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敦煌变文的原型意义

上世纪敦煌变文的发现,填补了中国俗文学史在唐、宋之间的断裂。现代学者多从文学发展的表层形式方面去构筑敦煌变文与后代俗文学的桥梁,然而在这场长达几个世纪的宗教普及潮流中,那些讲坛上下的僧俗诸众所建立起的心理契合关系、文化氛围以及传播接受形态,无疑成为后代俗文学孕育发达的酵母和土壤,这是不容忽视的文化现象。本文试图用原型批评的方法来重新审视敦煌变文这种特异文化现象,以求揭示它对宋后俗文学产生巨大影响的内在因由。     

论敦煌文学的内容及分类

论敦煌文学而不论先唐文学、不论敦煌文学中的传世文学,且以俗文学为主并兼及不少非文学作品是欠妥的。论敦煌文学不能脱离中国文学的大框架。敦煌文学的内容应包括敦煌先唐文学和见于敦煌的唐宋传世文学作品,要严格文学与非文学作品之辨。敦煌文学分类不应以俗文学为主,而应首先区分传统文学与俗文学两大类,各类再以文学形式分文、诗、赋、词、讲唱等类,此外,应注意唐宋主流文学与敦煌地方文学之别。     

入乎其内,出乎其外——项楚师的敦煌学研究

项楚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敦煌学家、文献学家、语言学家和文学史家.他的研究领域以敦煌学为核心,涵盖了文学、语言学、文献学和佛学等诸多方面,其中以对敦煌俗文学的研究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而享誉国际学坛.项先生在敦煌语言文学的研究方面取得的卓越成就主要表现在恢复文献真貌、诠释文献真意两个方面.他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学风,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文学研究与语言研究相结合的治学特点既是其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也给我们这些后来者相当多的启迪.     

中国百年学术缩影：百年敦煌文学研究及其反思

自1900年敦煌藏经洞发现以来,已有120余年的历史。敦煌文学百余年的发展,见证了中国百年学术的兴衰,成为中国百年学术的缩影。敦煌文学的每次飞跃性发展,几乎都离不开敦煌文学文体研究的推动。从1909年蒋斧《沙州文录》到1929年郑振铎《敦煌的俗文学》,再到1987年周绍良《敦煌文学刍议》,从早期敦煌佛曲到敦煌变文再到讲唱文学,“敦煌文学”的概念不断得到发展和确立,从模糊到逐步清晰。在百余年发展中,敦煌文学研究中的争议与分歧,有些逐步达成共识。而走出“就敦煌而说敦煌”的狭小天地,用开放的眼光开展多学科合作等学术理念,也逐步成为当下敦煌学界的共识。     

俗文学、满学与敦煌学家关德栋先生

关德栋先生是我国著名的俗文学、满学和敦煌学研究专家,在长达六十余年的学术生涯中,他的学术业绩,为我国俗文学、敦煌学和满学等学科的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关先生的俗文学研究工作在曲艺方面用力最多,发掘也最深。其俗文学研究的另一大批成果,则表现在资料的搜集和古籍文献资料的编纂方面。他在沈阳博物院从事的《满文老档》的翻译工作,是我国有计划地直接从满语原文翻译这部重要史料的开始;与此同时,他还先后进行了"满文档成语"的辑录工作。关德栋先生还是20世纪40年代国内研究敦煌文献的著名学者之一,也是我国为数不多的研究梵、巴文典籍的学者。     

敦煌文学刍议

敦煌遗书的发现,是我国和世界近代文化史上一件大事。由此诱导产生了“敦煌学”。1931年出版的《敦煌劫余录》,首载陈寅恪先生那篇有名的序文,其中有云:“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又说:“敦煌学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敦煌学”之称,一般认为即始于此。大致说来,敦煌遗书研究是敦煌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敦煌石窟和敦煌史地艺文、敦煌汉简等的研究,又分别成为敦煌学的其它组成部分。在敦煌学的研究中以汉文文献的研究开展最早,其中有关文学特别是俗文学的研究更居前列,因而又演化出“敦煌文学”、“敦煌俗文学”等概念。但对于这些概念的内     

项楚先生与川大敦煌学研究

川大的敦煌学研究,是由著名的敦煌学家、文献学家、语言学家和文学史家项楚先生开创的。项楚,1940年出生,浙江永嘉县人,四川大学杰出教授,“四川省社会科学杰出贡献专家”（2017）,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名誉所长,四川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院长,四川大学“985工程”文化遗产与文化互动创新基地首席科学家,四川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国家重点一级学科）、中国古代文学、汉语言文字学三个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先生熟读四部典籍,深谙佛教藏经,立足校勘考据,擅长融会贯通,以敦煌语言文学研究为核心,融文学、语言、历史、宗教为一体,形成了“致广大而尽精微”的治学范式,开创了中国语言文学、敦煌文学、俗文学、俗文化研究的新局面。先生在敦煌语言文学等领域焚膏继晷、殚精竭虑,以对敦煌俗文学的研究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而享誉国际学坛。     

裕固族民间文学的原型批评

本文运用"原型批评"的相关理论,探讨了裕固族民间文学的文体形式、宗教因素、时代特色、多民族文学因子等多方面的文学风貌,从而论证了裕固族民间文学不仅有中国古代操突厥语民族的文化遗传和少数民族文学的一般特征,而且伴随着本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其民间文学也有着浓郁的本民族文化特色和独特的文学风格。裕固族民间文学不仅是我国宝贵文学财富,而且对研究民族文化融合现象及中国俗文学的发展都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诗意栖居与对诗词歌赋的文类观照

赋是主要存在于中国文学中的特殊文体,它也少量地存在于汉字文化圈中的日本、韩国和越南诸国的文学之中。就文体习得的有效性而言,赋乃是掌握诗词歌赋等韵文之文类问题的关键。然而,独在中国文学创作场中一枝独秀的赋却是西方文学中的缺类,也是大多数东方各国文学中的缺类。在人类思维发展的层面上审视赋这一中国文学的独特的文体,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人思维方式的根本特征。在比较的视域中对诗词歌赋进行通盘考察,不仅有益于阐释中国文学的文类特征,并且有益于发挥中国的固有文学理论对世界文学以及世界文学理论的能动作用。     

论批评意识与批评文体

中国文论史上,批评意识历经三个发展阶段:泛文学意识阶段、纯文学意识阶段和独立的批评意识阶段.文论家在不同阶段批评意识的统照和主宰下,依据一定的理论,运用一定的方法选择文体来评判和观照文学现象,从而造成了文论史上批评文体多姿而繁复的体貌.     

报告文学:作为非虚构文体的文学魅力

报告文学并不存在叙事上的乱伦 ,这种文体对真实性或者说非虚构性的坚守 ,是其根性所在 ,是其“立文”之本 ,其名称中的“文学”二字 ,也并不等于虚构。“文学”本身理应包含有虚构与非虚构的因素 ,它在小说那里主要体现为以虚构为核心的文体建构方式 ,在报告文学中则不表现为虚构 ,而是除虚构之外 ,通过语言、结构、视角来实现其文体富于艺术性的建构方式。这种方式可以充分显示出其作为非虚构文体的文学魅力。而文学魅力的展现 ,主要有赖于其“跨文体性”的文体规范 ,这一特性是指其对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和影视等文学文体和非文学文体表现方式的兼容 ,以及在此基础上而形成的独具自身特色的艺术个性。这主要体现在叙述结构的变化、叙述语言的丰富与个性化以及对自身艺术表现局限的超越等方面。     

金代的"说话"艺术与话本小说的发展

"说话"艺术是宋代在唐五代说话、寺院俗讲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瓦舍伎艺,话本则系由说话而来的书面文学,属俗文学的范畴.金代文学延续了北宋以来的雅、俗文学二维结构,金代的"说话"艺术承北宋而来,作为讲唱文学构成金代俗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20世纪中国文学界之佛教文学研究

"佛教文学"是现代学者将各种零散偶然的并不一定有内在联系的文本整合而成的一种文学形态。这种考古式发掘、阐释与对话同20世纪中国文学的语境密切相关,在此语境中纵观"佛教文学"研究,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1)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的"佛典译介文学"研究;(2)20世纪初到50年代的"敦煌文学"和敦煌"俗文学"研究;(3)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的"印度文学"研究;(4)20世纪70年代至今的"佛教文学"研究。     

敦煌文学与唐代讲唱艺术

本文对敦煌文学资料及其所提出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总结性的讨论。首先对敦煌文学作品分类问题展开论述,指出传统分类的缺陷,明确了敦煌作品作为表演艺术之底本的本来性质,在否定传统三分法的基础上,提出了以讲经文、变文、话本、词文、俗赋、论议、曲子辞、诗歌为体裁样式的敦煌文学的概念体系。其次,以历史上的中西文化交流为背景,论述了敦煌文学各品种的文化渊源,认为唐代讲唱艺术是西方文化和中国本土文化相融合的果实。最后,论述了敦煌文学资料对于中国文学研究的意义,作者认为敦煌作品不仅向研究者提供了新的资料,而且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和新的思维。     

"大众化"与"经典化"--"红色经典"论之五

“红色经典”既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话语指称,更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一种文学经典化的历史遗产。在确认这种经典化文学遗产价值存在的合理性过程中,一个关键性的话语概念就是“大众化文体”。本文先将“大众化”作为一种“现代性”思想文化现象进行检视,继而从“大众化文体”与革命意识形态、“大众化文体”的“一体两面”的审美言说方式这两个论述层面,解析了“大众化文体”在“红色经典”中的审美构成功能和创作思维机制,并阐释了“红色经典”是如何通过“大众化文体”解读世界、建构意义。     

论元代文学的独特风貌

在中国历史上,元朝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时代,同时,元代文学也有迥然不同于其它时代文学的独特风貌。本文试对元代文学的独特风貌作一粗线条的描述。文体变革与俗文学的兴盛一代有一代之所胜,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唐诗宋词元曲”,元曲自有其历史地位。然而从文学体裁演变发展的角度来考察,元曲的地位似乎较之唐诗宋词更为重要。元以前的     

论文化转型语境中的文体革命及其艺术实践

新时期文学曾有过三次文体革命 ,从总体上看 ,它具有自由松动、多元融合、频繁多变的艺术特征。其中作为抒情类的诗歌、散文的文体革命起步早 ,兴衰起伏更迭较大 ;而作为叙事类的小说、戏剧的文体革命因切近世俗化社会 ,汇集了一大批锐意创新的文学精英 ,在相对稳定的实践中取得了更为显著的成就。本文围绕抒情和叙事两种文体革命这一论题 ,对近二十多年来文体现代性的现状及其艺术实践试作评述 ,以便从中寻找可资借鉴的创作资源。     

变文绝迹考

有唐一代通俗文学，最弓队注目者，莫过于变文。从敦煌遗书重见天日之时起，变文就引起了文学研究工作者们莫大的兴趣，综观大半个世纪以来敦煌文学的研究历程，专家学者们对有关变文的一些问题，诸如概念的界定、起源、类别、体制、思想内容、艺术特色及对后代的影响等，论述繁多，就中亦不乏真知灼见。然而，对于变文绝迹的问题却鲜有文章或专著提及。试想，变文一体既然在唐代曾经浩浩荡荡，蔚为大观，又为何会在突然之间便销声匿迹，不复流传？其原因自然非常复杂，因而值得深究之，其意义不仅在于敦煌文学研究方面，而且对于中国俗文学…     

应该给予传记文学独立的文学文体地位

本文提出了当代中国文学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传记文学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重要文体不受重视甚至被忽视的现象;并分析了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其独立文体地位没有得到承认;进而从中国传记文学的悠久历史、巨大成就、重大作用和影响等方面,论述了传记文学应该作为独立文体列入文学史中,在全国各项评奖中应增设传记文学奖项;并热切呼吁宣传、文化、文学主管部门、文学史家给传记文学以更多的重视,给传记文学以应有的地位,以促进传记文学的进一步发展。     

重视利用出土文献 推进古代文学研究

20世纪出土文献对中国文学研究的重大影响 ,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最直接也是影响最大的当然是一个大批佚失的文学作品的重新发现 ,使我们对中国文学的创作情况和中国文学发展历史有了更多的认识和了解 ,甚至改变了我们对文学史的看法。在这方面 ,最显著的例子就是敦煌文学文本的发现。敦煌文学文本包括诗歌、变文、话本小说、俗赋等 ,不但加深了我们对唐宋文学以至整个中国文学的认识 ,而且形成了中国文学研究中一个重要分支———敦煌文学。此外 ,马王堆帛书中 ,与文学关系至为密切的《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老子》甲乙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