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诗学与儒家文化传统

中国现代诗学与儒家文化传统之间存在着深刻的渊源关系。中国现代诗学关注现实。关爱民众的生存状态;中国现代诗学追求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诗品与人品的统一、“小我”与“大我”的统一;中国现代诗学还注重诗歌的社会效果,主张诗人培养伟大健全的理想人格。中国现代诗学的上述品格,是在反传统的旗帜下对儒家文化的入世情怀、中庸的文化立场、圆满至善的人生境界等思想的承续。     

现代诗学的两个课题

对于中国而言,二十世纪是文化转型的世纪。几千年来存在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当中的架构日益消解,新“型”文化日益浮出水面。作为中国文化与文学在上个世纪中现代转型的急先锋,新诗在“转型”上的文化价值已是公论。然而这一价值绝     

意象与中国现代诗学

面对中国现代诗学这一项未完成的工程,意象在中国现代诗歌中具有基础性和本体性的定位,因而对于中国现代诗学的建设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也就成为我们考量中国现代新诗的一个绝对标杆和命题。问题是为何在中国现代诗学的发展历程中,意象是中国现代诗学建构的一个制高点？又该如何清理和厘定意象的含义,如何规范意象诗学系统？进而在意象的规范系统基础上,本文以意象为基座,在“人道”、“现代汉语”和“意象”三个层面上综合重构出中国现代诗学,熔铸出中国现代意象诗学之基本框架,以完善中国现代诗学工程。     

现代诗学创建的人文品格——评潘颂德《中国现代新诗理论批评史》

<中国现代新诗理论批评史>在现代诗学理论的建设上具有筚路蓝缕的意义,比较出色地完成了一门现代新诗学科体系的建立,反映了中国新诗理论批评研究的最新状态.潘颂德把中国现代诗学看成是一个多元并存的互补格局,以缜密的求实态度与开阔的当代视野,对各种类型和倾向的诗学观进行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考察,在横向深入、纵向发展的交叉网络中,客观地展示了现代诗学的整体发展趋势,形成了现代诗学批评史的构架.     

论中国现代新诗韵律的诗学探索

韵律是中国现代诗形式的重要质素,对现代诗韵律的探索,诗学界主要有四种观点:一是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然音节论,二是以新月派诗人为代表的诗应有音乐美的主张,三是以梁宗岱等人为代表的“纯诗”理论的音乐本体观,四是以戴望舒、艾青为代表的无韵自由体主张。在现代新诗的韵律观念的发展上存在着一种新诗歌谣化的趋势,而戴望舒和艾青对无韵体的倡扬其实是对中国现代新诗自由精神的坚守。     

纠偏与制衡:1940年代中国现代诗学的自觉追求

1940年代是中国现代诗学成熟的年代,其主要标志是各种诗学呈现出文化融合的趋势,即朝着一切可能融合的方向发展.独创性寓于变化之中,每一种独特的个性都可以创造出一种独特的融合来.这一时期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就不像以往那样泾渭分明,老死不相往来.正因为如此,才有这种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可能.也就是说,有了自己与其他诗学的参照,才能更明晰自己的不足和缺陷."纠偏"与"制衡"便成为这一时期现代诗学的共同主题.纠偏实际上是对本诗歌思潮内部出现的问题进行纠正.制衡主要是针对其他诗歌思潮的弊端进行反拨和约束,它往往是以论争的形式出现.实践证明:只有通过对内对外的纠偏与制衡,才能促进诗歌文化的融合与繁荣.     

"自我"、"纯诗"与"人生":发生学意义上的中国现代诗学本质观的三个视点

在现代中国文化裂变的大背景下,"自我"的确立可以说直接影响到中国现代自我表现诗学本质观的确立,而"自我"的演变也直接影响到自我表现诗学本质观的演变."纯诗"论的产生,一方面导源于中国古典诗歌传统,另一方面是受到了世界诗歌潮流的冲击和影响."人生"论诗学本质观的产生,则一方面是导源于社会现实的急迫需要,另一方面是中国传统文化、文学和西方文化、文学相互激荡和衍生的结果.无论"自我"论、"纯诗"论或"人生"论,它们都有现代中国自己的个性和特点.     

论现代诗学中十四行体式的理论建构

对十四行的移植与借鉴,中国现代诗学界一向有三种态度:一种是怀疑论。第二种是否定论,而大多数人持的是赞成的态度。赞成的理由有三:一是认为十四行体最适宜于表达盘旋的情绪,二是认为十四行诗是最适宜于表达沉思的诗体,三是认为十四行体与中国旧体诗的格律有相通之处,因而容易为中国诗人所接受。现代诗学十四行诗理论的核心话题就是十四行诗的中国化,汉语本位,乃是现代中国诗学关于十四行体中国化问题的基本思路。     

从跨文化角度看台湾现代诗的语言策略

西方现代艺术对语言本体化、自由化的确认使现代诗歌创作第一次获得了独立的地位而不必再附庸于自然的外观和规律。这对中国新诗的创作和研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中国新诗创作过分强调语言秩序与现实外观的吻合 ,始终没有脱离语言的逻辑性和经验的明彻性。台湾五六十年代的现代诗人是中国新文学创作中第一批自觉地探索语言的非逻辑形式、意象指涉的丰富性、审美诗境与客观实境之区别的开拓者。他们的诗歌创作从“超现实主义”出发创造一个不受自然律拘禁的“精神世界” ,使中国新诗产生了超越前人创作的审美冲击力。在理论上对“可解”与“可感”的区分表明台湾现代诗人已真正获得了现代意识 ;在创作中以“语境”印证“实境”则帮助我们更深切地认识现实的真理。台湾现代诗人较之前辈新诗人更重视诗歌的美学性 ,这是中国新诗观念发展成熟的体现     

现代诗学的两个前沿问题

中国现代诗学面临两大前沿问题实现“精神大解放”以后的诗歌精神重建和实现“诗体大解放”以后的诗体重建。当前诗歌精神重建的中心,是对于诗歌与社会、时代关系的科学性把握。提升自由诗、完善现代格律诗、增多诗体是诗体重建的三个美学使命。两个前沿问题关系到新诗的兴衰,甚至关系到新诗的生死存亡,现代诗学界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诗的格律》:中国现代诗学的双重意义

在1926年4月创刊的《晨报副刊.诗镌》上,闻一多著名的论文《诗的格律》的发表是中国诗学界非常重要的,标志性的理论事件。《诗的格律》的发表在中国诗学界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闻一多从理论和创作两个角度将新诗从爆破推向建设,为新诗开辟第二纪元;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从此时起,一种被称为“诗体解放与诗体变革”、“自由与格律消长”的中国诗学理论的主要格局,悄然成为注定的理论模式出现,它深远地影响和牵扯了中国现代诗学大部分的视线和精力,深刻地左右和制约着中国现代诗学建立的思维路径、创作的走向以及理论的品质。     

现代诗学视野中的《红高粱》

《红高粱》是用现代诗学的笔法书写生命的赞歌。叙事视角转换挥洒自如,纵横驰骋;运用象征手法,物我合一,诗化生命;作者感觉敏锐纤细、自由灵动。整个作品意蕴深刻,风格隽永,耐人寻味。     

中国现代新诗理论批评的历史经验

中国现代新诗理论批评从诞生起 ,自始至终存在着两对最基本的矛盾 :一是西方现代诗学与中国传统诗学的矛盾 ,二是坚持启蒙救亡与坚持诗歌本体的矛盾。针对第一对矛盾 ,袁可嘉、唐等“九叶”派诗论家继承“五四”以来周作人、梁宗岱、朱自清、穆木天、闻一多、朱光潜等前辈新诗理论批评家融汇中西诗学的理论成果 ,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诗学 ;针对第二矛盾 ,胡适、象征派、现代派、七月诗派等诗论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在此基础上 ,九叶诗派提出了“在现实和艺术之间求得平衡”的主张。中国现代新诗理论批评正是在不断地寻求妥善解决这两对基本矛盾的实践过程中 ,逐步萌芽、滋长、发展、丰富、深化的     

中国现代诗学美学基点论——建构历程的检讨与中西诗学内在美学架构

从《尚书》到《人间词话》 ,中国诗歌理论经历了上千年历史淘洗 ;新诗在中西两种不同诗歌理念的冲撞与交融中也差不多走过了一个世纪。面对中西这样两套极为丰富的文化系统 ,中国新诗非但没有建立起应有的理论秩序和准则 ,甚至对所发生过的诗歌现象也没有做出系统的、具有说服力的总结 ,致使中国新诗(理论与创作 )一直游离在两栖边缘的缝隙里 ,没有自身的基点与坐标。中国现代诗学必须在中西文化交流冲撞的激流中确立并建构其价值体系 ,这是自五四以来新诗理论界共同达成的文化理念。流行已久的“嫁接论”和“移植论”这两种建构论观点均有缺陷。基于西方当代文学思想的复杂性和国内目前诗学的研究现状 ,不妨从本体论角度找出中西两种异质文化的共同点     

论中国现代诗学对契合论的接受

"契合"是象征主义的重要范畴,有诗艺、审美方式和超验本体三层含义,分别诉诸人的内部感官之间、精神世界与外在自然界、此在与超验世界的交感应和.中国现代诗学立足于自己的审美语境,并受到本土文化传统或隐或显的牵制和影响,主要从修辞技巧和审美方式来接受西方象征主义契合论,逐渐剥离原本复杂多元的含义而演变为具体、明晰的诗艺论和通感说.     

探寻中国现代诗学的现代性建构——评谭桂林《本土语境与西方资源》

中国现代诗学是一种与中国古代诗学具有断裂关系的话语,它以白话自由体诗作为主要阐述对象,以理论性的抽象概括为其表述方式.突破了传统诗学在表达方式与思维上的局限性.是与世界文学接轨的一种诗学体系.它使中国诗学真正完整地实现了内涵与形式的现代性转变.     

浅论袁可嘉对中国现代诗学体系的建构

袁可嘉借鉴西方现代派诗学理论,用"包含的诗"修正象征主义纯诗疏离现实的倾向,拓展了新诗的表现内容;他对人生经验与诗经验的关系、艺术的象征性、诗歌的玄学性等的论述,纠正了新诗大众化后偏离诗的本体发展的倾向.综合两股诗潮之后,他构建了一种"中国式"的现代诗学体系,即现代诗歌是现实、象征、玄学的新的综合传统.     

高兰先生朗诵诗与教学研究及其人格精神

高兰先生是著名的朗诵诗人和现代文学史家。在抗日战争中,他的朗诵诗号召人们起来保卫国土,赶走侵略者,起了巨大的鼓舞作用,因而他被人们尊称为"钢铁的喉咙",是抗战诗歌史上的代表性诗人。他的名作《哭亡女苏菲》是其代表作。他对朗诵诗和如何进行诗朗诵,具有系统完备的理论。他所推动的诗朗诵运动被茅盾先生称为诗歌的再解放运动。此外,他在李后主研究和现代诗歌的研究与教学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一生追求进步,向往光明,百折不挠,始终不渝,展示了独特的人格魅力。     

俄苏诗歌与中国现代诗的成熟

自“五四”以降 ,中国现代诗的发展已有 80年的历史 ,它由最初的草创、流变、繁荣、沉寂 ,甚至倒退和复苏 ,到 2 0世纪的 90年代 ,已基本走入了自己的成熟期。在这 80年间 ,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总结 ,现代诗对俄苏诗歌的吸收与扬弃便是我们需要重新审视的一个重要部分。从新中国建立以后现代诗与俄苏诗歌之间“一边倒”、全盘接受等倾向的产生和分析中可以看出 ,现代诗的成熟与诗人们成熟地对待外来影响是同步形成的 ,而以一个开放的姿态吸纳世界文学的营养 ,将为我们的文学带来新的前景     

中国现代诗的“飞地”--被遗忘的香港《红豆》现代诗群

1933—1936年,香港的《红豆》汇集了一个港粤现代诗群,这个诗群既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又与20世纪30年代内地现代诗运动有密切联系,其中包括为数不少的知名诗人。可惜的是,《红豆》杂志一直隐而不现,未曾引起国内诗歌研究界的注意。