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型社会政策及其在中国的建构

一、发展型社会政策的内涵 最早的社会政策定义源于1873年成立的德国社会政策学会,德国经济学家瓦格纳把社会政策定义为"运用立法和行政的手段,调节财产所得和劳动所得之间分配不均的问题"[1](P93).此后,随着产业革命的爆发,工业化的加速,福利国家、福利政策的提出,社会政策的内涵及外延发生了很大变化,形成了两种有代表性的定义.第一种是英、美学术界的定义,认为社会政策是政府为了直接满足公民的社会需求或福利而制定的政策,包括社会保障、健康、公共服务、住房政策、教育政策等.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马歇尔教授将社会政策界定为与政府有关的政策,这些政策涉及向公民提供服务或收入的行动,其核心由社会保险、公共救助、健康和福利、住房政策等构成.     

社会政策转向与中国家庭政策选择

家庭变迁和家庭问题的大量出现引起了社会政策的关注。社会政策经历了从注重在家庭之外对市场和社会的干预以弥补家庭功能,到投资人力资本、支持家庭、建立发展型家庭政策以增强家庭功能的转变。发展型家庭政策以预防家庭问题产生、帮助家庭行使责任,投资家庭、巩固家庭固有能力或"优势"为特征。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自然要以和谐家庭建设为基石,和谐家庭建设需要家庭政策支持。为此,我们应该摒弃视社会政策为被动应急、缺陷修补的做法,而应发挥其预防与发展功能,强化社会政策的"家庭视角",制定和完善家庭政策。     

新时代我国家庭视角的教育政策创新体系建构

促进家庭视角的教育政策改革,把支持家庭与增进家庭成员的幸福置于教育政策的重要地位,旨在发挥教育对于家庭人力资本优化的重要影响作用,不仅是国际社会家庭政策发展的共同趋势,也是保障我国家庭成员获得公平且有质量的教育,以及推进家长参与学校治理现代化改革的现实需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重视家庭建设并持续推进家庭取向的教育政策的改革。但以支持家庭并促进家庭发展能力为目标的教育政策的结构与内容体系还未完全建立。新时代推进我国家庭视角的教育政策体系的创新,重点是建立依照家庭生命历程发展主题需要的教育政策结构,完善涵盖保障、救助、服务与发展家庭的不同类型的教育政策的内容,并从指导服务、综合管理与跨学科研究等方面强化对家庭视角的教育政策创新体系的保障。     

社会政策中的家庭

家庭在社会政策中的地位和角色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作为政策背景,二是作为政策目标。家庭作为社会政策的背景有两层含义:一是政策制定以现实的家庭模式为前提和基础,二是政策实施以现实的家庭模式为环境和条件。为了社会政策实施顺利需要保持家庭模式稳定,于是家庭从社会政策背景发展到社会政策目标,这一逻辑清晰地揭示出家庭政策的性质。家庭政策的职能和任务不在于构建理想的家庭模式,而是促进各领域的社会政策更好地适应家庭变化,一方面减轻家庭变迁对社会政策实施的不利影响,提高社会政策的成效,另一方面使社会政策更契合变化中的家庭的特点,更好地发挥家庭功能。我国家庭政策既肩负着改造社会政策模式、促进社会政策合理性和有效性的使命,也肩负着提高家庭发展能力、增强家庭功能的使命。     

“和谐社会”处境下和谐家庭建设与中国特色家庭福利政策框架

家庭是社会生活和社会福利制度最重要的社会单元。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家庭的结构功能与地位角色发生重大结构转变,传统的家庭问题演变为当前的问题家庭。笔者参考发达国家家庭福利制度模式,首次提出中国特色家庭福利政策框架,指明家庭福利服务体系建设目标、原则和制度化途径,提出家庭福利体系建设战略构想与若干政策建议。     

福利多元主义视角下失独家庭社会政策建构

失独家庭作为特殊弱势群体,遭遇养老保障、医疗服务、精神慰藉、社会交往等困境。福利多元主义作为一种新兴的政策理论范式,它主张社会福利来源的多元化,福利是全社会的产物,应由国家、市场、社区和民间社会共同合作提供。本文运用福利多元主义视角,尝试建构了失独家庭保障政策。我们认为应将国家作为主导责任主体,市场作为有效的补充,重视家庭和社区的福利供给功能、发挥社会组织的独特优势。     

面向家庭的照料社会政策建构:范式、因应与路径

社会政策研究经历了由"补缺型特征"向"发展型趋势"的范式转向,家庭由此从"边缘"走向了社会政策的"中心",并与内外部环境产生积极互动。以家庭为切入点和着力点的社会政策为社会化的照料活动提供了重要启示,由此形成了满足社会照料需求、提升照料供给主体能力的照料社会政策。由于制度的长期缺位以及家庭功能的弱化,我国出现了老龄化与老年照料需求增加、儿童照料赤字与生育率降低、女性工作—家庭难以平衡、家庭形态变迁与照料功能式微等对照料社会政策的现实需求表征。家庭本位的照料社会政策的建构遵循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社会政策范式转型、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以及家庭发展能力提升的理论逻辑。客观审视当前中国家庭的变迁以及社会政策的演变特征,迫切需要将家庭作为照料社会政策的客体,在此基础上,构建一种多主体、全方位、多渠道的行动路径,以培育家庭形成内生化的风险抵御机制。     

中国家庭政策研究：回顾与相关问题探讨

近30年来中国家庭政策研究经历了三个相对明显的发展阶段,基本特征是以内容与类型研究为主,概念界定、政策定位、影响因素及介入视角研究为辅.面临的问题是概念模糊、对国家政策与政府决策过度依赖、基本价值理念缺乏、视角研究不足及核心问题研究难.为此,在家庭政策研究中应明确概念,拓展研究动力源,在政策中纳入家庭理念,将政府对家庭的责任边界作为分析政策的工具,以家庭发展能力的提升为目标.     

“家庭为本”的留守儿童社会服务政策理念与设计

留守儿童是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在当前农村社区中具有普遍性。留守儿童的生理、心理、社会交往等方面都会产生一些问题,甚至其基本的生命安全都难以保障。留守儿童家庭结构的失衡和家庭功能的弱化,是导致留守儿童问题的主要原因,因此,对留守儿童的社会服务,应以家庭为本,将留守家庭作为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着眼点来构建社会服务体系。     

社会交换视角下的家庭亲善政策

社会交换是社会学的重要研究视域,拥有较完善和成熟的理论体系。家庭亲善政策是组织帮助员工更好地满足工作和家庭两方面的角色需求所采用的管理策略,它以照料支持、弹性支持和假期支持三种方式体现组织关怀员工,员工以更高的绩效、更高的组织认同和更高的敬业度来回报组织,践行了社会交换理论的两条理论路径。     

中国流动人口家庭的迁移序列及其政策涵义

近年来,中国人口流动的家庭化趋势越来越显著。如何在社会政策和公共服务层面回应这一新的变化,不仅事关2.5亿流动人口的福祉,也直接决定了城镇化进程中各项改革的成败。基于2013年中国流动人口监测数据,研究探讨了流动人口家庭迁移的主要模式、迁移序列、迁移轨迹和主要特点,发现完整家庭式流动已经成为我国核心家庭流动的主导模式;在无法实现完整家庭式流动的前提下,家庭迁移呈现出先夫妻、后子女的序列;流动人口迁移的家庭化程度受到迁移距离和迁入地生活成本的影响等特征。人口流动的家庭化不仅直接关系到流动人口的家庭生活和家庭福利,同时也对我国城镇化进程和质量产生重要影响。因此,亟需构建家庭友好型的社会政策环境,以促进发展的共享与新型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发展型社会政策对我国社会政策建设的启示

文章在梳理了有关西方发展型社会政策的理论观点及政策实践后,认为发展型社会政策的理论与实践为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并对重构新的社会发展政策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     

社会政策中的"家庭"概念——以上海市世博大礼包政策为例

近年来,家庭政策作为社会政策的一种,正在逐渐受到重视,但社会政策中的家庭概念却非常模糊,以至于在政策执行中遇到困难和有失公平.本研究反思中国的"家庭"定义在理论与实践层面的脱离,以世博大礼包这一政策为个案,通过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力图描绘世博大礼包这一政策从政策制定到执行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有关家庭、家庭户的讨论和争议,展示在社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家庭概念的不稳定与冲突,尤其是居住、户口与家庭认同三者之间的矛盾.在此基础上,分析家庭政策中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可能操作方案.     

当代中国家庭的变迁与政策

[主持人寄语]家庭是人类社会最基础、最精巧的组织结构。它把人类的自然基因与社会基因巧妙地组合在一起,成为人口再生产和物质生活再生产的基本单元,情感生活和文化传承的维系纽带,甚至是国家政治和社会的基础架构。然而,在现代化大潮的冲击下,家庭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甚至是全方位、革命性的变     

对完善中国家庭照料支持政策的思考与建议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了将"老年家庭建设"作为"十二五"期间老龄事业的主要任务之一,并强调了要完善家庭养老支持政策。本文认为家庭照料支持政策是家庭养老支持政策的重要内容,并从宏观背景、理论实证基础、国外经验等方面具体分析了完善我国家庭照料支持政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     

家庭为中心的迁移及提高迁移者家庭福利的政策分析

新世纪以来,家庭化迁移成为中国人口流动的主要态势。有关研究的关注点需要从重视劳动力迁移为主过渡到以家庭为中心的迁移研究。迁移者的家庭生活和迁移过程形成紧密的互动:一方面,迁移是内嵌于家庭体系和家庭过程之中的,"家庭理性"是迁移决策和迁移行为的重要决定机制;另一方面,迁移过程作用于家庭,可能造成家庭分离的增加,迁移作为生命事件也会影响家庭生命周期和家庭发展过程,从而对家庭成员的福利和发展产生影响。当前的社会政策多是基于劳动力迁移做出的,家庭迁移实际上很少进入相关政策制定者的视野。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相关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制度建设时,要完善"家庭友好"的迁移政策,同时要注重迁移者家庭整体福利、家庭发展能力和应对风险能力的提升。     

实施与完善家庭服务政策

家庭服务,从广义来说,指与家庭成员生活有关的事项;从狭义来讲,主要是指政府为缺乏独立生活能力、需要依赖他人的家庭老人、儿童、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所提供的日常生活看护、照料、护理、康复及教育.无论广义还是狭义,家庭服务都是社会福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国家继国民经济保障之后,必然着眼、着力的内容.     

基于唐朝给侍制度的家庭养老支持政策思考

家庭养老特别是家庭对老年人生活照料的功能值得高度关注.唐朝给特定老年人配备年轻人以照料其生活的给侍制度,有政治目的鲜明、保障范围广泛、责任主体明确等特点.从社会政策视角观照,它是唐朝政府对家庭养老提供政策支持的制度设计,是中国古代社会政策实践的典范,是政府对家庭福利的积极干预,是中国古代的发展型家庭政策.立足于家庭养老,本着“弥补家庭功能的不足”大力发展社会化养老,应该是当今中国养老制度建设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给侍制度对我们今天应如何给家庭养老提供政策支持仍然有许多有益的启示.     

农民工家庭福利功能变迁与家庭政策重构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家庭拥有重要的福利功能。但随着社会流动的加速,农民工的家庭福利功能却呈现出了萎缩化、转移化和市场化的衰退趋势,需要国家社会政策的积极干预。通过引入一个社会政策介入家庭福利的理论框架,发现当前我国农民工社会政策的干预行动总体上属于隐性家庭主义福利模式。农民工家庭政策的重构应秉持显性家庭主义的福利理念,助力家庭福利功能的培育,提升家庭履行福利责任的能力,支持家庭、强化家庭在社会成员福利供给中的作用,而非盲目地替代和承接其家庭福利功能。     

转型期中国的家庭变迁与家庭政策重构——基于上海的观察与反思

转型期的中国在家庭结构、家庭资源和家庭关系等方面经历了急遽变迁.文章以上海为例剖析了其在家庭,家庭政策的理念、对象、主体和过程等方面的变迁,剖析了中国家庭政策在快速的社会转型背景下所经历的转型与挑战.整体上,上海家庭政策相对改革开放前表现出一定的进展,但面临的挑战也更为艰巨.它所衍生的政策意涵是,中国亟须在新的社会形势下重新认定家庭的价值,尊重家庭的多样性,并在以家庭为中心的生态视角下重构可持续发展的家庭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