却仍然是在克服西方近现代主容体思维模式上的一个努力。处在这个总体方向上的是２０世 纪的现象学在对“本质直观” 意义上的“智性直观” 的理解和运用。通过胡塞尔、海德格尔和 舍勒，不仅康德以后人们所面临的“形上学说”和“实证理论” 之两难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克服， 而且在对“智性直观” 的描述和阐释方面也前进了一步。     

朱子心性学与直感的判断力

自近代新儒家的开拓者们对宋儒学提出新的解释以来,学术界在一个关键的问题上存在着一个广泛的共识,即宋儒学对心性学的主张可以与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相当。因此,如果我们能利用康德的思想重新诠释宋儒学的话,必定能取得丰硕的成果,历史已经证明,牟宗三引康德哲学入中国儒学的努力是极为成功的。本文认为,将心性学与康德对道德的考察对接起来的做法,尽管在某种意义上激发了传统儒学的新活力,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忽略了中国哲学的独特性内容。本文的着眼点在于,不从实践理性入手,而是以康德的第三批判为工具再来思考宋儒的心性之学,看看是否更符合实际情况。     

“超越”与“内在超越”——牟宗三与康德之间

尽管今天“内在超越”概念被接受和使用的范围并不限于“当代新儒家”或“当代新儒学” ,但是 ,把这一观念所代表的理路凸显出来并使之普遍化 ,却与当代新儒学特别是自熊十力到牟宗三这条发展线索关系甚大 ,而今天国际学坛此方面的讨论与争论 ,亦与牟宗三的哲学理路和观念系统最为相关。本文将尝试从语词概念的厘清切入来讨论所谓“超越”与“内在超越”的问题 ,首先追溯“内在超越”概念的提出及其所针对的问题 ;然后指出在西方思想的脉络中 ,康德与前康德之间在所谓“超越”内涵的限定上所发生的转折 ;再进而探讨在有关“超越”内涵的理解及“超越”与“内在”之关系的阐发上 ,牟宗三改造康德的意义     

儒学常道与未来儒学发展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定离不开孔子儒学的精神滋养。然现代新儒家将儒学的现代复兴引向重在择发儒学的宗教性、终极关怀上来,这些问题纯属西方基督教特有的经过末日审判来世能否进入天国的范畴,与中国原始儒家所需要的现实情感关怀格格不入。新儒家以一种超常识、超思辨"智的直觉"去体悟"仁心与生生天道"(刘述先),或心体性体(牟宗三),或本体(成中英)等。这种道体不是原始儒家的本怀,也不是未来儒家需要的东西。原始儒家有道体,其道体是具有康德理性般存在的普遍性与必然性,但却根植于每个人的情感及其家庭的伦理之中,是积久涵养之工夫,非如有另一物般之实体的存在。儒学是个情感问题,亦绝非仅人生价值取向问题。     

牟宗三与劳思光儒学观之比较

牟宗三与劳思光两人儒学观同中有异,分歧的核心在于是否承认先秦儒家思想中具有形上学,依此衡断宋明新儒学的发展趋向。牟宗三思辨地证立了儒家自始具有"道德的形上学",以此为"道统"分判宋明儒学,提出"两统三系说";而劳思光质疑任何诉诸"存有"之价值学说的理论效力,提出宋明儒学"一系三型说"。在比较的视野下,尽管两人的儒学观各显其内在问题,但两人对儒学的创造性阐发依然为后代学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     

自律还是他律——论荀子道德哲学的基本属性

康德区分了自律与他律概念。牟宗三曾经把孟子的伦理学归入自律伦理学,相应地,就把荀子的伦理学归入了他律伦理学。与牟宗三的论断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韩国学者Janghee Lee,他认为荀子哲学是以心的自律性为中心的,从而其伦理学是自律伦理学。自律具有两种类型:先验哲学与经验心理学意义上的自律,这一结论是在上述几位学者的研究基础之上得出的。从康德哲学的角度来看,不能说荀子道德哲学是自律伦理学,从而反驳了Lee的观点。     

牟宗三先生"分别说与非分别说"再议

本文认为,牟宗三先生在中国哲学特别是佛教哲学与康德、海德格尔哲学的比照中,指出了中国哲学的"非分别说"之突出特性.于此提法中,可以见出康德综合学说的指引,见出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所带来的回应,更见出对中国哲学未来发展方向的思考.但另一方面,由于牟宗三心中强烈的护教意识--为儒学、心学争正统,"非分别说"所体现的精神也正在受到侵蚀.     

试议智性直观、智的直觉、及"本觉"的存在格义问题

康德的存在论题在否定性上切近了存在论差异,在肯定性上暴露了主体性哲学的本质性困难,这集中体现在其关于本源追问的智性直观问题上。牟宗三非对象性、道德性、肯定性、实体性的智的直觉,根本上是基于中国传统体用逻辑论证性的,而非现代现象学解释学的,还不能解决康德的存在困境。而《大乘起信论》的本觉由于其在自性之超越性上开显了某种现代解释学的本源维度,则可能重新解释孔子畏知天命的存在之知的本真意义。     

从牟宗三的哲学思考方式看其“良知坎陷”说的价值和意义

牟宗三揭橥康德的思考理路,依照儒家的精神境界,创造性地提出了"良知坎陷"说。他的这一学说的提出,意在强调人的主体性和自觉性。由此,不但在学理上疏通和圆满儒家理论,而且现实上为自然科学所应有的伦理价值标准提供了根源的依据。     

内识：杜绝心学流弊的根本之法

心学作为儒学系统的一个分支,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后来也出现了重重流弊。牟宗三曾大力彰显性体,以性体保障心体客观性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但作用有限。在儒家生生伦理学的系统中,与道德相关有欲性、仁性、智性三个因素,其中仁性和智性都是道德根据。与仁性相对应的是心学系统,与智性相对应的是理学系统。仁性和智性都可以决定成德,但功能不同。仁性的作用在于内觉,以发现自己的仁性。智性的作用在于认知,具体又可分为外识和内识。外识是对与道德相关的外部对象的认识,内识是对内在道德根据的认识。启动智性,发展内识,对仁性这一道德根据加以真正的认识,才是杜绝心学流弊的根本之法。     

从康德道德文化看圆善之铸成——读《圆善论》

康德在《纯然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一书中,论述了人性中原初的善、人性中根本的恶、人的堕落、人的重新向善、道德寻求宗教等内容,尤其是康德"至善"的思想对牟宗三影响很大,牟宗三受到启发创作《圆善论》,重铸儒家道德理想主义。尝试通过梳理康德思想内涵,逐步引出牟宗三的圆教与圆善思想,从而发现此二者之间思想精髓的内在的一致性。     

论牟宗三“两层存有论”的道德形上学

牟宗三先生从道德的形上学的层面,直下地论证道德主体即宇宙本体,他通过对西方哲学(主要是康德哲学)的深入理解来透视中国哲学(特别是宋明理学),重建中国哲学。他的原创力尤其表现在他创制的“两层存有论”上。这是当代新儒家哲学的一个标志,也是第三期儒学的一个范本。     

从纵贯系统看超越存有论的缺陷——以明道为中心

将宋明儒学以超越存有论为标准划分为纵贯和横摄两个系统,是牟宗三儒学思想的一大特色,但这种划分在理论上有一些问题亟待解决。本文即从纵贯系统入手检查牟宗三超越存有论内在的理论缺陷。     

“道德存有之呈现”的传承——论牟宗三对熊十力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之三

与“道德践行之呈现”一样,“道德存有之呈现”也是熊十力的重要思想。牟宗三不仅很好地继承了其师的这一思想,而且进一步将其上升到智的直觉的高度,对儒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遗憾的是,牟宗三对康德智的直觉这一概念的理解不够准确,误将道德之心创生的对象称作“物自身的存有”,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另外,与其师相似,牟宗三同样没有处理好“仁心”和“天心”的关系,不明白创生道德存有的主体只能是“仁心”,不能是“天心”,其思想仍带有明显的双重本体的烙印。儒学下一步发展要取得好的成绩,对这两个问题必须有足够的重视。     

心性接通现代性如何可能 ——第二代现代新儒家的哲学探求

以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为代表的第二代现代新儒家,是现代新儒学的高峰。第二代新儒家承第一代之绪,将儒学的特质界定为"心性";同时,他们进一步追问心性如何接通现代性的问题,这是第二代新儒家的核心问题意识。对此问题,第二代现代新儒家的回应是:现代性的核心精神是主体性的确立,儒家的心性之维体现出道德的主体性;而心性作为道德的主体性,内在地要求自身长出知性的主体性(科学)与公共的主体性(民主),以使得道德的主体性能够合理而顺畅地确立。因此,第二代现代新儒家在儒学如何实现其现代性转化的论题上,展现出以道德主体性为基础、三种主体性相互动的思想取向。这是第二代新儒家的哲学贡献,但同时也遗留下有待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