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白与复调——20世纪20-40年代中国现代诗歌新思考

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以独特的方式构建了一种新型的文学分类法和“动态”的文学史模式，它以“独白的文学”与“复调的文学”相对照，把作品里的声音由“独白”到“复调”的变化，作为传统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区分。这种文学史分析模式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考察20世纪20-40年代中国现代诗歌的新思路。依循这种思路，我们发现原有的分析系统可能既缺乏准确的把握力度，也存在一定的漏洞。事实上，20—40年代中国现代诗歌并不是“线性地”从象征主义发展到现代主义，而是存在着“独白的诗”和“复调的诗”的杂错与对话。前一种诗以李金发、戴望舒、卞之琳等为代表，他们的诗是个人的“心灵史传”，反映着诗人个人生活中的一系列“精神事件”；后一种诗以鲁迅（《野草》）、穆旦为代表，他们的诗是分裂世界中的思想对话，是把主体推向他所在的世界，推到他的对立面，通过对话性描写，展示比主体世界更为丰富的“生存全景图”。两种诗歌既分属不同的系统，又统一在相同的对空。二者的共存和对话，说明中国现代诗歌“共时”地展现着传统的文学气质和现代的文学心声，透露出20世纪中国文学仍属“转型文学”的信息。     

诗与生命

本文从生命科学和生命哲学这个新角度看待诗与生命的关系 ,提出了“诗是人类生命的一种存在形式”的观点 ,认为人类生命的存在具有双重性 ,即物质性和精神性的存在形式 ,也即肉体与心灵。诗是人类精神生命的存在形式 ,是人类的一种精神性需要 ,是人类生命超越肉体的独白和对话 ,诗就是人类生命的表现 ,生命形式是诗的本质存在形式。本文提出 ,用“生命的眼光”来读诗评诗 ,就可以进入诗的生命结构 ,全方位地解读诗歌的内在意蕴     

春秋时期“歌诗”、“诵诗”、“赋诗”辨微

春秋时期“歌诗”、“诵诗”和“赋诗”在形式、原则和功用上有很大区别,“歌诗”是乐工歌唱《诗》,重在突出其仪式功能,必须遵从“歌诗必类”的原则;“诵诗”是乐工抑扬顿挫地朗诵《诗》,重在表现它的讽刺效果;而绝大部分“赋诗”是公卿大夫近似于直白地朗诵《诗》,重在“言志”以凸显其政治效能和实用功能,“诵诗”和“赋诗”在“断章取义”的用诗原则下使用得相当灵活。     

观诗、用诗与说诗——先秦时期文学接受的三种方式

本文对先秦时期流行的“观诗”、“用诗”和“说诗”三种文学接受方式进行了考察。文章认为,“观诗”虽然有明确的社会政治的接受取向,但已包含有审美鉴赏的因素;“用诗”尽管也要服从政治外交等实用功利的目的,但却赋予接受者对作品进行能动的再创造的权力;“说诗”则强调接受者在理解和阐释活动中主体意识的介入和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观诗”、“用诗”和“说诗”这三种文学接受方式昭示了先秦文学接受理论的早熟。     

回望巴别塔:巴赫金的诗学与文化理论——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凌建侯教授访谈

中国巴赫金研究自80年代始,不止译著丰富,各类关于巴赫金理论的研究成果亦蔚为大观.凌建侯教授一方面从纵向上以阶段的方式明确了中国巴赫金研究的历程及经典化到本土化的必然,一方面从横向上阐释巴赫金“对话”、“狂欢”、“独白”、“话语”四个范畴,同时从哲学、文艺的角度探索“反”独白论.并针对欧美学界关于巴赫金狂欢理论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巴赫金狂欢理论与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巴赫金有关民间文化与官方文化的解读及对中国学界实践的影响等进行了学理性阐述.     

“诗佛”的诞生:一种诗歌美学境界的标举

中国古代诗史上拥有“诗佛”称号的诗人并非王维一人,然而只有王维成为现代研究视野中唯一的”诗佛”.王维被令人视为“诗佛”不是出于“诗中之佛”的宗教膜拜心理,而是由于其“诗中有佛”的独特审美境界.现代学者对王维诗歌艺术的体认建立在明清诗论的基础之上.古今论者共同参与了王维“诗佛”说的建构,当今的王维“诗佛”说进一步确立了王维诗歌的美学意义和诗学地位.     

《诗》有楚声论

《诗》有十五国风而无“楚风”,这是事实。但前人已指出,《诗》无“楚风”而有“楚涛”。这是从地理上考察的结果,主要是认为“二南之诗”大部分在楚国境内。“二南”即指“周南”、“召南”,其地望大部分在汉水与颍水之间,属楚国境内。宋代学者王应麟《诗地理考》曾对“二南”诗篇中所提到的江河水名等,作了详尽的地理考证,他甚至认为“今名夏口,即诗所谓‘江有汜’也。”如此,则“二南”之诗的地区已直达长江了。当然,对《诗》中的江河水名,不作专名提及时,不必太拘泥,但以此得出《诗》有“楚诗”的看法,还是可信的。我们还应该从音律、语言等因素上,看到民间艺术、民间文化相互渗透融化的情     

叶燮诗法论——以《原诗》为中心的考察

作为中国古典诗学史上的一部经典之作,叶燮的《原诗》往往能在融合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别有开创。叶燮诗法理论的基本主张是“诗无定法”。其“诗无定法”是以“神明”为主脑的。在诗歌境界上,他崇尚“自然”,这是其诗法论的旨归所在。     

“诗界革命”的起点、发展及其评价

“诗界革命”是近代资产阶级文学革新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诗歌迈向近代化的开端。早在“诗界革命”这一口号未正式提出前,近代诗坛已呈现出变革的趋势。“诗界革命’的起点是“新学诗”,中间经过了“新派诗”、“潮音集”和“新体诗”几个阶段。“诗界革命”作为近代诗坛上的一次革新思潮,不能仅仅局限于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范围内,也应包括“南社”中的部分诗人和资产阶级革命诗人秋瑾等。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之我见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出自北宋末年汪洙的《神童诗·劝学》。《劝学》诗宣扬“读书作官”的思想是不足取的,但诗所阐明“读书为上”的观点,我认为从古到今对青少年而言不能不说是有一定道理的。     

从清华简《芮良夫毖》看“毖”诗及其体式特点

清华简《芮良夫毖》与《诗经·大雅》作品相仿,考察其篇名“毖”字的字源本义及其在《诗经》《尚书》《清华简·周公之琴舞》《清华简·耆夜》等文献中的使用情况,“毖”应是西周儆戒类诗的统称;西周重视谏戒的政治文化思想是孕育并产生“毖”诗的土壤,“毖”诗是应西周祭祀礼仪和谏戒制度之需,不断被创作出来的。“毖”诗具有深刻的忧患意识,与充满批判意识的政治怨刺诗不同。《诗经》中有不少类似主题的诗歌,当属于“毖”诗范畴。长于说理,多用赋的表现手法,形式上有明确的创作对象以及使用套语、格式化语言,是“毖”诗体式的三大特点。     

通往间隙的图像学——苏联诗电影的诗性源流考

20世纪20年代,苏联形式主义旗手什克洛夫斯基将电影中的“诗”与“散文”进行有意识地风格划分,他撰文指出“诗的”电影中具有“装置的几何性”和视觉形式上的闭合感,使诗的电影成为“情念之诗”。基于此,以苏联诗电影代表作《战舰波将金号》为例,厘清非情节性、隐喻、节奏、结构等被视为“诗的因素”的电影特质,并从爱森斯坦的创作论出发,追溯诗学意义上的“顿歇”,强调“雾之哀歌”作为诗性要素的重要性;进而将诗电影的实践过程与瓦尔堡的“间隙的图像学”建立关联,视之为图像序列的视觉装置。     

鲁迅小说《头发的故事》解读

《头发的故事》围绕着女子剪发、男人剪辫子的头发问题组织故事 ,通过头发问题所引起的反复曲折的风波 ,鲁迅寄寓了自己对封建顽固守旧势力的痛恶 ,对软弱的不彻底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愤激。鲁迅将人物独白作为构思这篇小说的主要手段 ,通过人物独白来叙事抒情 ,同时以辫子这种社会意象来叙事。小说创作过程中也采用了虚构艺术 ,通过虚构的“假” ,达到艺术上的“真”。叙述和人物语言也精炼传神 ,富于美感力量     

“杂诗”考辨

在古代诗歌中,有一些诗的题目标为“杂诗”。最早以“杂诗”为题的诗人有西汉的枚乘和曹魏的孔融、曹丕、曹植等。关于杂诗的命名,说法颇多,举其要大致有三: 第一,认为这些诗是“失题”诗,“杂诗”二:字为选家所补; 第二,认为“杂诗”就是诗题,它的含义相当于“杂感”; 第三,认为“杂诗”的内容是“杂感”,题目是“选家”分类时所标。我不同意以上几种说法。主要理由是:第一种是靠不住的,因为它既没有版本依据,也没有可靠资料加以说明;第二种令人难以置信,因为同一首杂诗在     

“孔子删诗说”辨正

自司马迁断言孔子删诗以来，“删”与“未删”之辩，纠葛千年，迄无定论。重新审视这一问题，深感无论从何种角度看，司马迁谓孔子删诗，言之凿凿，确为不刊之论。本文拟从三个方面予以申论。一、关于“淫诗”和“逸诗”的考辩凡主孔子未曾删诗者，大都举出今本《诗经》有“淫诗”存在，以此为据，力主孔子未曾删诗；既然孔子主张“放郑声”，何以《郑风》多至21篇，且有多数“淫诗”保留？问题在于对“淫诗”的理解上。今以《郑风·溱洧》篇为例：《诗序》说：“刺乱也。兵革不息，男女相弃，淫风大行，莫之能救焉。”《毛诗正义》：“郑国…     

墨家的传《诗》版本与《诗》学观念——兼论战国《诗》学系统

《墨子》引《诗》与“汉代四家诗”各本相应篇章对校,有40%左右的语句差别、10%以上的字词差别,另外还有名称、章次、句次差别等,这说明在《墨子》成书与流传的战国时期,《诗三百》有多种版本在流传。墨家引《诗》,遵循着“以《诗》为史”和“以《诗》为训”的《诗》学观念,论《诗》时没有“以《诗》为教”的《诗》学观念;这与儒家解《诗》论《诗》时所奉行的“以《诗》为教”的《诗》学观念不同。由此可以看出,与儒家《诗》学观属于孔子开创的“诗教《诗》学系统”不同,墨家引《诗》解《诗》论《诗》所展现出的《诗》学观,应属于传统的“历史《诗》学系统”。     

论新诗革命的历史语境与非诗化特征

新诗革命分为“诗界革命”和“白话诗运动”两个阶段。“诗界革命”是新诗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起到了“先锋”作用。晚清诗坛进步与保守势力既对抗又和解的局势,决定了“诗界革命”的“改良”性质。这种文体改良方式,正是“白话诗运动”采取激进的文体革命方式的重要原因之一。“诗界革命”是重内容、轻形式的诗的风格的革命,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以语言改革和诗体改革为主要内容的诗的体裁革命。但是它改变了汉诗的功能,特别是“我手写我心”的提出,赋予了汉诗在内容上的创作自由,这必然引发诗体形式的选择和文体创造的自由,并标志着汉诗现代化的开始。     

《吕氏春秋》之论诗引诗与战国末期诗学的发展

成书于战国末年的《吕氏春秋》，于“诗三百”若干篇的作者和创作背景、于孔子师徒并惠施言诗，提供了难得的资料。书中引诗表明，在秦并六国之前一段时间，人们已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儒家“以诗为经”的观念，而各家学术思想正逐渐趋向合流。《吕氏春秋》引诗文字与汉人“四家诗”传本均有较多差异，而与战国其它文献引诗出入不大，很可能有相对稳定的“古本”作依据。作者对于逸诗的征引和推重，说明直到战国之末，儒家之三百篇传本依然未能在其它诸家习诗者那里被定于一尊。     

先秦儒家《诗》论之产生和发展

我国号称“诗的国度”,诗歌创作极其发达。在有文字记载的三千余年历史上,曾经产生诗经、楚辞、汉赋,汉乐府、魏晋六朝古诗、唐诗、宋词等一系列诗的高峰。从西周到两宋,诗一直雄霸文坛,下及清代,诗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都是不可忽略的。古代诗歌的发达,必然地带来发达的诗论(即诗歌的理论和批评)。诗论在古代文论中的重要地位,与诗在古代文坛上的重要地位是相互呼应的。从孔子论“诗三百”,到王国维的《人间     

从“缘事”到“缘情”——论“三曹”对《诗经》宴饮诗的发展

从《诗经》开始,宴饮诗在中国诗坛上就占有一席之地。宴饮诗的产生和发展,不仅是社会上君臣亲朋之间宴饮风气盛行的结果,而且与社会、历史、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宴饮诗在其发展历程中,于汉魏之际有一巨大的转折,即由“缘事”到“缘情”,这一转折,可以“三曹”的宴飨之作为代表。本文即探讨“三曹”对《诗经》宴饮诗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